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比特人 @[email protected]

日本的社会表面上比较平静和稳定，但其实流动性当以10年来继续观察的话，也是非常明显。更重要的是，如果当以代际来观察的话，几乎和欧美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在想，可能比较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实现这种变化的方式。因为即便在东亚社会中，日本，也是一个很少有群体街头政治运动的地域，放在整个星球上，日本民族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这反过来，从实证主义角度，是不是也可以证明——那种激进的、超前的变革方式，是不是真的能够拔苗助长使某个群体提前到达想要的彼岸呢？
有可能人类社会任何本质的深刻的转变，不过是进两步退一步，或者进三步退两步，长期速率有一个硬约束，因为人这个物种的生理约束。即便靠更激进搞一下，可能就变成了进四步退三步，但是你如果任其自然转变，可能就是每年一小步。
长期速率无法更优化。
但是这种波动大，肯定对社会的其他方面，连带伤害会更大。甚至有可能真的引发倒退。
如果长期速率无法优化，那些连带代价也就变得没有意义，而成了一种恶。
这是不是一种强迫性的预期，就是人们总是会希望，所有的不好的，都是不应该出现的，所有的好的都是应该的，而自然寿命又很有限，总是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看到结果。于是就等不及了。于是当下变得不可忍受了。于是当下变得值得否定了。……
如果我们现在到达人类社会理想彼岸的话，那下一代人又干什么呢？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身为父母的强迫感或者全能期待呢？

突然想明白一件事情：
之前一直不能理解为何有些人既痴迷或欣赏西方的东西（比如那些进步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以及女性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同时又信奉爱国主义和崛起主义。有些人上一句在嘲讽某些国内的现象，吐槽自己所受的不公和社会风气的不正，下一句又好像“自己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
比如粉红女权、还有我之前碰到的一个私人放映群主……
我称之为“内在一致性”之谜。
因为我一直觉得内在一致性是一种本能的趋势。缺乏内在一致性会导致心理障碍或痛苦。所以我会迷惑那些在我看来，缺乏本质上的一致性的观念，怎能存在于一个脑子里？
直到我稍微了解了一下《战争留下了什么——战后一代的鹤见俊辅访谈》里面提到：从学校开始，当老师问问题时，就想要举手回答“我知道”。学校教育培养的是“被造出来的人”，他们不是“创造的人”，是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她的父亲追求正确答案、而不是去追求一种稳定的理念。
所以，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一些在我看来缺乏内在一致性的东西装进脑袋，其实，他们依然是有内在一致性的，所以他们完全不痛苦。我懂了：他们的内在一致性原来是“正确答案”，比如，因为那些私人放映的电影或者文青中流传的小说，代表着一种高逼格，能够把他们和绿皮车民工区别开来，所以，那些作品就是择片的正确答案。而爱国，是另一个正确答案。
——写在《爱国主义教育法》即将全球推行之日

灭绝一个民族的原生语言，是不是种族灭绝？因为如果语言消失了，文化也就自然跟着殖民者了。最后，自我身份认同也就跟着殖民者了。
现在那些极权和威权国家，才是真正的殖民主义。
和g讨论过殖民的议题。
这条关于语言的，就可以拿来分析对比。
西班牙人在菲律宾，英国人在印度和东南亚以及非洲，并没有强制当地人使用外来者的语言。那时候的英国依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
日本在满洲和台湾，强制当地人从小学日语——所谓皇民化教育。那时候的日本是个军国主义国家。
那个邪恶大国在统治区，强制非官话区人民从小学习普通话——称之为推普。这在我看来就是殖民主义，而且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
为何那些喜欢反省当年殖民历史的欧美知识分子不能关心一下发生在洼地的殖民行为呢？难道真的只有新疆的那些事才叫种族灭绝么？——既然你们喜欢关心那些非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历史。
叙事真的很关键。某黑社会的叙事，直接规避了灭绝的本质。
所以他们就更加死抱“华夏”了

国内发现用一些后殖民主义的范式可以很方便地攻击西方文化与制度之后，后殖民主义几乎成了国内人文社科类灌论文的又安全又高逼格的工具。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套十九世纪时期西方社会自我革命的工具，所以，就是老工具新工具一起用。
“骂人”都只能拾人牙慧的民族呵呵
点名戴锦华、贾晓明……
其实，社会分类本来是一件不难的事情。专制极权和非专制极权两分法不但能分析历史，也能分析当下和未来。放着这么简单犀利的工具不用，非得把社会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真的是为了先把水搅浑好多灌几篇论文么？
那些觉得资本主义不好的——事情或现象，你会发现，它最常见的就是出现在威权社会和无政府主义社会中，民主法治健全的社会，资本主义带来的问题一点也不比社会主义带来的问题多。
所以，资本是表，权力是里。这是永恒的规律。

