Debbie齐姜 @[email protected]

国务院又来了一个新“国九条”，看了一下，空大无物雷霆口号。爹式政府配巨婴市场。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1173958.html

这也太不要脸了https://mp.weixin.qq.com/s/NNbpfbDS8jxvFp9gh5QqGA

耶伦说的通过“推升需求”：提高家庭收入，提高他们（普通人）的退休保障、负担子女教育的能力等。这是非常浅显易懂的话，没什么可高深的。正因为“需求”是关于“预期”的，而预期是对风险最敏感的。推升需求，很简单，就要降低风险。

而过去的几年是大家普遍经历风险，“去财富”的几年。所谓“富裕”，不是富贵险中求撑死胆儿大的，上了赌桌抹一把，明天一个意外可能底裤赔光（这是目前社会财富获取的常态，也反过来塑造了很多人的心态）。“富裕”是提供一个自由平明和公正之间三者矛盾但基本均衡的反馈系统，努努力，跳起来可以尝试够到书树上的果实但不至于摔个粉身碎骨。一次考试不会毁掉一生、怀孕了不至于失业，失业了不至于把人逼到自杀的保证，这是大家肯花钱不至于发疯的心理基础：公民性的社会福利与一系列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发展转换成普通人实际可消费财富的存在。

然而就是这一点戳中了痛处。因为重商主义外向型经济才有利于权力和利益的集中与控制，而消费型的社会权力更分散和均衡且受到约束。所以有种特别诡谲的现象，老太太反而像是认真提倡共同富裕和内循环的党员。而真正喊此口号的人仍然在各种意义上绝望地维持外向型经济。What overcapacity? China says its industries are simply more competitive. 这是路透社对商务部反对产能过剩的总结，确实也是中国目前的态度：且不说你的解决方式好不好，我就根本不承认有问题，你眼中的问题，是“我”的优势。

相比之下，简中语境“共同富裕”反而是低效的国有经济对私有领域快速增长的一种倾轧和盘剥，前者有着极度的融资宽松却同时带有极度低效浪费的特点而显得“较为贫穷”，而中国的私营经济在一个畸形但是尚存空间的大市场搞内卷，不论是在义务服装小商品还是电动汽车上都支撑起了外向型经济的出口。简中共同富裕的概念盗用，反而，以一种非常讽刺的方式，有利于前者盗取后者的成果。看B站小将挂路灯弹幕、随便出租车司机聊聊天，行业打击顶着“共同富裕”的名号已经非常深入人心得到支持了。共同富裕，表面看似是先富带后富的财富重置，但实际上是低风险阶级（特权）对私营市场的一次不满和打击。穷人站在红色特权的队伍里臭骂白手套资本家。

耶伦说的是最简单的道理，但“笔杆子”这么多年养蛊的成功反让她说的话没有什么意义了。耶伦叫不醒做着帝王梦的普通人，指点江山帝王将相的思维模式注定了某种命运。

去年末有篇关于转融通争议的文章，文章对该金融交易的规则有“是监管的好心被市场当成驴肝肺”一说，文章其他部分都非常专业和深度，唯独这一句评价在我脑海中萦绕不去。坦诚讲，这种好心当成驴肝肺的理解非常黑色幽默。尤其是在通篇干货和严肃讨论中，这一句话反差强烈，它究竟在皮里阳秋什么？

作为一个不炒股的人，A股的段子很多。有些热闹我看得很开心。这一文章是在回答当时我的疑问，以及对很多所谓不合理的解释。做功课的时候已经发现了相关的争议如此激烈，以至于写完也觉得哈哈哈可真刺激。如今中国最主流的制度经济学学者正在用儒学解释中国经济的成功和特别之处，讲好中国故事。果然，今天一大早发表一开评论，第一条就是对这篇文章“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批评。不过，只要“做空”在市场中还是一个具有道德色彩的词汇，还停留在需要科普做空对市场的作用和必要时……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40322-opinion-china-stock-market-analysis

