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囚犯到达时，如果天还不黑，如果他们没有生病，如果他们有兴趣抬头观望，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劳改营的大门。通常，大门上方悬挂着标语。在科雷马某个营站的入口处，“高悬的胶合板拱形门楼上面写着一句口号：‘劳动在苏联是一件正当、光荣、勇敢并且富有英雄主义的事情！’”。芭芭拉·阿莫纳斯来到伊尔库茨克郊区的一个劳动定居点，迎接她的是这样一条标语：“只有通过劳动我才能够报答祖国的恩情。”一九三三年来到当时已经成为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的索洛韦茨基时，另一名囚犯看到一块牌子上写着：“我们将用铁拳带领人类走向幸福！”十四岁被捕的尤里·奇尔科夫也在索洛韦茨基看到一块写着“通过劳动——获得自由！”的牌子，这句口号令人不安地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上方的那条标语——“劳动使你自由”（Arbeit Macht Frei）—— 意思相近，它可能对后者产生了影响。
一旦恢复健康——如果允许他们恢复健康的话，一旦穿戴整齐——如果允许他们穿戴整齐的话，挑选和分类便认真地开始了。原则上，这是一个受到严格监督的过程。
早在一九三〇年，古拉格就对囚犯的分类下达过严格、复杂的命令。理论上，分派给囚犯的劳动任务反映了两套标准：他们的“社会出身”以及对他们的判决，另外是他们的健康状况。命令发布初期，囚犯被分为三类：刑期不超过五年的非反革命“工人阶级”囚犯；刑期五年以上的非反革命“工人阶级”囚犯和那些被判犯有反革命罪的囚犯。
对这三类劳改犯将按三种方式予以监管：优待、宽松和“一级”，后者即严加监管。还要安排一个医学委员会对他们进行体检，以决定他们可以干重活儿还是干轻活儿。综合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之后，劳改营当局将给每个囚犯分派劳动任务。然后，根据其具体劳动定额的完成情况，按照四种伙食标准中的一种给每个囚犯分发食物：基本、劳动、“充足”或“惩罚”。所有这些标准将会多次发生变化。例如，一九三九年，贝利亚下令把囚犯分成“能干重活儿的”、“能干轻活儿的”和“身体虚弱的”三等（有时称为甲等、乙等和丙等），每一等囚犯的人数由莫斯科的主管部门定期监测，他们绝不允许劳改营里“身体虚弱的”囚犯太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