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isemaker @[email protected]

@ziwendong 是，不过在内地一个是有相对较低的生活成本作为缓冲，二是前些年影视剧行业热钱多找钱的路数也多（当然很多这类工作对创作者来说是非常磨损身心的）。纯粹是顺着这篇想到A可能是真的没拿到钱的

@ziwendong 一個並不直接相關的補充，《大學線》去年的報導，《付出與回報的落差——銀幕背後　香港編劇寫不出的掙扎》。

//《金都》、《填詞L》編劇及導演黃綺琳原是HKTV全職編劇，至2013年該電視台不獲發牌，她投身自由身編劇工作，始面對種種權益問題。低薪就是其一。黃綺琳憶述，轉為自由身編劇初年，因未有代表作，製作單位往往不相信她一個人可以處理整個項目，多僱用她為編劇助理，工作內容包括資料搜集、與主筆編劇開會商討劇本等等，惟薪酬極低。她曾接下一個項目，每星期有四至五天都要由新界過海與主筆編劇開會，工作期長達幾個月，薪酬只有5000元，有時幸運可額外獲車馬費，有時則沒有。

為了維生，她同時接下多份工作：一邊做編劇助理，一邊幫其他導演開展新項目，甚至接下一些拍攝工作。主筆編劇見狀，便跟她說：「你難得有機會跟我們這些一線電影人合作，你就把握機會專心做我們這邊，否則窮忙十年都只會好像你現在的狀態，只是接工作，不是創作人。」她對此感到無奈，坦言此行業普遍低薪且不穩定，新入行的編劇低薪情況更加嚴重。直到2017年，黃綺琳加入藝人林保怡的公司擔任內部編劇，有較穩定收入，她才結束這種打幾份工的情況。//

//有時導演想出一個初步的故事，便找她寫成大綱，為了成功說服老闆投資，需要經常與導演開會，再寫出短則幾千，長則萬字的大綱。若要寫出萬字篇幅的大綱，一般耗時約一個月。但若投資者對大綱不感興趣，導演不獲投資，她付出的心血也就付諸流水，分文不得。行內稱這些情況是「無米粥」。//

//李思臻亦有與內地公司合作，製作費較高，編劇費亦會高一些，可收到過百萬的薪酬。然而，若項目中途煞停，編劇隨時無法收取酬勞。

他指，他曾不下十次試過呈交分場等文件後，電影卻忽然煞停，原因千奇百怪——投資者放棄投資、演員沒有檔期、題材忽然被禁，甚至老闆賭博輸錢使項目無以為繼都試過。有時李思臻已寫好大半劇本，項目卻無疾而終，更無法收足應有的薪酬。他指，自己因項目煞停而造成的損失高達數十萬，直言「差不多夠付首期」，但深知難以追討，合約亦不會列明對編劇的保障，只能無奈接受，「這就是編劇的行業生態，存在太多變數。」//

//ViuTV劇集《IT狗》編審李卓風現為自由身編劇，他也曾遇過多次項目無疾而終的情況，尤其是未有名氣，或與內地公司交涉的時候。「例如有時大綱通過了，分場卻沒過；分場過了，正稿卻沒過。」他說，「通常改著改著，整個項目就沒了。」項目不了了之的原因各異，李卓風舉例，很多時候編劇在修改劇本的同時，題材就已悄然過時，不能繼續。他認為，這一行就是如此，與其說是權益爭議，他傾向認為這是編劇需面對的心理壓力。

李卓風指，金錢回報固然重要，但對許多編劇而言，觀眾的認可才是他們最重視的回報。無奈的是，觀眾往往將注意力聚焦幕前，在核心主創崗位中，編劇所獲的認同往往不及演員和導演。「回報當然不止錢，如果錢不多，掌聲又比不上其他崗位時，心理上會難受一些。」//