我有一个迷惑，就是：当我们在说自己有一些朋友、会跟朋友聊天、跟朋友很聊得来……当不同的人这样表达的时候，背后的具体所指，是不是一样呢？

这问题和社交的掌控感、社交体验的掌控感，有关。
其实还包括和在社交过程中用什么样的方式，就像两个人在微信上聊天，碰到同样一个冲突，有人就把天聊死了，有人却能从冲突中获得某一种推进或者好的反思。消耗的心理能量和花掉的时间精力差不多，但最终结果却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一些社交中我主动挑起的冲突。
2022年是和TBS。
2023年是和lina。
2024年是和ZCY。
我觉得：
TBS事情好像是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大概是起因于对她在社会政治等议题上的期待的落空。我是充满了忍不住的攻击，即便委婉隐晦。我并没有展现我让对方需要做什么。我愤怒，但对方也只感受到怒火。其实我是在用怒火来切割关系，因为我需要放下期待才能解脱，而关系却会引来期待。她自然也做出了合理的反应——拉黑我。
这显然是悲剧。
lina，起因于我感受到了对方的冷漠疏离，我不甘于她对待我包括对待一切的态度的变化。我说出了我看到的问题。但也谈了比较多具体的事。看起来像谈判，谈崩了。
我感觉我做了尝试，努力希望解除误会，让对方看到我、并进而对方会调整。
对方不调整，对方也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如果我继续暴露在她面前，我会继续受到伤害。所以，谈崩的结果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实现。
ZCY，当然对方也不是小动物式表达。我在表达之前，沉淀自己情绪的效率提高了。因而我可以更多说出深层次的需求：我希望对方看到我把对方当朋友，我希望对方把我当朋友。
这是一个向善的诉求。建设性的。
我对对方的期待是合理的。当然也是通过痛苦的调整，才把期待调至合理。但依然是正常普通朋友可以有的那种。
我也不会去回击那些来自对方的评价。我觉得因为我对自己的评价比较明确，且已经包含社会关系网给我的综合评价。所以单独一个对我了解很片面的人的评价算不上什么。如果我不在意，我就不会拘泥于这些而陷话题于拉锯之中。所以整个沟通并没有走太多弯路，没有纠缠于细节和文本。我让对方看到了我的内心诉求，也感受到了对方并无敌意恨意。
我觉得这次比较满意是因为对自己沉淀情绪的能力、对表达自己深层次需求的能力、以及面对中式沟通方式（各种评价、各种建议……）如何应对的练习。
不是直接去纠正对方给我的偏见而是直接通过展示真实来间接修正对方对我的观感的这种体验，非常棒。用这种方式承接和化解对方对我的指责。跳出了就事论事层面。
我觉得我的表现虽然即兴，可也说明我的变化已经充分内化。以前我觉得我的沟通不如对方，而我现在感觉一些方面我已经比对方还好，我可以为自己骄傲，我感受到了自己这份底气。
通过三次事件的比较，我能真实评价自己的成长是客观存在的。
我也觉得，如果我回头去处理lina和TBS的事情的时候，现在的我应该会做得更好。
我可以更高效的觉察自己负面能量的形成原因，并进而表达给对方看。而不用再那么多虚与委蛇。比如，我希望lina能够像过去一样给我多一些肯定和鼓励，能够尊重我的要求。我希望让TBS知道我对她失望，这起因于我期待她可以那么那么想。（这比云山雾罩的愤怒好，并且需要让她知道我知道这愤怒是因为我自己，和她无关。）
所以，最近我的社交很稀疏，异质性也很低，但还是有很多收获。就当参加了“团体咨询”吧

