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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鸦墙事件其实相当全面地反应了当代华人处于不同立场的心理状态。

首先很多人没有搞明白，粉红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在道德上引入反感的事并且自鸣得意？这里的始作俑者其实已经提供了非常明确的线索。

一个并不贫穷、并不缺乏教育的年轻人，为什么要顺手牵羊去偷窃一盒外卖、一杯饮料，为了非常少的价值去做违反法律和道德并且侵害他人的事呢？因为在他判断里，这是种极低风险的行为。外卖丢失不会被发现是他干的，即使被发现也不能怎样，因为执法机构几乎不理会这种案值非常低的小事。

天朝历来是个人治造就的高风险社会，意味着你的行为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取决于你的身份地位社会关系甚至于你刚好处于风口浪尖还是顺势潮流，而不取决于任何既定的规则或者共识，因此民间发展出一种十分成熟的风险评估意识，比如运输水果蔬菜的车翻倒了，周围十里八村就会一哄而上抢光洒落的货物，不需要多么大的利益作为犯罪的动机，没有风险就足够了。

粉红本身就是一种利益驱动的生物，因为爱国的逻辑就是国家的利益大于一切道德和个人，因此是非的标准本身就是模糊的，或者说是变化的，如果说谎有利于国家利益那说谎就是正义的，如果人权阻碍国家的控制力那人权就是有害的。在自由世界的粉红也从不会把自由看作是对人的尊重和保护，更不会珍视自由是公民社会存在的基础。自由在他们看来如同一种漏洞，使任何不道德的行为在不犯罪的前提下成为无风险事件。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反问，你们敢在国内涂鸦这24个字核心价值观吗？答案是当然不会，因为在高风险社会，只有权力才能表达价值观念，就连跟从也必须得到权力的允许，否则就会受到教训。

在自由世界里，因为民主、法制和个人主义适用于所有人，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低风险社会。然而当你以自由作为保护伞而去侵害别人的自由时，就产生了额外的收益。（当然这种收益的代价就是它的不道德会遭到其他人本能的反对。）因此，涂鸦被核心价值观所覆盖这件事就一定要发在小红书或者其他中文媒体上，否则无法产生任何收益。也许有的人只是为了所谓民族自豪感所带来的情绪上的满足，某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情结，甚至只是为了受人追捧的虚荣心。但是假如你把海外粉红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又并非仅此而已。

近几年来，随着留学生粉红浓度的逐步攀升， 不乏有反问的声音一再出现：既然你那么爱国，为什么还要出国留学？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每个天朝子民心里都清楚。但是没有粉红会承认西方学历能帮他们镀金，甚至有可能留在自由世界享受他们反对任何人都应平等享受的那些权利。一种证明自己里离岸爱国的真实性的方法正日益流行起来，那就是借助于自由的保护，主动成为威权国家在它控制力范围以外的触手。为中共效忠的海外华人其实从未断绝，但是过去几十年多以小规模且低调的形式进行，更像是我们所熟悉的“完成政治任务”。而今却不断涌现出许多招摇过市的闹剧，涂鸦墙事件之所以不应被视为偶发的独立事件，理由就是它所传达出的两点心理意义：其一是威权国家的价值观足以碾压曾经受到中国精英阶层所推崇的西方文化和思想（即核心价值观超越一切艺术，它不需要外在的美，而是依托其完善体现了中华帝国的尽善尽美）；其二是西方人既然宣称自由就理应为其付出代价。在西方社会认知里，自由的代价是契约型社会；而在粉红看来则是“践踏自由的自由也是自由”，即“没有绝对的自由”。（主导者在社交媒体上以十分自鸣得意的口吻谈到自由必须付出代价，足见此语的意含是要给西方人一个教训。）

这种老大哥无处不在的暗示极大刺激了另一些真心热爱公民社会的华人。许多人将生活在自由世界视为成功逃离了极权主义的控制，无怪有人会说这些标语和运动式的宣传让他们遭受了精神创伤。

我在“反涂鸦”当中看到了凭借简短的文字和时间所表达的愤怒和惊惧，以及某种刻骨铭心，让我想到了西单民主墙，仿佛这一刻每个人都受到内心驱使不得不参与进来。在中国社会，真正自发的群情激愤并不多见，有组织有引导的群众运动随处可见。这些自由的追求者敏感地意识到了威权国家的阴影再度向他们袭来。

伦敦市很快清除了全部涂鸦，显然政府希望息事宁人，这恐怕并非明智之举，无论如何，这并非偶发的单一事件，也不会因此而彻底了结。但也许它能够产生一种有益的结果：让西方世界和西方的华人彻底地反思当代社会的价值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