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当局为逮捕的敌人做出不同于流放者的特殊安排，而特殊的安排并不一定使情况有所改善。玛丽娅·桑德拉茨卡雅在孩子两个月时遭到逮捕，然后被送上一列实际上塞满了哺乳母亲的押运火车。
六十五个女人和六十五个婴儿坐着两节运牛的货车行走了十八天，车厢里只靠两个直冒浓烟的小炉子取暖。没有特供的食物，没有热水给孩子洗澡或洗尿布，尿布后来“脏得成了绿色儿”。两个女人用玻璃片切开喉咙自杀了。另外一个精神失常。她们的三个婴儿被别的母亲抱养。桑德拉茨卡雅本人“收养”了其中一个。直到生命的尽头，她仍然坚信，正是母乳挽救了自己染上肺炎的孩子。当然，那个时候也无药可吃。
到达托木斯克中转监狱时，情况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大部分孩子生了病，两个孩子死亡。又有两位母亲企图自杀，但是受到阻止没有成功。其他母亲进行绝食抗议。在绝食抗议的第五天，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委员会前来看望了这些女人：一个女人把她的婴儿扔向这些委员。刚到主要为被捕的“妻子”而设的捷姆女子劳改营时，桑德拉茨卡雅确实设法组织过一个幼儿园。最后，她说服亲戚来把她的孩子带走了。
对于经过几个星期旅途劳顿——一些回忆录作者记述了前往纳霍德卡湾监狱的四十七天火车旅程——的囚犯来说，太平洋沿岸中转监狱的条件几乎让人无法忍受。
一名囚犯写道，押解他的火车到达纳霍德卡湾监狱时，他的难友百分之七十患了夜盲症——坏血病病因的一种后果——而且腹泻。他们也得不到什么医疗帮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由于没有药物或适当的护理，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在第二河监狱死于妄想症和精神错乱。
在太平洋沿岸的中转监狱，那些没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囚犯有可能额外得到一点面包。囚犯可以运水泥，从火车上卸货，掏厕所。实际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纳霍德卡湾监狱是“唯一一个囚犯乞求干活儿的监狱”。一名波兰女囚犯回忆说，“他们只给干活儿的人发吃的，但是因为人比活儿多，一些人饿死了……在西伯利亚的草原上，卖淫花像鸢尾草一样茂盛。”
在大多数情况下，长途押解分段进行。对于那些关押在大城市监狱里的囚犯，首先要用卡车将他们送上火车，卡车上的特殊图案表明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于保密的迷恋执着。
从外表看上去，“黑乌鸦”——这是给它们起的绰号——好像就是普通的载重卡车。三十年代，卡车两边经常涂上“面包”的字样，但是后来使用了更加复杂的幌子。一九四八年被捕的一名囚犯记得坐过一辆画有“莫斯科肉排”标志的卡车，另一辆卡车的标志是“蔬菜/水果”。
如同一名囚犯所描述的那样，卡车里面有时分开“狭窄的两排，一片漆黑，像不透气的笼子”。根据一九五一年的一种设计，另外一些卡车只安了两排长凳，囚犯一个挨着一个挤坐在上面。农民和那些在大规模流放初期从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波兰东部押解上路的囚犯受到更加粗暴的对待。正如一名已过中年的立陶宛囚犯曾经对我描述的那样，他们经常“像沙丁鱼一样”被塞进普通运货卡车：第一名囚犯伸开他的双腿，第二名囚犯坐在他的两腿之间然后伸开自己的双腿——依此类推，直到卡车塞满为止。当很多人紧紧地挤在一起时，这样坐着特别不舒服，而且去火车站的路程可能要走一整天。在寒冷的一九四〇年二月，前波兰境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流放，流放过程中，一些孩子甚至在上火车之前就冻死了，一些成年人被严重冻伤，他们的胳膊和腿从此再也没有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