我觉得在社交中相互沟通交流，无论是谈生活还是谈情感还是谈三观。
这有点像：看人物传记、或人物访谈、或在媒体上看社会新闻、吃瓜……
无论是观赏还是偷窥别人的人生或者历史经历。这些行为好像永远都有大把的人在做。从一个群体来说，永远都不缺热情。
这和人类观察者做的事情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那么，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看别人，可以帮助主体了解：自己是什么？自己想要往哪里去？自己该做什么？这三个问题，也许还不止。
如果这样的话，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到中年以后社交热情会大幅下降、走向稳定但相对封闭和局限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是因为回答那三个问题的激励变弱了。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年轻人比中老年人总体上更有社交热情，特别是青春期。显然因为年轻人还在探索世界、探索人生，他们对这三个问题没有答案，甚至连参考答案都没有。但答案也不是一蹴而就就有的。答案总是随着人生的推进，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获得一点，再获得一点……那么当几十年过去以后，有人或者说大多数人就会觉得：啊，这卷子基本上回答完了，连橡皮都可以收起来了，还需要探索吗？老子几十年摸爬滚打，我就是答案。
即便像人物传记这样的书，也是年轻人更热衷看。中老年人也许会更喜欢看历史。前者是围绕着人是什么，后者是围绕着事是什么。
当然每个人的人生进度千差万别，有些人刚毕业的想法可能跟另外一个工作15年的人的想法差不多。
基于上述模型，可以做一个预测。就是一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的探寻，与他的社交欲成正相关；而一个人人生的变动、未来挑战（或说未来的未知性），又直接和对这三个问题回答的探寻，正相关。
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的人生，主动或被动地经历大幅的变故。所以他们面对新环境（包括心理环境），需要去修正原来的答案、写下新的答案，这就使他们回答这三个问题的必要性，依然保持在高位。
所以，一个大幅变动的人生、一个不稳定的环境，可以让人维持更高的社交欲望，或催生更强烈的孤独感（前后两者相辅相成）。
那么如果就是有人主动把自己置于大幅变动的环境中呢？那大概这个人也会主动地让自己维持一个较高的社交欲吧。
以上我是对中年人的社交的，一个最具原创性的想法。

我想起2017年4月的时候，我面对她的善意，我油盐不进的样子。那是8个小时？
她用了最柔软的方式来试图影响我。但我拒绝了。
现在换了过来。
但我也明白了。论朋友，我够不上这份交情。因为2017年的时候，她是带着为F的使命。所以她的自我认同是她是F的朋友，而非同时是我俩的朋友。
而再往后，可能是F更可交吧——于她而言。
是的，这样理解就合理了。

我可能需要长期面对并尝试与“不被人感兴趣”相处。好难啊

今天真是糟糕，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少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一直没有回复我微信，好像已经不用微信了的感觉。希望他安好。真心希望他不要出事。
另一个朋友终于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解释了她为何对我没有兴趣的原因。我并不理解为何她会那样看待我。我想如果她去连接过去的我，可能会有那些想法。然而她为何不想了解现在的我呢？
就像其他的几乎所有人一样。
对我没有兴趣（包括不想更新对我的看法）是一种比说不还要严重得多的拒绝。
我努力寻找自己的同类，甚至可以放宽其他方面的标尺。这种努力在于我认可同类的稀有和可贵。但很多人并不认可这点。
由此可见，我在悲观这点上少多么地（与TA们）不合时宜。
可怜自己。
抑或我低估了那件事情的影响力。
我当然不想时时记起，因为我不想永远活在过去。但那些连接着我过去的人，可能更多去咀嚼那些事。
我是一个人类观察和连接的爱好者，像探索自然一样探索他人灵魂，但会有几个人有意识地把这当成爱好呢？

