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被捕甚至不需要什么特殊的理由。柳德米拉·哈恰特良因为与外国人——一名南斯拉夫军人——结婚而被捕。列夫·拉兹贡详细讲述了农民谢廖金的故事。听到基洛夫被人杀死的消息时，谢廖金的反应是，“我他妈才不关心呢”。这个农民从未听说过基洛夫，以为他是在与邻村的械斗中死去的某个人。为了这个误会，他被判了十年刑。一九三九年，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或者听人讲一个关于斯大林的笑话；上班迟到；不幸被某个受到恐吓的朋友或是某个好嫉妒的邻居说成一个并不存在的阴谋的“共谋”；在一个大多数人只有一头奶牛的村子里拥有四头奶牛；偷了一双鞋；是斯大林妻子的远亲；为了给没有纸笔的小学生使用，从办公室偷了一支笔和几张纸；在正常情况下，所有这些都能导致把人关进苏联的集中营。根据一九四〇年的一项法律，一名企图偷越苏联边境者的亲戚应该被捕，无论他们对亲戚逃跑的企图是否知情。如同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关于上班迟到和禁止工作变动的战时法律同样会为劳改营增加更多的“罪犯”。
搜查之后，一些囚犯被隔离。“监禁头几个小时安排的目的在于，”索尔仁尼琴继续写道，“以隔断与本监狱犯人联系的方式摧毁囚犯的精神防线，使其无法保持高昂的斗志，让其感到整个规模庞大、分支复杂的国家机器的全部力量就要压在他的身上，而且是他一个人的身上……
芬兰籍共产国际领导人奥托·库西宁的妻子艾诺·库西宁认为，第一天晚上，她被故意安排在可以听到囚犯受审动静的牢房：
即使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难以形容我在列弗尔托沃监狱第一个晚上所感到的恐惧。在我的牢房里，可以听见外面的所有动静。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旁边是“审讯部门”，在一幢独立的建筑物里面，其实是刑讯逼供的地方。我整夜都能听到不成人声的尖叫和皮鞭不停抽打的声音。一只遭受虐待、垂死挣扎的动物也不会像连续几个小时威胁、拷打、咒骂的受害者一样发出那么骇人的惨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