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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贝尔纳-亨利·莱维：向博罗江卡致敬

*本文译自Matthew Fishbane的英译版本（https://www.tabletmag.com/sections/news/articles/homage-to-borodyanka ），参考法语原文，原标题《在乌克兰抵抗与殉难的中心地带》（https://www.parismatch.com/Actu/International/Bernard-Henry-Levy-au-coeur-de-l-Ukraine-resistante-et-martyre-1802799 ）

「在经受毁灭而坚韧不拔的乌克兰见证恐怖与伟大。」

我们乘着火车，从利沃夫到基辅。那是宽大的蓝色列车，舒适，相当快捷，在战前以准时而闻名。但每个人都记得前天（4月9日）对克拉马托尔斯克火车站的轰炸，造成至少52人丧命。因此人们谨慎小心。他们避免聚作一团，如果站台是露天的就快速走过。当列车开出时，所有灯光被熄灭，车厢中的窗帘被拉上，而且整夜都在乡村地带中间停靠，并绕道而行，导致了延误。不过很快，你就不会在意了。车厢中有志愿者们，他们把家人送到远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回来战斗。一个沉睡的士兵，像怀抱婴儿一样把未上膛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搂在胸前。他是个英国人，前来参加由泽连斯基创设的国际旅。以及逆着难民潮而行的人们，他们在恐惧与颤抖中决定回到自己的城镇或乡村。我的房子还剩下什么？他们有没有毁掉那历经三代人、饱受灾祸的蓝黄色陶瓦屋顶？还有我仓促之中留下的瓷器？还有我那自入侵以来就杳无音讯的岳母？这就是我们在利沃夫-基辅直达列车上交谈的内容，当时我们正如历幻般横穿被围困的乌克兰。我们能听到这些，得益于我们有幸请到的可靠中介人，谢尔盖·O.，他精通法语，是阿尔贝·加缪和米歇尔·韦勒贝克的忠实拥趸，有着《地狱市长》中詹姆斯·卡格尼一般的外表。在过去的生活中做过了“所有可能的蠢事”之后，他重新致力于保卫自己的国家。

​*Kalashnikov，指AK步枪，得名于其设计者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Mikhail Kalashnikov）。

基辅，意料之外。如今俄罗斯人已经解除了围城，我们期待有一种即便不是欢庆也至少是解放的气氛。然而没有。街道空空荡荡。商店和教堂关闭着。独立广场——2014年我曾与吉勒·赫佐格和马克·鲁塞尔一同见证这里人头攒动，因其上发生的民主革命而震颤——一片荒凉，满是挡板搭成的街垒与铁制的反坦克捷克刺猬*。到处都是可怖的寂静，如同身处冰封的死寂星球之上，像菲利普·K.迪克小说中作为背景的钢铁星球那样。意料之中，维塔利·克里琴科这样说，他由拳击手转行成为市长、并从那时起担任战时领袖，穿着军服在教堂的阴影下迎接我们。他坚持说不要被骗过了，脸上带着奇异而坚硬的申请，那种表情不再属于一个友好的巨人，那个手下留情的前任拳王，那个柔软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那个我们2014年在其政党总部见到并带去巴黎见奥朗德总统的人。是的，俄罗斯人已经撤退了。而且，因为我们击退了他们，他们已经决定重新部署到顿巴斯和南部城市，那里的抵抗力量让他们抓狂。但他们可能会卷土重来。而在白俄罗斯边境，他们有随时可以打击我们的武器。就在这时，一阵警报声响起。他听着，了然地抬头看了看天。“不，”他说，“这还不是瞄准我们的。”然后略带责备地说道：“当你回去时，一定要说，他们向我的城市发射的每一枚导弹都是由你们每天从他们那里购买的汽油资助的。”他的嘴角掠过一丝胜利但痛心的微笑。那个柔软的人回来了，潜入了这个全副武装的人。