//香港編劇權益聯盟由2018年成立至今，收過多宗有關欠薪等爭議的求助，求助的多是新晉編劇。阿茄指，由今年初至今，聯盟共收過兩至三宗求助個案。但他知道，行內還有許多隱藏個案，有些事主因擔心影響工作機會，故不會追究。阿茄坦言對行業感到失望，甚至曾勸剛畢業的學生不要以寫劇本為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變行內風氣談何容易？黃綺琳說，她也曾思考過與其他編劇組織類似工會的平台，惟她發現一些較資深的編劇都對「爭取權益」較敏感。「他們經歷種種苦難，終於走到現在有些名氣，就會覺得『你才華和地位都沒有，光顧著爭取權益，先把稿寫好再談開筆費吧！』」甚至有導演要黃綺琳介紹編劇時，會先問對方是不是聯盟成員。她也感到疑惑：「明明權益聯盟是打算保障編劇，但現在好像但凡跟聯盟走近一點，就會遭人避忌。」

阿茄也說，他時常聽到部分老一輩編劇對聯盟有所非議，尤其是對像他這樣較進取的成員。他指，有些年資較深的編劇，有時也擔任判頭角色，負責招攬其他編劇，故也會出現「編劇剝削編劇」的情況。「他們會用一些約定俗成的行規來壓榨你。『我做了幾十年，開會寫大綱一直都不用收錢，你憑甚麼收錢？』//

https://ubeat.com.cuhk.edu.hk/167_%E4%BB%98%E5%87%BA%E8%88%87%E5%9B%9E%E5%A0%B1%E7%9A%84%E8%90%BD%E5%B7%AE%E9%8A%80%E5%B9%95%E8%83%8C%E5%BE%8C-%E9%A6%99%E6%B8%AF%E7%B7%A8%E5%8A%87%E5%AF%AB%E4%B8%8D%E5%87%BA%E7%9A%84%E6%8E%99/?fbclid=IwAR0SM-5WaKq5h666WPv7kXOGJhHsDkoMxcnuwaymLkNe64_ReabSJ4zvJ6w

@ziwendong A要求编剧署名的可能性不太大（但至少应该在幕后名单里），当然以另一位维权编剧古二的参与程度之深被剥夺编剧署名是非常恶劣的。对A的基操应该是征求同意与给予恰当报酬（电视剧与电影已然是两个项目），连这一环都免去，其实恰恰和墨镜一贯对同事/下属的创作者尊严&劳动付出的反复糟践以及这个行业的极度势利（包括抢夺这类大饼时的丑态）是一以贯之的。和墨镜合作压力巨大很折磨已经是明星才能“享受”的待遇了，对幕后小透明而言纯粹就是冷酷的职场霸凌和剥削

@ziwendong Facebook这些天也见到好些人转这篇专栏，王家卫对员工的剥削和践踏在香港电影圈其实早已臭名昭著，只不过转手之后人们还往往以之为美谈、天才的个性（但恐怕王家卫更主要是一个营销天才）。这两天一直想到去年张婉婷事件时看过的一篇文章，关于90年代王家卫对幕后人员如何极尽剥削，以至作者一人身兼场务、美术、编校、发行数职几乎连续两周未能睡觉，包括因为英文很好于是需要在东南亚随时解决王导天马行空的想法带来的种种棘手状况，一人包揽原本需要整个团队处理的工作。不过我翻遍网络都找不到文章出处，刚刚有朋友说可能是梁凤英在《香港制片：港式电影制作回忆录》一书中写的文章，不过还需要再查证一下

@qcwm 简直已经不是双标可以形容了，真的就是赤裸裸的什么人算人什么人不算人的种族主义。没有什么比巴勒斯坦更能清楚地揭示今天的人类依然生活在殖民主义的阴影之下了