我大学期间曾经对一个主修考古辅修艺术的同学颇有好感，当时觉得ta有很多很“特别”的想法。工作很多年后一次同学聚会，才得知他的工作，是给中纪委当摄影师，专门拍摄贪官表达悔意的那些纪录片。席间吃饭，一个其实已经拿到MBA的同学抱怨哪怕如此商业的活动还是要准备政治这一科目，某些八股文必须背诵。他当场流畅纠正一些细节错误。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上学时我看才华横溢的同侪，也总觉得未来他们能够流光溢彩。尤其是那时候组织一些校活动，见识过一些人的充沛的精力，丰富的想象力和那种活力。以至于那几年，也给我一种持续的兴奋，总觉得“啊未来是不是我会在报纸上读到ta的名字”。但毕业后发现几百人的学院前几名的同学选择留校保安部，当然有编制、户口、众多福利，情有可原。人到中年，偶然朋友圈发现当年的其他蛮优秀的同学之类的已经成为局里局气的科长。我对他们的个人选择倒是充分尊重？但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社会。想到我以前住处楼下阿姨踩缝纫机给人修裤腿挣的钱交税要养他们，行吧。

新的保守国家秘密法是几个意思？

这是一个更充分的版本，讨论了异地报道的问题：

https://matters.town/@debbie_hou/474952-%E5%85%B3%E4%BA%8E-%E8%BF%99%E4%B8%80%E5%B9%B4%E8%BF%98%E5%A5%BD%E5%90%97-%E4%BB%A5%E5%8F%8A%E4%BD%9C%E8%80%85%E7%9A%84%E5%9B%9E%E5%A4%8D-bafybeifio2oexmsoiqtvakhv7d32ho6vymuirmovdh7tc5w5jtpftz7bpy?utm_source=share_native

有个海外中文网络媒体前几天有篇关于去年秋天的事儿的稿子，我昨天才看到。刚一点开看开头就心惊胆战，写到了我的好友，实名，他们现在的个人处境等等。后来我另一位朋友给我转来了中国数字时代上，作者本人的回应，看完之后觉得很失望。

明确受访者全都匿名，但是被受访人提及到的其他人，间接的，反而实名。这里作者给出的理由“各大媒体关注被捕者处境时已经广为提及”为由。（稍微逻辑滑坡一下，就是，且不论对错，别人这么做，我也可以做的意思）。各大媒体是谁？外媒？中文媒体？他们转载引用其他媒体的源头是谁？如果要援引别的媒体，就老老实实写信息源，引自某某媒体。文章没有这样写。文章很多呈现，看上去是采访所得，后来等到引起质疑，又说各大媒体都写了，所以是公共信息……这里，不规范，不专业。“宽泛的、易于获取的”信息，是非常主观的判断。既然从法律界人士比较容易获取相关信息，以后还是不要省事，援引法律界的意见吧。

另外，她不知道的事实是，在上一波媒体关注里，几乎处于事件中心的一位朋友，亲口给我痛苦地抱怨了“各大媒体”公开他们的信息给他们带来的诸多麻烦，和延伸的后续。公开媒体的信息里就有很多扭曲和失实，而这些扭曲对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也有很多不好的影响，我当时唏嘘了很久。

那篇文章在对采访人的选择上就有“选择性偏差”。采了，也没有采深入；采了，但也没有全采。作者本人讲了“聊天”，和她对记者消息打探的态度，这一点最有问题，也是伦理失范教科书式的典例：她以为她不发出采访申请，是在保护大家，于是她只是“聊天”。于是大家不设防地和她聊天，却发现很多信息最终被呈现在文章里，有如今的反应，再正常不过（哪怕她是从别的渠道得到信息，聊天也验证了这样的信息，也是有contribution的）。可以料想的是，她如果发出正式的采访申请，被访人一定会处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有限制的提供信息或者拒绝。记者做采访，吃闭门羹是常见的事。为了不被拒绝，一开始就不申请正式采访的情况，也常常发生，也是常用手段。可是这样操作常用于什么选题？什么样的报道对象？什么样的取向？往往是负面的、调查性的、批评性的语境。这样做之后的风险是什么？

