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他们关进大城市的监狱(而不是像被流放者那样立即押上火车)为的是进行审讯,被捕者将会受到几次彻底的搜身。
一九三七年的一份文件特别指示监狱看守不要忘记,“被捕之后敌人不会停止挣扎”,因此可能为了隐瞒其犯罪行为而自杀。结果,囚犯的纽扣、腰带、裤子背带、鞋带、吊袜带、有弹性的内衣,凡是能够想得到的他们可以用于自杀的东西,统统都被收走了。许多人因这道命令而蒙受羞辱。娜杰日达·约费是一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女儿,她被收走了腰带、吊袜带、鞋带和发卡:我还记得这一切做法的堕落和荒谬让我感到多么震惊。一个人能用发卡做什么?即使谁的头脑里突然闪过用鞋带上吊的荒唐念头,然后怎么可能真的去做?他们只是必须把人置于一个让人恶心和屈辱的境地,裙子要脱掉,长袜要褪下,鞋带要解开。
这种搜查对于女犯所造成的打击可能更大。有人回忆说,进行搜查的监狱看守“拿走了我们的胸罩、带吊带的紧身胸衣以及另外一些女人必不可少的内衣。接着进行的是一次令人作呕的简单妇科检查。我默不作声,但是感到仿佛被剥夺了作为人的所有尊严”。
回忆录作者Т.П.米柳季娜曾于一九四一年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中心监狱里被关押了漫长的十二个月,其间屡次受到搜查。她那个牢房的女犯们被带到一个没有取暖设备的楼梯间,每次五人,然后要求她们把衣服全部脱光放在地上,举起双手。看守用手“在我们的头发里,耳朵里,舌头下面,还有两腿之间”搜查,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第一次受到这种搜查之后,米柳季娜写道,“许多人放声大哭,许多人患上了歇斯底里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