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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历史

防止囚犯在他们那种环境中过得太舒服的最有效手段也许是使告密者存在于他们的周围——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发现告密者。告密者同样将在劳改营里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但是在劳改营,相对容易避开他们。在监狱里,人们不那么容易躲开他们,因此,他们迫使人们谨言慎行。布伯—诺伊曼回忆说,除了一次之外,“我在布特尔卡监狱的那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俄国囚犯发表过评论苏联政权的只言片语”。

囚犯当中公认的看法是,每个牢房至少有一名告密者。当一个牢房里有两名告密者时,两个人都会怀疑对方。在比较大的牢房里,告密者经常被认出来,从而受到其他囚犯的冷落。第一次关进布特尔卡监狱时,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注意到,窗户旁边有一个空着的铺位。有人告诉她,她可以睡在那里,“但你基本上不会有邻居”。这表明,周围没有睡人的那名女犯是个告密者,她整天都在“写告发牢房里所有人的小报告,因此没人跟她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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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苏联的监狱制度严厉、刻板而且没有人性。不过,只要有一点可能,囚犯就会进行反抗,反抗无聊的生活,反抗经常受到的羞辱,反抗隔离和分裂他们的企图。 

不止一名以前的囚犯写道,在监狱里,囚犯们实际上比后来在劳改营里更团结。囚犯一旦进入劳改营,当局更加容易分而治之。为了使囚犯彼此疏远,管理人员可以用劳改营等级制度中更高的位置、更好的食物或者更轻松的工作之类许诺引诱他们。
相比之下,在监狱里,大家基本上是平等的。尽管也存在着与当局合作的诱惑,但这种诱惑要小得多。发配之前在监狱里度过的那几天或那几个月,甚至为许多囚犯提供了某种基本生存方式的初级训练以及团结起来对抗当局的第一次经验,使当局的所有努力白费工夫。

一些囚犯完全是从他们同牢房的难友那里学到了保持个人卫生和尊严的基本方法。在监狱里,茵娜·希赫耶娃-盖斯特学会了把一点点面包嚼碎之后做成纽扣以便能把衣服扣上;学会了把鱼刺当做缝衣针,用几根线缝补搜身时衣服上被撕破的地方;还学会了各种各样别的手艺,这些手艺同样被证明将来在劳改营里也能派上用场。德米特里·贝斯特罗列托夫——以前是一名苏联派往西方的间谍——还学会了从旧袜子上取“线”:把袜子拆开,用一点肥皂把线头磨尖。像他学会制作的用来配套的针一样,这种线后来在劳改营里可以用于交换食物。年轻的反斯大林分子苏珊娜·佩乔拉学会了“如何趁他们不注意时睡觉,如何用火柴棒缝衣服,如何在没有空间的条件下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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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囚犯的聪明才智绝大部分都被用来对付那项最为严格的规定:严格禁止牢房与牢房之间以及监狱与外部世界之间传递信息。不顾受到严厉惩罚的威胁,囚犯在厕所里给别的囚犯留纸条,或者把纸条扔出墙外。 

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曾经试图将一块肉、一个西红柿和一片面包扔进另一个牢房:“轮到我们上厕所时,我试图打开窗户把食物塞过去。”他被逮个正着,然后关了禁闭。尽管经常不是出于自愿,囚犯还通过贿赂看守获取信息。斯特拉夫罗波尔监狱的一名看守偶尔会把列夫·拉兹贡的口信传给他的妻子。

……
有时,那些懂得莫尔斯电码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敲出字母,附带提出一两个简单问题,希望墙那边看不见的人能够听明白。亚历山大·多尔冈在列弗尔托沃监狱就是这样学会使用莫尔斯电码的,他通过反复对比记住了电码。就在他终于能与隔壁牢房的那个人“谈话”并且听懂了对方正在问“你是谁?”的时候,他感到“对某个人的纯洁的爱涌上心头,三个月来,这个人一直在问我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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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地方和某些时候,囚犯自行发明的方法采取了更加巧妙的形式。瓦尔拉姆·沙拉莫夫在短篇小说《扶贫委员会》中特意描写了一种方法,而且其他人也曾提到过。 

这种方法源于一项不合理的规定:三十年代后期的某个时候,当局突然决定,因为甚至只用“两个法式卷发筒、五个苹果和一条旧裤子就能向囚犯传递信息”,所以,正在接受审讯的囚犯不得收取亲属寄来的任何包裹。亲属只能寄钱来,而且不能写明钱数,以免利用金额拼出“信息”。可是,并非所有囚犯的家人都有钱可寄。一些人太穷,一些人离得太远,而另一些人甚至可能扮演的是抢先告发亲戚的角色。这意味着,尽管有些囚犯每个星期可以去监狱的小卖部购买一次黄油、奶酪、香肠、烟叶、白面包和香烟,其他囚犯则只能依靠监狱提供的粗劣伙食活着,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会“在公共节假日倍感失落”,因为那是“购物的日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布特尔卡监狱的囚犯重新起用革命初期的一个术语,组织了“扶贫委员会”。每一名囚犯将其钱款的百分之十捐给这个委员会。反过来,委员会用这些钱为那些没钱的囚犯购买食物。这种方法实行了几年,直到当局决定采取某种手段——他们向一些囚犯承诺,拒绝加入委员会可以得到各种“奖励”——将其扼杀为止。不过,各个牢房抵制并且排斥那些拒绝加入扶贫委员会的人。于是,沙拉莫夫问道,谁“愿意冒这种风险:将自己置于整个群体、置于一天二十四小时与你待在一起的人们的对立面——只有睡着才能摆脱与你同居一室的囚犯充满敌意的目光?”

奇怪的是,在沙拉莫夫的大量作品中,这是为数不多的一篇以积极的调子结束的小说:“不像‘外面’的‘自由’世界或劳改营,监狱里的社会自始至终是团结的。以扶贫委员会的形式,这个社会找到了一种方法,明确表示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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