这个事件的核心当事人远远不止向作者表达对文章认可的三个人。其他当事人发出采访请求了吗？这些采访的选择是怎么考虑的？其实随便去北京的现场就可以看到，文章开头那张照片，不二酒馆都已经“不在了"。尤其是她回应中提到了ABC，DEF，两个对文中截然不同的反应，还察觉不到自己文章的失公失允，反而固执地觉得后者“把人想坏”(这也是非常主观的判断）。

从结果上来看，文章的呈现有显然的幸存者偏差。一年后，那些能出国的都很幸运。行文里反而能看出来是处罚较轻的一群人，现在当然也愿意分享出来一年后的经历和处境。他们是大多数吗？如果是，为什么？可是处境更糟糕的很多人，至今还无法正常生活的，文章的呈现很有限。另外，听说作者身在海外，但是很多人还在国内，被迫呆在在原籍，作者对他们谈论”如何应对恐惧“，真让人难以接受。

作者的回应里，她总觉得对这些弱化的处理是在保护，实际上这种没有任何信息增量的、没有实质性突破的、但是又提及了一两句的报道，提了真的不如不提。直接伤害是给人家的生活造成了麻烦，然而作为记录事实的意义却因为那一层“保护”和弱化的处理，显得很鸡肋。

这就是采访的不公正，也是书写的不公正。作者在文末还放出一位正式被访人对文章的认同……无语。当然这一位会认同了！可是作者不应该反思为什么那么多人反对呢？

文章列出的其他各项，哪怕在极其富有争议的伦理选择时，作者也说“这一点可以讨论，但作者认为没有标准答案”……言外之意是：“在两难中我选择了有利于我的一种做法。”

实际上运动本就很复杂，去年上街的人有多少随机性、有多少人带着不同的诉求，以及对运动本身就有特别不同的看法。文章呈现了一些，但单一线性的描述“和为叙事需要”的铺垫反而简化了整个事件的同时，挟持了其他的声音。事实也是，队伍里很多人真的只是反对疫情政策但是不反对其他议题，甚至本身反对其他政治意见的口号。我就知道队伍中本来有更激进的声音，但其他人立刻反对，说这种声音会牵连其他人，我们今天就只是反对核酸，要求正常生活。能正常经济发展，五百年皇上又如何。这种声音，有人写吗？这种心声不讨好吧？

正是这样敏感的、复杂的、关乎公众利益的选题，才应该谨慎更谨慎，才应该权衡更权衡。才应该尽可能地囊括不同的声音，而不是作者提前预设的某一个单一立场。这一年里有其他很好的文章，实际上做到了平衡作者本人回应中的那些“可以讨论”的争议点：不但在信息源的保护和披露信息之间取得绝佳的平衡，也对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媒体不一定喜欢的意见也有所呈现。但是这一篇，且不论作者徒有怎样的出发点，笔下却没有这样的工作能力；出现了这么大的争议，却不能反思。还说”我们是面对共同的敌人“。没有人指责人们的不幸经历是媒体造成的，可是，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本来就处于弱势的抗争者就经不起猪队友坑啊。每一次这样的新闻操作事件都在伤害被访人对媒体的信任度，作为专业的、谦虚的记者，应该会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吧。

另外，文章不仅仅是作者的，也是编辑的工作。作者列出了就这个事件的好几篇报道，然后也说过曾经面临过来自要撤稿的要求。敏感事件的记录和书写，不是非黑即白的，”写或者不写“，或者”写或者模糊地写”，放在哪里写，什么时候写。一些题，切入的角度、呈现的形式，都有很多技术上可以平衡，解决的问题。有的文章，急发不如不发。

