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it的审讯进行了数小时，警察重复询问她在机场已经被问过的问题。她说话的时候，能听到走廊对面维吾尔男子房间传来的掌掴声和电击声。他惨叫连连，让她很难集中注意力。主审讯员对搭档说：“让对面的别再打了，吵得影响我们这里的工作。”刑讯安静下来，但只安静了一会儿。
有三十六种“人员类别”可能触发异常评估。其中包括不用手机的人，从后门出入而不走前门的人，又或用电量“不正常”的人。哪怕是一把“异样”的胡子也可能带来麻烦。社交过少可疑，而社交关系“复杂”也可疑。这个平台还将不可信看作一种传染病：如果一个人看起来不够忠诚，那她的家人也很可能被传染了。
按照这个系统（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设计，它无法获得信息的情形，也被视作潜在罪责的信号。其中最直接的证据，就是居民出国的情形，尤其是去到被视为“敏感”的国家。2017年6月，朱海仑发了一则通告，强调所有出过国的新疆人都被推定有罪：“不能排除恐怖嫌疑的，则办理边控手续，确保入境即捕。”
女人解释说她是个学生，因为用一个叫做快牙(Zapya)的文件共享程序下载音乐而被捕。
在派出所，Sabit注意到大量维吾尔人被带进来上传（生物识别）数据。很多是在进入奎屯的检查站时被拦下的；其他的则被IJOP（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标记为不可信。其中大部分是老人、女性或孩子。看起来，年轻男性都已经被关起来了。
囚室里已经有几个眼睛哭红的女人，后来又来了几个。她们都坚信自己是因为十九大被系统性地网罗上来的。有人是因为用WhatsApp被带进来的。有一个人在美国的大学读书，正回家看望；她因为用V.P.N.提交作业和登陆Gmail而被拘。还有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因为曾跟家人去土耳其度假而被捕。
男性警卫在过道和楼群外围巡逻——每个警卫值班二十四小时——女性工作人员则负责纪律管教，Sabit她们去哪儿她们就跟到哪儿，包括洗手间。管教不在，监控摄像头在；哪怕淋浴洗澡，在押者也无法避开二者。
其中一个管教，一个兵团成员，经常性地侮骂羞辱大家。惹恼她的人会被惩罚，惩罚手段包括关进一个小房间、锁在老虎椅上过夜。她经常不动声色地说：“不好好表现，就在这里待一辈子吧。”
Sabit很快便明白，她们无时无刻不处于控制之下。她们每天必须八点准时起床，但除了去浴室和厕所，二十四小时都被锁在囚室里。她们有三分钟洗脸刷牙，一分钟排尿。淋浴不能超过五分钟，有些女人因为错估了时间而来不及冲掉肥皂。
晚上十点，她们被命令去睡觉，但囚室里的灯从来不关，她们也不准用毯子或毛巾遮住眼睛。（年轻一点的女人志愿睡在上部，这样年纪大的稍微有点遮掩。）一有人说话，爆音的扬声器就会传来震耳欲聋的训斥声，让房间里所有人跟着一起受罪。晚上要求用洗手间会遭受鄙夷，渐渐地大家不再提了。她们沮丧、难受、经常遭受言语虐待，但她们掩起痛苦，因为表现悲伤也会被惩罚。“这里不准哭。”守卫这样告诉她们。学校教会她们避开摄像头，藏起脸，无声地哭着入睡。
被收上来的年轻女人过着世俗化的生活；她们经常在周末去酒吧，与宗教几乎没有干系，更别说宗教极端主义了。年长的女人，虽然更加传统，但显然不形成威胁，然而将她们关押起来却可以阻止文化习俗向年轻一代传递。
Sabit她们一遍遍地悔过。但她们一个都没被释放，渐渐的，Sabit的乐观幻想破灭了。……营里一个管理人员半夜把她们叫醒，强行把她们拉到一个教室写自己的错误。大家写完后，他把纸张收上来，撕掉，训斥她们不够诚实，然后一直让她们写到早上。Sabit怀疑自己是不是要失去对自己的把握了。会不会是自己错了？她想道。她会不会真的背叛了中国？
就像一个参与IJOP的官员后来对“人权观察”所说：“我们开始随机地抓人：街坊领居吵架的，打架斗殴的，酒鬼懒汉；我们把他们逮起来，说他们是极端主者。” 营里一个官员告诉Sabit，逮捕是为了在北京举行的大型政治会议“两会”前进行维稳。
为了应付涌入的人流，拘禁营运转吃力。这些人大部分是从一个拘留所转来的，那里也人满为患。
对于很多新来的人来说，再教育营已经是改善条件。在拘留所，没有“教育转化”的伪装。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被戴上头套和镣铐带进去。一些女人谈到殴打、难以吞咽的食物和沾着尿液粪便与血渍的床。Sabit碰到两个手腕和脚踝带淤青的女人——是伤痕，她们告诉她，因为镣铐从没摘下过。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系统让每个人都受到磨耗。曾经宽容的守卫变得严厉易怒。一天晚上，一个态度温和的工作人员在收到好几次使用洗手间的要求后崩溃了；她疯狂地大叫，然后接下来一整夜不准任何人出来。
在押者也开始撑不住了。她们开玩笑说政府只不过是让她们勉强活着。一些人过早地白了头。很多人停了经——Sabit不确定这是由于营里安排的强制性针剂注射，还是由于压力。因为只能偶尔洗澡，而且从来没有干净内裤提供，大家经常得妇科毛病。很多人因为食物差而消化不良。一个年长的女人只要上厕所就会排出一截大肠，每次都要自己塞回去。她被送到医院，但无法手术，医生说因为她有高血压。她被送回来，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呻吟。”
“她的父母是医生和化学教授，他们从未说起自己受歧视的经历；他们送她进普通话教学的学校，还教导她接纳在学校所学的东西。
……
Sabit在上海的时候，她父母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他们劝她也搬过去，但她推却了，她相信中国更强大、更先进。她这辈子一直在努力做个模范公民，而且她坚信自己的未来在中国——即便当时家乡的政治形势正日益紧张。
……
7月15日，Sabit和母亲开车到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搭乘回哈萨克斯坦的航班。她们到机场的时候是半夜，航站楼空荡荡的。过海关的时候，警察检查了母亲的护照，放了行。但当Sabit递出文件，他停住了，看了看她，然后将她的护照拿进了后台办公室。
……
终于，在一个不带窗户的小房间里，三个官员，其中一个肩上安着摄像机，审问了她四十分钟。然后他们说，她也可以走了。走进哈萨克境内，她感到一阵解脱。边境守卫给她亲人般的感觉。人们自由地说着哈萨克语。她几乎什么都没带，很快过了海关。一个表亲来接她，送她去母亲那儿。走向他的汽车时，一阵大风吹来，她吸进冷冽的空气。囚徒般的一年八个月后，她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