​*Czech hedgehog，又称反坦克拒马，是一种固定的反坦克障碍物，呈十字形。

在布查，就像在伊尔平一样，街道上俄罗斯人留下的尸体已经被清理干净。但幸存者的故事像那些景象一样令人不寒而栗。一位老妇人：她的女儿在她眼前被杀害，像动物一样死去，在夜深人静时蜷缩在她家仅剩的房间里。另一位：她记得那个在其他人折磨她时制住她肩膀的男孩的胖脸，那张满怀仇恨的、紧咬着的嘴；她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冷汗，带着冷汤的味道，以及他在咒骂间隙直接从瓶子里灌下的廉价酒的气息；也不会忘记他们撤离时胆敢在附近房子的墙上写下的字，“来自俄罗斯人的爱”。另一个：俄罗斯人把他们的炮架停在邻居家的院子里；当乌克兰人反击的时候，俄罗斯人怀疑邻居传送了他们的GPS位置，于是朝着后颈一枪打死了他。还有一个女人：她儿子的手机里有被摧毁的坦克的图像——他们打爆了他的脑袋，然后，似乎是为了加倍惩罚他，任由他腐烂了三天，士兵们像用门垫一样在他身上擦拭他们的靴子。另外一个女人发现她丈夫的尸体被扔在一个车库里：她刚刚埋葬了他，她不想再提这件事，将自己封闭在泪水与沉默之中。遭受屠杀和虐待的尸体，16名儿童被杀害，市长向我们讲述了这些注定沉浸在死者鲜血中的幸存者的故事，这就是我们在布查的见闻。

夜晚，在乌克兰卡*附近，在这个由池塘、长满芦苇的沼泽地和松树林组成的地区——似乎是一连串无休止的灾难——为数不多的仍然存在的房屋之一。谢尔盖告诉我们，我们身处渔民之中。只不过，作为渔民的房子来说，这座木头建筑很大，很现代。我们只要推开一扇门，就能看到头盔、成堆的防弹衣、军用地图、电脑和突击步枪。而且，尽管第聂伯河就在附近，在夜色里，我们也辨认不出船只或渔网——虽然体魄强壮、头发乱糟糟、身穿迷彩服，未系鞋带的靴子上沾满泥土，当谈论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人的罪行时会露出粗暴的报复神情，迎接我们的人看起来仍然不像是硬汉或突击队员，而更像是水手。我们吃烟熏鳗鱼、鲤鱼和煮烂的肉。我们为了乌克兰和它的英雄们的荣耀碰撞酒杯，杯中是《塔拉斯·布尔巴》里的烈酒horilka*。随着话匣子打开，头领阿列克谢让我们知晓了自己身在特里皮利亚*附近，那里是千年乌克兰文明的摇篮，而修正主义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却想办法否认它的存在。接着，即使无法从他口中了解他这批人马的过往，他最后还是告诉我们，他们真正的工作，例如在布查，是 “维护人类的正义”。夜深了，我们上床睡觉。他们全副武装地回到外面，进入黑夜，去“维护正义”。我想到了萨拉热窝，在那里，第一批参加抵抗运动的人叫卡科、塞洛和朱卡，他们都是帮坏孩子，同时也很勇敢。

​*Ukrainka，位于基辅州第聂伯河右岸的城市，距离首都基辅36公里。
​*horilka，在乌克兰语中指代伏特加或其他烈酒。
​*Trypillia，位于基辅州的城镇。
（下续）

Illia Ponomarenko：俄罗斯如何毁灭了我生命中的三座城市
https://kyivindependent.com/national/illia-ponomarenko-how-russia-killed-3-cities-of-my-life/

