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些情况下，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要求办案人员大量伪造证据——例如，像一九三七年在调查尼古拉·叶若夫所谓“苏联境内最强大而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波兰知识分子破坏——间谍活动网”期间所发生过的那样。如果说对斯戈维奥的审讯代表的是一种极端无所谓的态度的话，那么，针对这个值得怀疑的波兰间谍网的大规模行动则代表了另外一种极端的态度：把决意使嫌疑人认罪当做审讯他们的惟一目的。
这一行动由内务人民委员部〇〇四八五号命令启动，这道命令为后来的大规模逮捕树立了榜样。〇〇四八五号行动命令明确列出所要逮捕人员的种类：所有留下来的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波兰——布尔什维克战争的波兰战俘；所有进入苏联境内的波兰难民和移民；曾为波兰政治党派成员的任何个人以及所有来自苏联境内波兰语地区的“反苏活动积极分子”。实际上，任何住在苏联境内的具有波兰背景的人都受到了怀疑，这样的人非常多，尤其是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边境地区。行动进行得干净彻底，以致驻基辅的波兰领事编制了一份秘密报告描述正在发生的事情，报告特别提到，在一些村庄，“任何具有波兰背景、甚至任何名字按波兰语发音的人”全都遭到逮捕，不论是工厂的管理人员还是农民。
当结果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时，他们就会动用酷刑。一九三七年以前打人实际上应该是被禁止的。一名前古拉格人员证实，在三十年代的前五年，打人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后，随着必须迫使党的领导人认罪的压力增大，酷刑逐渐开始使用，不过，到一九三九年时，酷刑再次停止使用。
一九五六年，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公开承认了这一点：“怎么可能使一个人交代他没有犯过的罪行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因为使用暴力手段对他施加了压力，严刑拷打，让他昏迷，使他失去判断力，剥夺他做人的尊严。‘供词’就这样到手了。”
滥用酷刑的情况在这一时期非常普遍，而且频繁受到质疑，以致斯大林于一九三九年初亲自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方负责人发出一份备忘录确认，“从一九三七年起，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中［对犯人］使用肉体施压手段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他解释说，上述手段仅被允许
对这样一些公然与人民为敌的犯人使用：他们钻人道审讯方式的空子以便无耻地拒绝供出同谋，他们长达数月拒不认罪并且企图阻止揭露那些仍然逍遥法外的同案犯。
斯大林接着说，他的确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正确和人道的手段”，尽管他不得不承认这种手段偶尔可能会被用在“意外被捕的好人”身上。当然，这份臭名昭著的备忘录清楚地表明，斯大林本人知道在审讯过程中所使用的那些手段，而且亲自批准对它们的使用。
当结果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时，他们就会动用酷刑。一九三七年以前打人实际上应该是被禁止的。一名前古拉格人员证实，在三十年代的前五年，打人肯定是违法的。但是，大约是在一九三七年前后，随着必须迫使党的领导人认罪的压力增大，酷刑逐渐开始使用，不过，到一九三九年时，酷刑再次停止使用。
说到底，审讯的最重要后果是它给犯人打下的心理烙印。甚至还没踏上解送东方的漫漫长路，甚至还没到达他们的第一个劳改营，对于作为强制劳动力的新生活，犯人已经处于某种“准备”阶段。他们已经知道，他们没有基本的人权，没有受到公正审判的权利，甚至没有出席公正的听证会的权利。他们已经知道，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权力不受任何约束，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们。当他们承认自己没有犯过的罪行时，他们已经不怎么考虑自己了。但是，即使他们不承认，他们也都失去了貌似存在的所有希望，不再相信逮捕他们的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实际上，如同将在许多别的案件中出现的情况一样，这意味着被捕者本人将被迫提供使这起针对他的案件成立的证据。调查的方法很简单。首先要波兰被捕者回答是不是这个破坏——间谍组织的成员。然后，当他们声称对这个组织毫不知情时，对他们进行拷打或者施以其他酷刑，直到他们“想起来”为止。
因为叶若夫个人与这起特殊案件的成败具有利害关系，所以，有些刑讯逼供进行时，他甚至亲自在现场。当犯人对他们所受到的虐待提出正式控诉时，他命令手下置之不理，“继续进行”。一旦犯人招供，接着要求他们说出其他成员——他们的“同伙”——的名字。然后，同样的过程将重新开始，结果，“间谍网”变得越来越大。
在开展这一行动的两年时间里，所谓“波兰人系列案调查”导致超过十四万人被逮捕，据某些人说，在极端恐怖时期被镇压的波兰人接近波兰人总数的百分之十。但是，波兰行动也因滥用酷刑和屈打成招而臭名昭著，以致在一九三九年大规模逮捕暂时引起强烈反对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自己对波兰行动执行期间所出现的“失误”展开了调查。一名受到调查的官员回忆说，“没有必要小心翼翼——不需要为打人请求特别许可，没有对打人进行限制”。感到内疚的办案人员——显然有人感到了内疚——被明确告知，“尽可能地对波兰人采取严刑拷打的手段”是斯大林和政治局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