这个圈子里实在是太多陈规被当行规、傲慢被当坚守、掠夺被当赐予了。总以为因着大环境的恶劣和不断恶化，不伤害与坦诚沟通是最大前提是一条不言自明的底线、在微观的权力关系中不断实践自己所认同的价值是每个人基本的自我锤炼；但现实好像永远是，这个行业并没有什么关于伦理的共识，能积累为共同知识的好像都是一些搪塞当事人/公众/后辈与自我合理化的巧言令色，语言与行为总是割裂而不自知，自我反思总是无从期待，好像反思就会进一步践踏行业尊严，在大象与算法前被褫夺的阵地、绝不能在自己尚有博弈余地的群体前进一步失却。总在动态变化中、交织着复杂考量的伦理问题，最后只能靠个人在一次次带给他人的伤害后意识到（或永远不被意识到），而其效果又是思考越多的人越束手束脚顾虑重重、想得越少的人越不断制造新的往往未必被看见的伤害。

与此同时，这个残存的行业毫无疑问有另外的憋屈、愤懑、艰难、传播过程中日渐无法克服的鸡汤鸭讲、压根无从纪录与讨论的痛苦、荒废岁月的自我厌弃与四顾茫然的孤独，以至于任何关于具体伦理争议的讨论，都会夹杂大量其他场景中残留的应激；另一重应激则因为情绪为燃料的算法机制在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上由文化精英把持的舆论环境与创作形态，造就了益发扁平狭窄的讨论空间与保守大众趣味对公共舆论的积极干涉，以至于但凡出现来自广义上的大众而非精英文化圈的挑战/批评，往往被下意识地轻慢对待、居高临下地归类为智识未被开启/不懂得行业艰辛的呓语，即便有些或许归因错误的指责中包含朴素的真实感受，甚至有些在智识与道德上被贬低的批评、恰恰是重要但长期被边缘的另一类视角。

而如果对照两类人各自所得与所失、自我标榜与实际落差、以及更多不被公开触及的曲折，我恐怕很难认同许多事件中见到的应激是合适与合比例的（当然这段议论也未尝不是由小鸟这件事延伸出的应激）。总之，文化精英们还是正视一下自己的ego、正视一下自己潜在的虚荣心吧。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709182/

陈朗悼文和传播中的错位让我唏嘘了很久。那些作茧自缚的多重挣扎和总是微不足道甚至会讽刺地滑落到虚无但又以血泪与痴念让人感念其真诚的抵抗，实在是太多心有戚戚之处了。同时也再次强烈感受到，今天我们太难在公共空间坦诚勇敢地谈论非常细腻复杂深入的感受了。人们太需要高度扁平、可以精确置于标签下的片段化素材来服务自己的认知或者二次生产了，即便这已经是一篇如此丰富沉重但轻盈、冷峻中亦饱含温柔悲悯、甚至有人形容孤篇压全唐的文章。但与此同时这样的书写又是如此必要，对个人的意义自不必说，而对公众而言，恐怕正因其稀少，才会产生如此强烈（而往往偏离）的共震；正因为典型的故事太多而书写太少，一个非典型的因其复杂性与文学性而率先被看见的文本，反而承载了那些典型故事中的怨与愤。但书写的开端意味着更多的书写和看见，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对陈朗和徐晓宏的认知也总会回归本应有的复杂。

讽刺的一点是，徐晓宏恰恰不是很多评论所想象的沉醉发表游戏至死不知道悔悟的人，恰恰是因为拒绝这套学术规则也在乎如何关照更具体的现实，才会造就他的窘况，才会反过来在紧迫的现实压力（乃至死亡压力）面前急切地有所配合，结果这些配合（以及与之相伴的不甘、怨愤、失落、悔恨、惭愧所凝结的情绪）反而成了对一个人的盖棺定论。当然也可以说此前的不合作是把学术太当一回事的书呆子气和关于立言的虚荣心（但这同样是可贵的真诚与道德洁癖），但其实如果理解了学术没那么重要（至少在今天的学术系统内），实际上陈朗的职业选择或许同样包含了对这套虚伪官僚势利的系统的失望透顶与弃绝，可是网络讨论此时又偏偏视此为正途（甚至见到有网络评论称难怪陈朗拿到tenure而徐晓宏没有），这种割裂实在是太令人玩味的势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