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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历史

但是,被捕甚至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柳德米拉·哈恰特良因为与外国人——一名南斯拉夫军人——结婚而被捕。列夫·拉兹贡详细讲述了农民谢廖金的故事。听到基洛夫被人杀死的消息时,谢廖金的反应是,“我他妈才不关心呢”。这个农民从未听说过基洛夫,以为他是在与邻村的械斗中死去的某个人。为了这个误会,他被判了十年刑。一九三九年,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或者听人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上班迟到;不幸被某个受到恐吓的朋友或是某个好嫉妒的邻居说成一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的“共谋”;在一个大多数人只有一头奶牛的村子里拥有四头奶牛;偷了一双鞋;是斯大林妻子的远亲;为了给没有纸笔的小学生使用,从办公室偷了一支笔和几张纸;在正常情况下,所有这些都能导致把人关进苏联的集中营。根据一九四〇年的一项法律,一名企图偷越苏联边境者的亲戚应该被捕,无论他们对亲戚逃跑的企图是否知情。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关于上班迟到和禁止工作变动的战时法律同样会为劳改营增加更多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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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他们关进大城市的监狱(而不是像被流放者那样立即押上火车)为的是进行审讯,被捕者将会受到几次彻底的搜身。 

一九三七年的一份文件特别指示监狱看守不要忘记,“被捕之后敌人不会停止挣扎”,因此可能为了隐瞒其犯罪行为而自杀。结果,囚犯的纽扣、腰带、裤子背带、鞋带、吊袜带、有弹性的内衣,凡是能够想得到的他们可以用于自杀的东西,统统都被收走了。许多人因这道命令而蒙受羞辱。娜杰日达·约费是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女儿,她被收走了腰带、吊袜带、鞋带和发卡:我还记得这一切做法的堕落和荒谬让我感到多么震惊。一个人能用发卡做什么?即使谁的头脑里突然闪过用鞋带上吊的荒唐念头,然后怎么可能真的去做?他们只是必须把人置于一个让人恶心和屈辱的境地,裙子要脱掉,长袜要褪下,鞋带要解开。

这种搜查对于女犯所造成的打击可能更大。有人回忆说,进行搜查的监狱看守“拿走了我们的胸罩、带吊带的紧身胸衣以及另外一些女人必不可少的内衣。接着进行的是一次令人作呕的简单妇科检查。我默不作声,但是感到仿佛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所有尊严”。

回忆录作者Т.П.米柳季娜曾于一九四一年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中心监狱里被关押了漫长的十二个月,其间屡次受到搜查。她那个牢房的女犯们被带到一个没有取暖设备的楼梯间,每次五人,然后要求她们把衣服全部脱光放在地上,举起双手。看守用手“在我们的头发里,耳朵里,舌头下面,还有两腿之间”搜查,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第一次受到这种搜查之后,米柳季娜写道,“许多人放声大哭,许多人患上了歇斯底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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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查之后,一些囚犯被隔离。“监禁头几个小时安排的目的在于,”索尔仁尼琴继续写道,“以隔断与本监狱犯人联系的方式摧毁囚犯的精神防线,使其无法保持高昂的斗志,让其感到整个规模庞大、分支复杂的国家机器的全部力量就要压在他的身上,而且是他一个人的身上…… 

芬兰籍共产国际领导人奥托·库西宁的妻子艾诺·库西宁认为,第一天晚上,她被故意安排在可以听到囚犯受审动静的牢房:
即使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难以形容我在列弗尔托沃监狱第一个晚上所感到的恐惧。在我的牢房里,可以听见外面的所有动静。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旁边是“审讯部门”,在一幢独立的建筑物里面,其实是刑讯逼供的地方。我整夜都能听到不成人声的尖叫和皮鞭不停抽打的声音。一只遭受虐待、垂死挣扎的动物也不会像连续几个小时威胁、拷打、咒骂的受害者一样发出那么骇人的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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