“妈妈，你必须要逃出来，”当时我正对着电话一遍又一遍地讲着。
“我已经给你买了票，搭夜班火车来Kyiv吧。为你的安全考虑，离开城里一阵子。谁都不知道最糟糕的情形是不是就要发生了。”
但是我妈妈Iryna不肯听劝。我在打破她安逸而循规蹈矩的个人世界，生活在Donbas地区的Volnovakha市，当一名中层职员。
我在请求她抛弃这样舒适的日常生活，只因为一些在她听来是无稽之谈的东西——正在积聚的大战阴云。
“你真是疯了，”她每晚都这么争辩道。
“这里什么也不会发生。一切都宁静祥和。不要干傻事了，我在这里过得好极了。”
但是我非常焦急。作为一名记者，我认识到俄罗斯开战的疯狂危机正在急剧滑向最坏的境地。
每一天，俄罗斯的反乌克兰狂潮都在愈演愈烈。激奋的宣传机器正沉醉在血与火之中，要求为了实现“历史的正义”，作为独立国家的乌克兰必须被抹除。
俄罗斯的Vladimir Putin，面部被疯狂的凶恶所扭曲，正在作自Adolf Hitler以来最充斥着帝国主义与仇恨的演讲。
他们真的要这么做了。
我的家乡Volnovakha离Donbas的战争前线仅有20公里。
时间正在流逝。
我在通话中费了一大通盛怒的吼叫，最终还是把我妈妈送上了到Kyiv的火车。
她在2月23日晚上登上了火车。
几小时后，大约在凌晨5点，在笔记本电脑前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的我再次打给了她，当时她正在开往Kyiv的通宵火车上睡觉。
“快醒醒，叫醒城里的所有人。”我说。
“开战了。”
俄军对Kyiv展开的第一轮雷鸣般的空袭已经在震颤着我房间的窗玻璃。
紧随其后的是欧洲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毁灭性的侵略战争。
俄军直升机带着一支精英空军部队降落在Hostomel机场。全副武装的大兵团取道Chornobyl无人区杀向Kyiv。俄军的Spetsnaz特种部队的Tigr装甲车逐渐突破Kharkiv的防线。
一切都像一场末日的梦魇，让人醒来时还带着冷汗。然而没有醒来的可能。
我妈妈离开Donbas几小时后，Putin就发动了全面战争。很快整个地区再次沦为了巨大的战场。
Volnovakha只是Donetsk州众多不为人知的城镇之一。
它始建于1881年，是一座小型火车站。
当时，在19世纪晚期，俄罗斯帝国正在建设庞大的铁路网以把它迅速发展的新兴工业中心连接起来，尤其是Yuzovka（后来成为Donetsk）和港口城市Mariupol。
这个聚居地最初只有一群维护帝国铁路的工人居住。在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中，这座城保持着作为重要铁路枢纽的地位。
城里很多人为当地的火车站工作，城市的生活也与铁路息息相关。
我小时候在当地一所小学，每天要走两公里多的路去上学，后来它让位给了吱哑作响的铁轨。
这是一座非常平凡而安静的工人城市，有将近两万人在小麦与玉米田间过着慢节奏的生活。
几家看起来可疑的酒吧，一家市场，一座偏远的巴士站，一座天黑后就不该去的公园，一家朴素的书店让我曾经在那里花光了零用钱。很多像我一样的青少年在街头漫步，寻找着乐子。
但那个世界的角落有其美好舒适之处。
当一位《滚石》杂志的记者在采访中向我问起Volnovakha时，我想出了一个精准的描述：那是个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地方。包括什么坏事也不会发生。
难怪我妈妈拒绝相信大战将至。
在俄罗斯2014年起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当中，我的家乡Volnovakha两次被全世界所议论。
第一次在2015年2月，一枚俄BM-21 Grad导弹就在城外的公路上击中了一辆满载乘客的当地巴士。十人当场身亡，血从摧毁的车厢往外流。我的教母就在当场，幸运的是她活了下来。
Volnovakha始终在乌克兰控制下，近几年来发展非常迅速。有些很不错的餐馆和酒吧开业了。很多人从俄占领土来购物。新开张的小店如雨后春笋。
政府进行了大额的投资。人们的工资水平相当高。