不被人感兴趣，也会成为一种心理阴影。以前低估了这种伤害

　　很早的时候就能在网上看到一些事情，比如说在美国的父母，专门为在美国出生、英语母语的子女，找中文汉语家教或者刻意在家内强制使用汉语交流。说法是：希望子女永远记住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什么是中国人的身份？ Chinese在这里，意义变得模糊起来。是表示血统上的华裔标签？还是表示内心认同自己是中国人（认为在除了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仅是客居的中国心持有者）？持中国护照者？最后一种甚至还会有些歧义，因为这里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还是某一个建构的中国？
　　在一个全新的层面思考身份问题，是我最近的事情，因为到了一个以前所未有的环境。在我进入教室的时候，我几乎不跟中国同学打招呼。当我在路上、在学校的走廊里、在教室里，听到熟悉的中国话的时候，我内心往往是紧张的。跟我持相同母语的人，我其实并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也对他们说的话多半不感兴趣。
　　这种疏离感，甚至已经沁入骨髓，成为一种本能。并且多半还伴有紧张和警惕。
　　回到本文开头的例子，假如说，有人要求我——必须为自己的出生身份负责，负责的方式是我必须熟练掌握自己出生地或父母的语言，并且视那些人为比其他人更可亲近和可信赖的人。我会觉得这个要求好像跟现实大相径庭，因而变得毫无意义，甚至荒谬可笑。因为现实是，即便我已经熟练掌握了出生地的语言，我并没有因此而受到额外的好处，比如说现实意义上的帮助、再退一步说，我能因为这种和他们使用同样的语言，并且他们在星球上占据十几亿人，我因此变得更不孤独吗？
　　没有。
　　我只知道，如果我每天走进一个没有中国人的教室、没有中国人的商场、没有中国人的街道，和走进一条到处都是中国人的教室或者商场或者街道，我的孤独感不会有任何的质的变化。正如当我在国内下飞机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受到，突然间变得不孤独了。？
　　假如说我在这个星球上，就是孤独的。我来自一个使用着非常稀有的语言的深山部落，踏进这个星球的大都市，我身边大概率没有机会找到跟我说同样话的人，但是我可以学习，并且迟早能找到某一些对我表示认可或者对我有兴趣的人或者愿意使用我的人。在这种假想处境中的我，所感受到的孤独，跟现在真实的我，相比，是更多还是更少呢？
　　我的回答是一点都不更多。
　　难道，是我本来就太孤独吗？——作为一个成年后从来对春节无感的人。
　　当我看到别人的心灵，我并不觉得我比别人更孤独。当然别人可能生活得很热闹，那也只是表面的浮华。大家可能对孤独的阈值不同。但是孤独的本质却并不因此而有任何差异。因为即便你说了再多的话，或者有人跟你说了充足的话，并不代表你被理解或者理解了他人，并不代表那些连接是稳定、可靠的，或者深刻、本质的。
　　论及灵魂的连接，我甚至认为我比多半人都更不孤独。
　　孤独，它是如此本质、如此不容改变根深蒂固。尝试在身份上做文章，以期获得某一种族群认同，“然并卵”，甚至一厢情愿。
　　更何况，如果所处的环境是法治社会，而非人情社会，别说相同身份，哪怕血缘亲属，又能换来什么呢？当然不会一点都没有，但也是有代价的。
　　像本文一开始的例子中，那种掌握某一种语言，并且借助某一种面孔来获得某一种认同，是对自我迷失的恐惧？是对不被接纳的叛逆或挑衅？是主动归属某族群的自我感动和虚假的安全感？……
　　我认为这个代价主要是：为自己获得真正的安全感，获得真正的灵魂连接，指错了方向，设置了障碍。
　　如果用语言、用肤色、用种族、用性别、用职业、用阶层、用出身、用学历、用年龄、用是否单身……这些全球都非常流行的身份标签，来建构自己的身份概念。在我看来就是走上了歧途。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的小学或者中学同学，跟你有最多的重叠身份。但你有几个人能够让你觉得有深层的灵魂连接，相互理解，并且在相处中有足够的安全感呢？我几乎没有唉——在这个人数达到三位数的池子里，即便有如此多的重叠身份……依然完全无助于我减少在这个世界上的孤独和不可对话性。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的感觉正好相反，但大概率我和那样的人格格不入。除非是某种偶然，否则，这通常会让我担心对方是否足够有趣或是否过于封闭？
　　那些过于年轻时候结交的朋友，在成熟之后，发现其实并不相合乃至关系降级或拉黑的例子，倒是比比皆是。
　　我们可以天真幼稚，但总不能一辈子天真幼稚。
　　特别是，当你是一个少数派或者你立志做一个坚持自我独特性的人。
　　刻意的想要融入某一个集体、想要被接纳，并且一厢情愿的以为，被接纳，就能够解决之前的很多问题，万事大吉……其代价真的非常大。直接阻拦了你探索真正有效连接和如何与孤独相处的能力。
