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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的第二个贡献是对于积极生活（viva activa/active life）重要性的论述，以及为何一味的沉迷沉思生活（contemplative life）是危险的。柏拉图开始了哲学家的沉思生活原型：强调内省思考，不参与政治生活，因为与常人的过多沟通会减少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希腊三贤其中的另两位与柏拉图不同，是积极生活的倡导者。对于苏格拉底来说，正是交谈才赋予哲学以意义；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哲学和政治参与是不可分割的。阿伦特同意他们的观点，她认为传统的沉思型哲学不能为现实世界带来价值，而且无法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她认为只有政治参与才能赋予人以真正的价值。

关于政治参与的论述便牵扯到阿伦特对于人的看法，即一个人由什么组成。阿伦特认为一共有三个方面：劳动（labor）、工作（work）、行动（action）。劳动是人为了生存所做的事情，如呼吸和进食。工作是指人创造所生活的世界的过程，如建一个房子，画一幅画。行动是政治的领域（realm of the political），参与公共事务的平等公民发表言论、参与活动，为世界赋予了意义。也是行动，赋予每个个体作为自我的价值。

阿伦特对于启蒙运动持有负面的看法。她认为启蒙运动将人赶出了政治的领域。启蒙哲学家将政治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例如，洛克认为，参与政治可以确保人类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也就是确保私有财产权的经济目的。与此对立的是前现代时代的积极生活。政治是目的，其他都是手段，包括经济领域。

启蒙哲学家还将经济交流上的合作视为减少政治冲突的一种手段。而阿伦特认为，参与公共领域、民间对话和政治争端，是人类基本经验的一部分；行动是让人有明确价值感和认同感的唯一途径。她认为，启蒙理性主义在不触及相对主义（relativism）和历史绝对论（historicism）的情况下，对价值和身份以及价值问题没有提供答案，这正是因为驱逐政治的领域。公民变成了经济人（economic man），被困在劳动和工作中，失去了价值和认同感。在现实中的体现是：当被问及他们是谁时，人们通常本能地回答他们的职业。

阿伦特对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这两个理论都受启蒙运动启发，极端地强调经济，使个人失去人性（dehumanize）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你是谁≈你拥有什么；人变成了经济机器的齿轮，而不是公共领域的积极参与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人被用来履行经济角色，而不是政治角色——在一个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中，政治作为社会的工具不再有意义，因为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无阶级（classless）、无国家（stateless）。

最后简单地写一下恶的平庸性。平庸的恶提出自《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1961年，艾希曼因参与灭绝犹太人的暴行而在耶路撒冷受审。阿伦特旁听了整场审判，写下了此书。书中，阿伦特提出使得纳粹政权能够如此大范围执行屠杀的恶，不是我们惯常概念中的绝对的邪恶（由一个或数个怪物般的病态罪犯主导），而是难以数计的普通官僚的犯下的平庸的恶。阿伦特认为，将艾希曼视为怪物，掩盖了纳粹德国不可饶恕的罪行背后的制度化结构问题。艾希曼是医学上心里正常的“正常人"，但是在极权主义的作用下，正常人也能变得无法分辨是非。极权主义政权中的政治进程使得无思（thoughtlessness）成为可能，并为大规模杀戮提供便利。人们的理性思维和以前公认的普遍道德原则被政权的洗脑阻止和颠覆了。平庸的恶在表面相上看起来是有组织的、有秩序的、合法的、合规的。比如，在纳粹的大屠杀中，大多数的时候这种恶都是间接谋杀（如文书工作），这让人们更加轻易地自我欺骗，很多人相信他们只是在履行职责。平庸者的犯罪不是由欲望和恐惧驱动，而是因为他们被变成了执行政权意志的机器。

恶的平庸性这一概念距离提出已经过了60年，但仍然是对现今社会的警醒。在任何地方、任何领域，如果官僚机构不重视作为具体个体的人，对人的痛苦视而不见，反是沉迷于数据与数字，我们就会看到平庸之恶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