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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新疆集中营的报道,其中很多信息,和我17年在南疆采访时跟当地官员接触得到的信息一致。当时成规模化的集中营没有铺开,但应收尽收和强制劳动初见雏形。

我直接问过南疆官员维吾尔族人会因为什么愿意进监狱,真的有所谓的“暴恐”吗?他们轻轻松松地说,就是蓄须啊,头巾啊,手机浏览“外网”啊,转发宗教信息啊。他们会逼迫维族人抽烟喝酒,不服从的也被逮捕。他们告诉我,17年主要任务是维稳,18年是改造,19年常态化。现在回溯,皆成为现实。

关于半强制劳动,我当时进了某个上海援疆的纺织厂,很多工人月薪数百,远低于其他工厂的 1500-2000元/月。我问厂长工人怎么招进来的,他小声告诉我,都是来思想改造的,他们的家人有“问题”,他们受牵连。这跟 BBC 稿子中的 "guilt by association" 一致。

当时,除了见到的各种山雨欲来的迹象,我有个很恐怖的感受:维吾尔族社区被击碎摧毁了。

观察到的一些 facts:
1. 破坏原有的社区,重建大规模安居房,逼迫维吾尔族人离开农村,搬入城镇,失去原有的社会连接。
2. 高失业率。 在农村,很多人无地可耕。盛行斗地主、打台球。
3. 医疗落后。全靠援疆医生支撑。举例:本地医生只能大切口手术或截肢。
4. 离婚率极高,年轻女性被迫早婚早育。家庭内部不平等严重。很多维族男性逼迫妻子出去打工养自己。
5. 维吾尔族人被强行纳入到现代制造业中,原有的生活方式被破坏。他们非常不能适应朝九晚五、工厂流水线的作息。厂长指责他们迟到早退矿工,克扣工资作为处罚。

即使有一天集中营没了,寄宿学校没了,但对于整个民族的破坏性打击,还会延续千秋外代。这些从北美、澳洲原住民的遭遇完全可以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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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担心,一旦离开故土,或者离开主流中文社交媒体,就等于放弃了母语和社群。但我现在丝毫不担心。因为我发现,只有异见者,只有挣扎出桎梏的灵魂,才能让一种语言活下去。评论区的复读机们是没有原创能力的。它们只能学舌。

最典型的是参照反话来构词。2011年我刚上微博的时候,这边有五毛,它们跟着叫美分八千。这边爱国党,它们赶紧出了一个恨国党。

除了参照构词,还有直接挪用。挪用最具批判精神的鲁迅的人血馒头;挪用自由主义者崔卫平的“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挪用房间里的大象来骂资本家;挪用信息茧房来阴阳被困家中数月的上海人;“躺平”本身是低人权社会里劳动者的微观抵抗,被官媒挪用来嘲讽西方的防疫政策;更好笑的是上帝之鹰也好意思“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而官媒,本应作为某种语言的正式风格的代表,在简中却成了共产党的僵化八股文与粗鄙残暴的网络语言的媾和。我非常了解那些炮制通稿的官媒人。他们的信息来源是过去几十年的稿库、朋友圈微信公号文章和抖音短视频。写稿模式是打开“句子迷”网站(已经倒闭)抄几句古诗放开头,拟三个小标题,电话采访同一个什么都懂的职业专家。

这种情况下,墙内怎么可能有高质量的中文?民间语言和官方语言,早就是粪坑的内循环。微博豆瓣没有大家这样能持续产出的“优质”用户,迟早完。异见者在哪里,自由不屈服的灵魂飘到哪里,我们的母语就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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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人类互动的地方就有歧视。人性大差不差。所以,区别还是在于,社会有没有补偿和纠错机制。

以加拿大为例。如果你认为政府以及一切公共机构有政策歧视,那可以进行 Charter Litigation;如果你认为某个餐厅/你的公司/公寓管理方歧视你,可以走 Human Rights Tribunal. 当然,法律不是唯一的救济形式。其他还有媒体曝光,社会运动,选举投票等。当然,我知道除了这些外显的歧视,还有很多不可诉诸法律的隐性歧视,这些更让人如鲠在喉。隐性歧视需要更漫长的文化改造。作为个体,能做的就是,直接告诉对方你让我不舒服了,或者去跟咨询师聊聊。

我认识的反贼挺多,还真不知道现在还有谁把西方当作天堂的。大多数人也不过理性决策,想活在一个系统性风险没那么大的地方罢了。与此对应的迁移模型,就是中国农村女性流入北京打工。她们也知道大城市难落脚,这里不属于也从未接纳她们,甚至随时被当作低端人口清理掉。但至少她能拥有家乡给不了的片刻安宁,她没那么想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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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很多朋友都在“四分之一人生危机阶段”(Quarter-life crisis)。想分享一些焦虑的coping strategy。嗑药、咨询、正念和病理以后另外再写。