　　比如说：有些人会先验地认为，因为大家都是女性，所以对方总能认同那些女性主义的主张，理解并且支持女性主义事业。有些人会先验地认为，大家都是穷人，在这个体系里被压迫、被隐性剥削、因此就都会质疑这个体系的一切灌输。真的，实践操作起来按照这些身份所聚拢起来的人，真的就能够好好共处吗？不。实践起来情况相当复杂。身份思维，反而更容易做出错误的预判。
　　仅仅解构身份建构，这是不够的。
　　我觉得，为有助于到达理解和安全的彼岸，可以建构一个新的筛选模型或者建构一个新的身份概念（如果依然需要被称为“身份”的话）。
　　这个新概念，它的内涵，我目前认为至少有三大部分都是非常必要的。
　　第1部分是个体经验，它由个体记忆和叙事构成。叙事的意思是，你如何述说这些记忆。
　　第2部分是共识度，它由个体的信仰、观念、处事方式、待人接物的方式等构成。
　　第3部分是素质，它由觉察的能力和意愿、理解的能力和意愿、边界感、道德感、责任感、真诚、勇气等构成。
　　长期来看，这三部分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而我们能在短时间内，具有可操作性的，莫过于个体经验和信仰观念。
　　这就让我想到了，真实历史中旧社会地主和农民之间，绝大多数情况并不存在水火不容的仇恨。很多时候，地主和长工、佃户等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成全的带点温情的乡邻关系。他们并不理解来自外界的强制的革命诉求。
　　言归正传。个体经验是如此的独特，很难通过批量操作。
　　正如在我的班上，当总人数有30多人，中国人有一半的这么个情况下，那些在我看来非常让人讨厌的中国同学，他们内部，也有关系好的和相互看不上的。
　　在欧美国家中的所谓左派和右派的其中一个分歧，在这个层面上就体现为右派尊重个体生命经验。而左派更加多的运用群体身份标签，也因此导致一个后果，就是左派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极强。我很不乐意使用左右派分野的方式，而且随着坐标系的不同，完全可能得出不同的分法，姑且粗略地在此一用。
　　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长期生活，村里人到大都市也好，非洲人或中国人到美国也好，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都会面临一个融入议题。融入议题背后一定会涉及到身份的思考和孤独的思考。而关于孤独的思考背后，又会涉及到关于理解（连接）和安全感的思考。
　　由我以上对身份的思考和孤独的思考，可以衍生出一个关于融入的见解。
　　我认为，基于身份的刻意融入和刻意拒绝融入，本身都是自寻烦恼，从外因上也是党派争夺过程中的一种概念工具。这本质上是一个因为某一种偏离的或错误的建构，而衍生出来的问题，是个伪命题，所以本身是无解的，强行去解决它，将会徒增痛苦。
　　去除刻意两字，我们能够看到或想象，在没有任何建构概念影响的情况下（这排除掉了如同本文开头的例子中的家长的那种心态），也即自然的状态下，一个人在新环境中，首先伴随的是褪去在旧环境中的一切特权包括隐性特权（比如一个母语使用者对非母语使用者或有口音的人的特权），尽管这种不适往往被许多主体很轻易地被归结为歧视或融入障碍，和那些人为的不平等混为一谈。以各种不适开始，10年以后的体验和刚开始的体验，一定是不一样的。即便那个大环境顽固不化，主体的体验一定也是流动的。更何况，实际上在发达国家大环境也是流动的。而这种主体体验的流动，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个体经验在新环境中的新积累，在整个生命长河中的比重将不断提高。哪怕语言不通。
　　只要你愿意放下先入为主的偏见，那么当你在一个地方待个几年甚至10年，你一定会对这个地方产生出别样的感情，所谓的第二故乡啊之类的。即便没有朋友，这些事、物、景，连同存入记忆中的，能够给你带来一种类似于故乡的连接。说到朋友，退一步说，难道在老环境中就一定会有朋友吗？也许对于朋友的定义标准，本身就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朋友是容易满足的一个标准，那么在新环境中，朋友一定也是潜在大量存在的——最终会随着共同经验的增加、相似性增加、连接也会越来越容易。
　　归根结底，融入，应该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尤其是文化层面和心理层面的融入，它应该是逐步的。它不像拿到某一个签证或者护照一样一蹴而就。一蹴而就的反而是法律上的身份，在法治国家，所有权利是可以预见的。当你的个体经验和新环境足够重叠，你跟新环境的差异也会变小。那么，你看新环境的体验和新环境看你的体验，都会自然而然变化。反之，如果某一种差异被刻意维持，那么凭什么指望新环境看你的态度要发生变化呢？如果我们对于跨国的流动产生的融入比较陌生的话，不妨观察一下：偏远农村人在城里长期生活的融入过程中体验是如何变化的？以及，城里人看待那些来自遥远乃至偏远外地的新市民的观感是如何变化的？
　　既然融入是像生长一样缓慢和自然的过程，那我们不妨像享受生长一样去享受整个过程，如同去接纳“生长痛”。既然这一切的不适来自差异，那么难道那一切的惊喜不也是来自差异么？

