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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怨声载道，但是押解制度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命令发出，不满产生。然而，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当一队囚犯抵达远东地区的共青城车站时，就连古拉格系统的助理检察官也认为他们的情况糟透了。他对一列由五十一节车厢组成的“CК590特别列车”的命运所作的官方描述肯定是站在低于一般标准的立场上，甚至还停留在古拉格押解制度一如既往的噩梦般的水平上：
囚犯坐在冰冷的车厢里到达，没有为所押送的囚犯准备取暖设施。每节车厢有十至十二个铺位，铺位上可以安排十八个人，但是，每节车厢的囚犯多达四十八人。车厢没有足够的水罐供应饮水，结果出现断水的情况，有时断水几天几夜。发给囚犯的是冻得硬梆梆的面包，他们连续十天得不到任何食物。囚犯到达时还穿着夏天的囚衣，肮脏不堪而且爬满虱子，他们显然都冻伤了……生病的囚犯被推到车厢的地板上，得不到药物和治疗，结果随时就地死去。尸体长时间留在车厢里……
在“CК590特别列车”所押送的一千四百零二名囚犯中，一千二百九十一人到达：五十三人死于途中，六十六人沿途下车留医治疗。到达时，又有三百三十五人因三度或四度冻伤、肺炎以及其他疾病住进医院。这一队囚犯在路上大概走了六十天，其中二十四天“因计划不当”停在路边不能前进。然而，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负责这趟特别列车的哈巴罗夫同志除了受到一次“警告性训斥”之外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许多具有类似经历的幸存者试图解释缺乏经验的年轻押解看守——他们决不是安排在监狱系统的那种训练有素的杀人者——为什么对囚犯实施诸如此类的荒唐虐待。
尼娜·哈根——托恩认为，“这并不证明邪恶，只是证明他们对被押送者的极度冷漠。他们不把我们当做人看。我们只是有生命的货物。”一九三九年苏联入侵之后被捕的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认为，
缺水应该不是故意虐待我们，而是因为供水必然要给看守增加额外的工作，所以，只要没有命令，他们就不做这件事。押解队的指挥官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而看守则不愿冒着囚犯逃跑的风险一天几次押着他们去车站的水井或自来水龙头打水。
……
厌烦——或者更确切地说，厌烦搀杂着不得不从事这种让人丢脸的工作的怒气——也是索尔仁尼琴对这种莫名其妙的另类现象的解释。他甚至试图从押解看守的角度去想。押解途中，他们非常忙碌，人手也不够，然后还得“提着水桶去打水——再说，这要提着水走很远的路，而且心里挺憋气：一名苏联军人为什么就得像头驴似的为人民的敌人去打水？”更加让人憋气的是，索尔仁尼琴继续写道，
分配那点水需要很长时间。囚犯没有自己的茶缸。本来有茶缸的囚犯的茶缸都被没收了——因此，他们只能用两只配备的公用茶缸喝水，当他们喝水时，你得站在那里，舀出水来递给他们，再舀，再递，直到他们喝完为止……
打来水分给囚犯，押送人员能够容忍这一切，只要那帮猪猡咕嘟咕嘟喝饱了之后不要求解手就行。可是结果总是这样：如果一天不给他们水喝，他们也不要求解手。给他们喝一次水，他们要求解一次手；要是可怜他们，给他们喝两次水，他们就要解两次手。于是，这成了个简单明了的常识：什么也不给他们喝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