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历史

不习惯到处都是标语口号的外国囚犯更加觉得“教育改造”工作荒唐可笑。波兰人安东尼·埃卡特描述了一堂典型的政治灌输课:
所使用的方法如下。一名来自文教科的职业煽动家,具有六岁儿童的智力,他将向囚犯宣讲全力以赴投入劳动的崇高意义。他将告诉他们,爱国者是高尚的人,所有爱国者都热爱苏联,对于劳动人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身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公民,苏联人民感到自豪,等等,等等,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对于一个皮包骨头的听众来说,所有这些证明了这种说教的荒唐和虚伪。但是,演讲者并没有因冷淡的反应而乱了方寸,演讲继续进行。最后,他保证所有劳动“突击手”都能得到更好的回报,提高伙食标准和改善生活条件。对于那些正在忍饥挨饿的人来说,这堂课的效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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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古拉格的官僚机构内部,文化教育部门可以作为最后的替罪羊:如果计划没有完成,不应归咎于组织不善或营养不良,不应归咎于愚蠢残忍的劳改政策或缺少毡靴——而应归咎于宣传的力度不够。 

也许,古拉格系统僵化的官僚机构存在缺陷:一旦中央命令必须开展宣传时,所有人都全力以赴执行命令却丝毫没有怀疑过这一命令的合理性。也许,莫斯科的领导人完全不了解劳改营的实际情况,以致他们真的相信四百四十四堂政治时事课和七百六十二次政治报告能使饥饿的男女囚犯更加努力地从事劳动——考虑到他们在劳改营的检查报告中所能看到的那些材料,尽管这似乎不太可能。
或者,也许根本没有合理的解释。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本人后来也是一名囚犯,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耸了耸肩膀。他说,这是一个使古拉格举世无双的悖论:“在我们的劳改营,不但要求你做一个苦力,而且要求你在干活儿的同时还要唱歌和微笑。他们不只是要压迫我们:他们还要我们为此向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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