关于腐败和法治的本质的思考
20240210
（以下阅读可能需要相当的古今中外的历史和政治的知识背景）
　　社会治理能力，在当今很多国家，常常以社会廉洁程度为标竿。
　　先定义腐败：
　　腐败与否看权力是否被寻租。用钱（行贿）只是其中的一种寻租手段。兑现（利用职权取得公款，即贪污）也只是其中一种以权谋私的手段。在很多时候，比如商品化、货币化程度很低的社会环境中，用关系（人情）、用性，是更具可操作性的寻租手段，给自己人安排项目、给自己人安排职位、帮自己人走关系、公报私仇，是更常用的以权谋私途径。
　　一个社会的腐败与否，被权力结构决定，而不被财富水平决定。权力不被约束、权力不透明的程度，直接决定腐败空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只是给权力和私利之间增加了一条商品化的转换途径而已。但也因此减少了黑社会般运作的血雨腥风的残酷的必要。当权力可以被金钱标价，其实也获得了让腐败可以被预期的效果。记得有个东北的升学顶替的案子，据官方说法，最终为顶替者行方便的人只是因为大家关系很好，不是为钱，就直接把一个陌生人的前途当了人情筹码。对受害一方而言，确实震惊。真如果约定俗成每人必交多少份子钱才能把事办了的话，没交的人也可以一早“死得明明白白”，另寻他路。
　　不用钱的时候用人情，那么今天你帮我明天就一定得我帮你。最终整个社会所有人都被各种人情债绑在一起，每个人都在成全这种以权谋私假公济私的土壤。在60后70后一代，几乎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从小时候算起，总有走后门办事的黑历史。小老百姓和基层权力人员（包括医生老师等）间的勾兑尚且如此，庙堂之上的“礼尚往来”，就更加没有小利益、小事情了。那就是以公权换公权，每一次寻租，都是下一次寻租之母。这是关系社会中，腐败的自我蘖殖。最终整个体系就一定是官官相护、拉帮结派。但如果可以用钱买，既然报酬当即兑现，下次要不要我帮你那另说——回旋空间大得多。客观上可以让整个系统更稳定，避免出现社会矛盾积累几百年来一次总崩溃的治乱循环。
　　很多人之所以觉得商品经济时代的腐败更严重，是因为在身边和媒体上看到的法律层面被立案被定罪被惩处的，都是以金额作为客观标准，所以，打击腐败就成了打击权钱交易。最终，以至于大多数人内心就习惯性认为腐败就只是权钱交易了。
　　我们确实看到，极权结构中，打招呼走后门官官相护拉帮结派……现象严重得多。我们确实看到，商品化程度高的腐败社会，虽然腐败很顽固，但整个社会的腐败水平却可以几代人地维持下去、看不到尽头但也不会引发大规模血腥动乱。相对的，我们确实看到很多商品化程度很高的富裕社会，廉洁程度依然很高。
　　总而言之，权力从来就是一种强制力，天然是一种高能资源。它不以是否被商品化为前提。只要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腐败就有肥沃土壤。
　　没有被关进笼子的权力，也是一种“一般等价物”，这点是它和金钱最大的相似之处——权力可以换来商品（包括服务）、其他权力、人脉（人际资源）、情绪价值（各种奉承等）、性……当然也包括钱。但它又超越了金钱。因为，不是有钱就一定能换来权力、人脉，有钱也不一定能换来特供商品和特殊服务（比如特殊的医疗服务）。某些权力甚至可以换来国家机器的服务，这更是单纯有钱不可能染指的。既然权力比金钱还万能，有权者怎么可能不腐败（为自己去换点什么好处）？如果不触及权力（的来源），又怎么可能治得好腐败？
　　如果权力的任性依然故我，那么当钱的腐败渠道被收窄，其他腐败渠道一定空前拥挤，历史和现实从来如此，严刑峻法也没用，因为要对其他渠道的腐败进行调查取证和定罪，可操作性要差得多，历史上除了某些短暂时期搞一些整风运动一般的整肃之外，并没有好办法。即便现在刑法中有渎职一条，但真正因此而翻船的又有几人？一个社会的腐败情况总体上和权力受约束的程度相关，而和法律条文的严苛程度无关。当然我不否认如果要整治腐败，严谨有效的法律是整个系统工程中的必要条件之一。它不是充分条件！