七年前发现自己有焦虑的问题。除了国内大环境加速开倒车和一些遗传原因,我自己还有一个心理根源,是不能接受无序、不确定、不能预测和不完美。我以前希望一切都是可控的,学业工作必须要严格执行每日计划,吃饭要按健康比例来分配碳水蛋白质和脂肪,只能单线程按顺序一件一件做事......一旦超出了我的预计范围,比如出现了意外事件和压力,我的世界就开始崩塌,体征表现是心脏痛,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干着急,但完全没有行动力。这就是我quarter-life crisis 如果说很多人是佛系,那我绝对就是炸系,内心永远翻江倒海。

好转是因为,工作后我从“优等生”心态,转成了“activist/actor”(行动者) 角色。如果大家有过参加某个社会活动的经验,肯定会觉得,妈呀这活动组织的乱七八糟,到处bug,但最后竟然也挺热闹的。是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不像做题,只有一个最完美的答案。你觉得的乱七八糟,但就是能导向很OK的结果。所以,渐渐有两种mindset让我受益:

1. 从过去的经历中,找到“总能熬过去”的证据。比如,回看自己同时被论文、实习、考试、找工作、生病搅拌的时期,发现,我survive了!当时那么难熬,现在不也没什么大事吗。我一定具备再次survive的能力。

2. 接受“糊着”的状态。这是一种类似于存在主义的心态。接受世界就是荒诞、无序、没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就是可能在原地转圈甚至退步的。我们写论文做实验是糊着弄出来的,工作是糊着搞完一个项目的,学东西糊着没太学明白但也开始用起来。反正生活就是粥样糊着……

渐渐地,你就糊麻了,静好了。

今天早上起来,面对千头万绪一堆事和参差不齐的deadline,我竟然心情十分平静,坐下来慢慢开始做。就觉得这么多年挣扎,好像有一定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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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国让我感到不安全的,其实都不是网络文化大革命了,而是实实在在的,手脚不知道往哪儿放的危险:

1. 你完全无法预料自己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处罚

你用了VPN,写了小黄文,骂了句习近平或解放军,你的刑期可能超过一个强暴了10名女童的变态。你面临的行为和惩罚几乎不成比例,对你的惩戒可以随意往顶格走,干啥都可能千刀万剐千古骂名。法律和道德失去了预测的作用,你不知道自己行为的边界在哪。

2. 你不知道谁有可以惩罚你的权力

随便哪个人渣混混,只要沾了一点”公家“的光,都能让你一个自居的守法勤劳小中产跪下舔地板。新冠时期,北京一个小区红袖章大爷可以让你(正经户主)因为身份证地址不在北京而回不了家;西安一个地铁保安都可以把你(女老师)全身扒光。兰州交大可以在学生被乱刀砍死之后,连死亡原因都懒得家长交待,要知道以前这种通天的傲慢和权力以前只有军队才会有。

权力,无限集中到某个人手里,却又可能被任意分流给了任何一个人。这是行政和司法系统的全方面发炎和溃烂。

除了知道攒多少钱可以退休外,另一个土土的概念也让我安心——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History will judge the complicit.

习近平,川普和这些大法官们,以及一切有权力的作恶者,当下再怎么巧言狡辩,也阻止不了历史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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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可以投票的朋友们,这种时候更要广泛运用自己的投票权。不仅省市联邦选举要投票,看到PC party选党魁之类的也要注意一点,可以花个小钱入党(之前我花了$10)。尽量在选党魁的时候就把疯子投下去,不让他们到更大的平台上宣传。

有一个数字,能帮我们维持心理健康,让生活充满盼头——攒够多少钱,能立刻退休并且维持不错的生活质量?

加拿大这个数字大概是100万流动资产。我给自己加到了120万。就指着120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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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直在看 not just bike 的视频。他很严厉地批评了美加两国以四轮车辆为中心的交通系统和城市设计。在北美,尤其是郊外,如果没有车,会让人寸步难行。

这样的设计不仅对穷人和孩子不友好,也大大增加了道路的维护成本。实际上北美郊区所交的税,远远无法填补每年建设和维护车道的成本。

欧洲对此的解决方式是建自行车道、公共交通、让商业区域和居住区域结合、使汽车对日常生活不那么重要,让环境更适合全年龄自然人行动。
而北美很多区域连人行道都奉欠。

youtube.com/watch?v=y_SXXTBy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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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很反常识的小建议。工作/考试越忙,或者压力越大的时候,很多人都习惯性推掉所有社交,自己一个人呆着。幻想着这样就可以更有生产力,或有更多时间休息。

但其实,这时候更需要社交——要见缝插针、排除万难地去见自己喜欢的朋友。朋友能把我们从压力的泥沼中暂时拉出来,把注意力从自己那点破事上抽离出来,去关注外部世界和ta人。让我们体会到,世界上还有其他很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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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样本感受不一定对,认识一些刚毕业的学生因为进了一家糟糕的公司干得不如意,就想去一些门槛更低的公司以为门槛低活会容易自己就能轻松一些。

其实,可能,恰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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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看了端传媒的报道,才知道原来朝鲜绕开联合国制裁的方法之一,居然是跟台湾做生意——因为台湾并不是联合国成员,所以并不需要遵守联合国的制裁规则,是天然适合与朝鲜做生意的对象。
朝鲜与台湾的贸易额度一度达到数千万美元,考虑到朝鲜那低到可怜的GDP,数千万美元已经相当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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