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囚犯在他们那种环境中过得太舒服的最有效手段也许是使告密者存在于他们的周围——在苏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发现告密者。告密者同样将在劳改营里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但是在劳改营，相对容易避开他们。在监狱里，人们不那么容易躲开他们，因此，他们迫使人们谨言慎行。布伯—诺伊曼回忆说，除了一次之外，“我在布特尔卡监狱的那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听到任何俄国囚犯发表过评论苏联政权的只言片语”。
囚犯当中公认的看法是，每个牢房至少有一名告密者。当一个牢房里有两名告密者时，两个人都会怀疑对方。在比较大的牢房里，告密者经常被认出来，从而受到其他囚犯的冷落。第一次关进布特尔卡监狱时，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注意到，窗户旁边有一个空着的铺位。有人告诉她，她可以睡在那里，“但你基本上不会有邻居”。这表明，周围没有睡人的那名女犯是个告密者，她整天都在“写告发牢房里所有人的小报告，因此没人跟她说话”。
毫无疑问，囚犯的聪明才智绝大部分都被用来对付那项最为严格的规定：严格禁止牢房与牢房之间以及监狱与外部世界之间传递信息。不顾受到严厉惩罚的威胁，囚犯在厕所里给别的囚犯留纸条，或者把纸条扔出墙外。
列昂尼德·芬克尔斯泰因曾经试图将一块肉、一个西红柿和一片面包扔进另一个牢房：“轮到我们上厕所时，我试图打开窗户把食物塞过去。”他被逮个正着，然后关了禁闭。尽管经常不是出于自愿，囚犯还通过贿赂看守获取信息。斯特拉夫罗波尔监狱的一名看守偶尔会把列夫·拉兹贡的口信传给他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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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那些懂得莫尔斯电码的人一遍又一遍地敲出字母，附带提出一两个简单问题，希望墙那边看不见的人能够听明白。亚历山大·多尔冈在列弗尔托沃监狱就是这样学会使用莫尔斯电码的，他通过反复对比记住了电码。就在他终于能与隔壁牢房的那个人“谈话”并且听懂了对方正在问“你是谁？”的时候，他感到“对某个人的纯洁的爱涌上心头，三个月来，这个人一直在问我我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