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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此时存下的一段话,出处已经不存在了:
「真正的危害,是那些只想苟活且安于现状的人造成的。那些不想自己的小日子被更大的事情叨扰的人;那些谨言慎行,害怕自己弱点被察觉的人;那些不愿引起浪潮甚至不想与任何人对立的人;那些认为自由、荣耀、真理、原则只出现在文学作品里的人;那些活得狭隘,关系局促,死得卑微的人。
你觉得事实是这样:如果你的生活越狭小,你就更容易掌控它;如果你不发声,麻烦就不会找到你,但这一切只是幻象。因为那些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塞进一个小小的瓶子里以获取安全感的人,终会消亡。安全?从何而来?生活总在死亡的边缘徘徊,狭窄的小路与康庄大道一样,终究会带你走向终点。小小的蜡烛与熊熊之火一样,燃烧自己,散尽光芒。而我,选择用自己的方式燃烧。」

想想就要搬离成都了,可以说毫无感觉。确实这里不够好,应该也不会有人在疫情三年能爱上任何一座国内城市吧。

虽然如此,还是想到了几处舍不得:
银杏|成都市树,随便一棵都很美;
读本屋(少城店)|成都的独立书店大多都很假,比如假装搞女权的男老板,而读本屋一直安安静静卖打折书,不搞花里胡哨的;
省图书馆|第二个家了可以说,没事就去看进货的新书;
德领馆|领事馆不仅办签证,还免费组织观影,很多德语电影资源都是在这里与同好们一起看的,结束后还有交流,并结识了几个好朋友;
肥肠|冒烤鸭里的肥肠、陶德砂锅的青豆肥肠… 会想念肥肠在成都的味道。

记录好奇心!一个无用但有趣的观察 ——

【起因】突然发现自己书柜上的英语和德语书书脊标题的方向不一致,即,当书籍垂直摆放时,标题排列分别有 “横式/从上至下/从下至上” 3 种规律,需要左右倾斜自己的头来阅读。(如图)

【搜索】包括但不限于知乎、维基百科等出现的解释大致为:
1. 新旧传统:早在书籍稀缺的时代,就有了“从上至下”在书脊上书写的传统,因为通常一堆书都是面朝上放于桌上,阅读更容易;而“从下至上”是后期发展而来的更现代的书写形式。

2. 不同国家地域:以美国为主的 “从上至下” 惯例成为如今书籍出版的常态,西欧也在尊崇这个古老方式;而东欧、德国、法国等则选择了与之相反的“从下至上”。(但这个以国家为区分的标准往往在具体出版物上会出现匹配错误,所以有第3点。)

3. 出版商:受英语国家的影响,或在某些书籍较厚的情况下,一些出版商也会改变文字方向。仅就我自己书架上的几本德语书来看,并不符合第 2 点的德国出版 “从下至上” ,3 家出版社的书脊文字方向竟占据了 3 种情况。

【其他】对书脊上文字方向的讨论在 20 世纪 20 世纪中期就发酵后无果。在普遍“自上而下”排列书脊文本的英语国家不仅没能达成共识,就连德国人也在抱怨自家的书脊标题方向 “不如英语方式那样更合乎逻辑” 。

2023 年的 1/2 过完了,观察自己这半年的变化,很明显假日都不爱出门和旅行,看展/图书馆/海边成了唯三的动力,并且很快会疲劳想回家。有时候走在熟悉的街道上,发现新开的火锅店,却想到封城期间这里原本是大家排队做核酸的地方,看到朋友们自由旅行,到处都是“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 XX /我在 XX 很想你”的网红标牌,却想不起国内这些城市还有何乐趣可挂念。在外的每一天,总在克制着这样一种冲动,想抓住那么那么高兴的路人问:你说,如今活下来的,是不是都是已经忘却的人?

Grit boosted

北京失去了一座桥
上海失去了一条路
简中世界失去了一天。

「人神共居」、「隐世之地」之誉都是外界给的,今天是在这方风土调研的第八天,雨雾晨昏,古村古寂,不过是怒族人和傈僳族人们的习以为常。

生活这么不容易,大家就不要揪着别人不做伥鬼了。

Grit boosted

@ziwendong 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的地位与经历(当然并非忽略他也曾两度被禁由于对斯大林主义的不满),可能让他体察不到或者也许是不愿写出,二战对苏联的艺术表达的所谓催发还有苏共“发现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在道德上的权威性是一笔可供开掘的财富。”比如阿赫玛托娃的诗歌,阿赫玛托娃那时又能公开重回文坛,因为她的诗歌更能触动民众内心、而苏共的呼吁言辞却只是“粗鄙口号”。

我摘录《柏林传》这一段以赛亚柏林在45年访问苏联时写下的:

“从刚到莫斯科的那几夜开始,以赛亚就被包围在一种阴郁、羞耻和恐怖的气氛当中,它弥漫在那些设法从“Yezhovshchina”(叶若夫铁腕),也就是1937年针对全体俄国知识分子的那场大规模清洗活动中死里逃生的所谓“惊弓之鸟”当中。政府除了将成百万的普通人送进劳改营或者干脆枪杀之外,还把国内的文化精英也消灭了,其中包括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才华横溢的短篇小说家伊萨克·巴贝尔、戏剧导演迈尔霍尔德、批评家D. S. 米尔斯基以及其他无数的人。杀戮和放逐过后,俄国文化界一时间空虚地沉寂了,就如同经历了一场毁灭一切的大火之后的森林。

随着战争的开始,破坏的步子慢了下来。1941年,一部分艺术家获准加入了全国性的反德斗争: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和安娜·阿赫玛托娃分别召开了朗诵会,苏共发现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在道德上的权威性是一笔可供开掘的财富。当爱国性质的呼吁言辞一度降低到粗鄙口号的水准时,这些诗人却知道如何用魔力唤起民族感情最真切的源头:对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热爱。连普通士兵们也曾经熟读他们的作品,或是把他们的诗歌抄写在小纸条上随身携带着。现在,到了1945年,艺术家们小心翼翼地试探着——例如,他们敢于接受英国使馆的邀请。但是当天出席宴会的人们谁也不知道,几年战争之后得来的这种喘口气的机会究竟是预示着好日子即将到来呢,还是以前的恐怖仍然可能重演。以赛亚后来写道,那些幸存者就像是乔托壁画中利维坦嘴里的约拿一样,半被鲸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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