　　当我们在现实中，以权力结构的形式，去预测腐败的时候，看到的情况颇为复杂。
　　我们确实看到采取列宁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都——上层行特权之风，下层行走关系之风。因此，极权和腐败的高度正相关，是可以被现实反复证实的。但在民主的池子里，或威权的池子里，我们看到的腐败情况却千差万别。
　　比如印度有选举，新加坡没有选举，但显然印度比新加坡腐败得多。
　　虽然放在全球视角，新加坡这样的例子极为另类，总体上威权体制的腐败的普遍性要比民主体制的腐败高得多也顽固得多，但却也能帮助我们理解腐败/廉洁的实现的关键条件。
　　新加坡政府自己是有意识地在探索或实践这个事情。在他们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就是，权力运作，至少是行政层面的，公开透明。
　　公开透明意味着权力依循法律和程序，而不是依循长官意志。
　　所有的行动都是需要程序合法，寻租空间被大大缩小，当然，长官意志也就不能任性了。
　　所以，廉洁的关键条件是法治。法治和法制不同。法治对应的是人治。法治不止是一些法律条文、规章制度。法治包括立法、司法、执法三方面的配套制度。法治的形式是：规则大于人的意志。又由于在法治中，立法（包括修法），是：法律被执行的全体，通过代表，来协商解决的。即法治下的法律，代表多数人意志。所以，法治的本质是全体（或多数人）的意志通过不依赖于个体意志的程序和规则（包括不成文的），去制约以个体为载体的权力。最终，权力依然可以在少数人手中，但它被多数人间接制约了。退而求其次，即便在立法时，没有多数人代议的制度，但程序和规则一旦成形，在执行的时候，被尊重、被遵守、可观察、可讨论、可追溯、可追责，并且形式相对稳定（不是朝令夕改），那么至少也是少数掌握立法权的人，给自己划下的边界，也算是有诚意的自我约束。比如新加坡。
　　由此可知，只有可观察、可讨论、可追溯、可追责地去尊重和执行法律，法律才能约束行政或更广义层面的权力相关人员的任性、自私。而这不就是公开透明么？
　　人治中也可以有法律，人治中的法律，是一部分人约束另一部分人的工具，立法者或执法者或司法者或授予这些人权力的背后的人或群体，可以不在法律约束的范围内，或者只被选择性约束。法律不再高于所有人，而只是沦为人管人的“操作手册”或“说明书”。这不是法治，尽管它可能有健全的法制形式。
　　由此可知，虽然名义上都叫“法”。但古今中外存在两类“法”。法治中全体约束全体的法，和人治中一部分人约束另一部分人的法。前者由平等带来法，法又带来公平，即便现实会打很多折扣。后者由不平等带来法，并进而制造出更多不公。
　　法治只能是公开透明的，因为做事的，始终是人，只要有不可见的空间，人就会谋私。我可以信任具体的人——他可能有高风亮节，但我始终无法信任一个群体，特别是这个群体还是流动的。没有一种机制能确保一个流动的大数量群体可以长期保持一种高水平和稳定的道德自律。如此，最终，法律迟早会堕落为少数人的工具，或一纸空文。
　　现实中，我们看到当代社会无一例外，或多或少都会有自己的法律体系，但只要是不够公开透明的，无一例外都滋生着显而易见的腐败。新加坡政府只是把这个点破了。而像日本这样的国家，政府的透明度也是非常高的，包括以前的香港（现在差点但也还行）。虽然这三者在领导人产生方式上迥异，却因为公开透明的程度高，因而都有相当高的廉洁度。
　　有些人会依这种社会治理层面的差别，来评价——于是有所谓好民主、坏民主；既然如此，也就可以有好威权、坏威权了吧？
　　在我看来，其实是一种掩盖本质的、粗糙的划分。因为这种划分，好像那些搞选举的国家，都是一种政体了。其实掀开表面，每个国家的里子是很不相同的。实际上，没有两个国家是一样的。但这种粗糙的划分，会让讨论者容易纠缠于形而上的抽象思辨，阻碍了进一步接近具体现实的探索和思考。（相关具体现实属于读者所需的知识背景，此处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