更不能接受的是，很多争议应该就事论事的讲文章、讲新闻操作、和文章带来的负面影响本身。一群抱团的人开始讲作者的性格品质之前的阅历等等，为她背书。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并没有让观感变得更好。对于写作，每一篇都是从0开始。之前写过好的，不保证之后每一篇都写好。不愿反思是最大的傲慢。

端午节前我狠狠病了一次，严重的flu，加上让我疼到没法走路的胃酸反流（我怀疑是胃炎但是没有做胃镜）。结果上一次吐槽的男同事（见我上两条帖子）给我带了一袋很好的小米，说早上熬着喝对胃比较好，最好坚持一段时间。

他的善意让我觉得、复杂、艰难以及更加挑战。就是这些小小的细节处，我觉得我无法把他当做一个纯粹的假象敌（像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断章取义地截取某个人的片段），但同时也无法处理这些善意的举动。更不要谈及我们在工作中处处需要合作沟通，而我们做的事情需要大量的信任和配合。

我想我要习得在隔阂中相处。好难啊。

我在新加坡常常有种孤立感，我有些耻于坦诚说，我不喜欢我预见的大多数人。虽然，他们都很善意地对待了我，但是我不喜欢他们的价值观。以前我对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这样的芥蒂。接触越多，这种错位就给我带来越多的难受。

一个比我稍微年长一点的豪门家庭主妇姐姐平日里关心我，带我吃饭聊天，甚至过年送我裙子，但是也剖心剖腹地劝我结婚嫁人，找个有钱人！我理解她的经验塑造了她对我说的话语，人情世故也教会我，至少不要在她面前太激烈地挥舞我自己的价值。

可是当我把这样的苦恼倾诉给同龄人，我才发现她们也不见得认同我。尽管她们在信仰、国族的问题上更挣扎一下，但也正因为前两者的原因，她们正是想要找到一个本地男朋友的状态中，视之为救命稻草。当我谈及我工作的苦恼和困难，比如我无法走出去年的愤懑，她们劝我找个本地的男朋友。

这种孤立感不仅仅来自友情的断裂。我想我这么别扭的原因之一是，以前我的工作和所在的行业，在媒体或者泛文化或者另一些普遍西化的行业，很多理念的近似，让我觉得一些东西习以为常。但是目前我不仅仅是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的亲友，也是进入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我常常觉得我被抛向我以前不曾想象的处境里。首先我的妥协也是我的选择，我的技能并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同时我无法再有那种惺惺相惜的、与人同行的感觉。

前两天在微博首页看到queer your map的首页，我找到新加坡，却吃惊地发现标记也太密集了。以至于这个小岛上覆盖满了各种各样的留言和故事。我找到自己的住处，甚至我隔街的邻居都有留言。我突然就也漾出很多复杂的感受。

就是一些零星的小苦恼，随便记一记。

以前我是行走的吐槽机器，现在反而很担心。因为我发现世界很小，新加坡的世界尤其小。已经有我老板的共友关注了641的社交媒体，发现我的微博也不难。因此我不怎么敢轻易吐槽工作。所以都在长毛象上说吧……

有一件事仍然像针一样刺在我心里，之前和同事们聊到工作，我们最近的业务涉及少量的游戏化的概念，同时想要触达本地的不同人群。当时讨论的语境都在说自己的切身的消费体验等等。

我对同事问了一个问题，“你会担心你的孩子沉迷电子游戏吗？”

他说：“我不担心，我只担心我的孩子是同性恋。”

同性恋这个答案完全out of context, came from nowhere. 我瞬间惊呆了说不出话，挤出一句“为什么？"

"（同性恋）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回答问题的算是一位男高管同事，中国人，但是在东南亚20年了吧。

剩下的三位女性，我，一个50+的来新加坡30对年的姐姐和一个刚40的新加坡本地人，沉默。我读不出来其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