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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共产党的党员时常成为逮捕的对象。一九三七年二月，斯大林居心叵测地告诉致力于发动世界革命的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你那里的所有共产国际人员都在敌人的控制下工作”。一九三六年一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三百九十四名成员到一九三八年四月时只剩下一百七十一人。其余的都被枪毙或者送进劳改营，他们当中包括各种不同国籍的人：德国人、奥地利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芬兰人、波罗的海国家的人，甚至还有英国人和法国人。犹太人似乎遭受了特别深重的苦难。最终，斯大林杀害的一九三三年以前的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成员比希特勒杀害的还要多：在纳粹攫取政权之后逃到苏联的六十八名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四十一名遭到处决或者死于劳改营。波兰共产党甚至可能被更加彻底地消灭了。据有些人估计，五千名波兰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和夏天被处决。
但是，逮捕的对象不一定非得是外国共产党员不可：斯大林还把旅居苏联的外国人当做目标，两万五千名“美籍芬兰人”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然而，受到怀疑的甚至不一定非得是说外语的人不可。任何拥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会受到从事间谍活动的怀疑：集邮者，世界语爱好者，有笔友或亲戚在国外的人。内务人民委员部还逮捕了参加修建东清铁路——始建于沙俄时期的一条贯穿满洲的铁路线——的所有苏联公民，指控他们为日本从事间谍活动。因为其中许多人在哈尔滨生活过，所以，在劳改营里，他们被称为“哈尔滨人”。罗伯特·康奎斯特描述了一名歌剧演员和一名兽医被捕的原因，前者因为在一次正式舞会上与日本大使跳过舞，后者则因为给外国人的几条狗看过病。
但是，逮捕的对象不一定非得是外国共产党员不可：斯大林还把旅居苏联的外国人当做目标，两万五千名“美籍芬兰人”是其中人数最多的一个群体。
苏联有一些讲芬兰语的芬兰人，他们有的已经移居美国，有的出生于美国，全都是在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来到苏联的。受苏联宣传——苏联说客跑到美国的芬兰语社区，吹嘘苏联美妙的生活条件和充足的就业机会——的鼓动，他们成群结队来到讲芬兰语的卡累利阿共和国。这些芬兰人几乎立即给当局带来了问题。原来，卡累利阿与美国大不相同。许多人向愿意倾听的人明确指出了这一点，然后试图返回美国——结果却在三十年代后期被送进了劳改营。
有海外关系的苏联公民同样受到怀疑。排在前面的是“移居民族”，也就是那些与边界另一边有亲戚关系和来往的波兰人、日耳曼人和卡累利阿芬兰人，还有散居于苏联各地的波罗的人、希腊人、伊朗人、朝鲜人、阿富汗人、中国人和罗马尼亚人。根据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的档案，从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它在针对这些“民族”的抓捕行动中将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一十三人定罪判刑。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二战期间以及战后，还要反复开展类似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