乌克兰军队开玩笑将它称作“Volno-Vegas”，认可它优越于Donbas地区内的其他很多城市。
那些日子随着俄军在2月27日，大战的第四天从东边袭来而结束了。
作为关键的运输枢纽以及Mariupol北边的堡垒，Volnovakha有着战略意义。因此俄军常规与军队混合的武装力量对它毫不留情。
被围困的城市落入了地狱。
当乌军保卫该地区时，我的同乡在严酷的轰炸下身在地下室的黑暗中忍饥挨饿。
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出路。
很多人在干渴与绝望的驱使下想办法到外面来。出来过的人说他们看到被摧毁的街上满是没那么幸运的人们的死尸。
我妈妈最好的朋友Oksana幸存下来，因为她只是骑上了自行车，在一片漆黑中无目的地前行。她非常意外地找到了一个乌军的检查站。
我年老的祖母在没有食物和饮用水的地下室里挨了两周，才被我叔叔救出来。
乌军正在抗击敌人，同时成百上千的平民被撤离。
但到了3月12日，当地政府承认Volnovakha作为人类聚居地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它成了一片了无生机的废墟，没有一座建筑还保存完好。
Volnovakha再次被举世谈论。
然而那只是开始。
接下来，轮到Mariupol了。
全世界从图片和视频中看到的这些烧焦的建筑曾经是Mariupol国立大学，我曾经在这里度过了五年快乐的学生时光。
如今因被炸弹摧毁而臭名昭著的剧院，是我曾经带女孩来约会的地方。
那边一幢损毁的房屋曾经是我买下第一把吉他的音乐商店。
那是我们以前醉酒彻夜狂欢的宿舍楼。
那是我的书店。
那是我打过零工的仓库。
去年9月，我朋友和我做了一次为期三周的环游全国之旅。返回Kyiv前的最后一站，我们决定途经Mariupol，只是为了跟老朋友打个招呼，回几个老地方看看。
我真心为这座城市改善的程度感到惊讶。干净的街道，平整的马路，漂亮的新公交站，美观的新咖啡店，餐厅几乎像Kyiv的一样好。
发展真是神速。
和平与自由广场，25只白鸽构成的雕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我对Mariupol最后的光鲜记忆。
现在看来，那也是我与这座城市的告别。
像Volnovakha一样，Mariupol被俄军的轰炸夷为平地，据报有两万平民死亡。
死带来的悲痛是普遍而深远的。我们中几乎没有人逃得过。
我以前的一位同学，Serhiy Myronenko，在Mariupol被俄军炮弹杀害，当时他正在街上收集一些柴火。我朋友的父亲Ilya Gubenko在Mariupol的公寓中被杀。
我在Kyiv的室友Ivan花了几星期弄清楚他在Mariupol的妹妹是否还活着（她现在安全了，尽管深受创伤）。
战争爆发60多天以来，我们无法得知我们的几十位亲朋好友、前女友、大学同学们都遭受了什么。
然后就是Bucha。
Kyiv西北部的一个安逸郊区，掩映在树林中的一片静地，受青睐的房产投资地区。公园中的城镇——在我看来很不错。我在Kyiv州骑自行车旅行期间注意到并爱上了它。
我决定就在这里投入我微薄的积蓄，买下了一套半建成的公寓。就在2月24日前两天，我登记成为了这套公寓的主人和居民。
现在Bucha作为俄军战争罪行和暴虐的象征而举世闻名。现在你用谷歌搜索“Bucha”的时候，看到的不会是当地公园、房屋和湖泊的图片。网络会向你展示乱葬坑，被摧毁的装甲车，烧焦的房屋，以及双手被绑、头部中枪的平民尸体。
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四座城市其中之三，Putin都浸透了鲜血，一座接着一座。
而我不过是沧海一粟，被迫见证这些的四千万人之一——仅仅因为一个疯狂、充满仇恨的独裁者认定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因此必须使它臣服。
2月24日中午，我妈妈安全到达Kyiv。
中央火车站寒冷而阴郁，整座城市深受震惊。成千上万的汽车堵塞了所有主干道和公路，拼命逃离。
不敢想象的最坏情形真的发生了。当时，我们中很多人觉得完蛋了。
但是在把妈妈带到西乌克兰的一个安全地点后，我和我的室友决定无论如何要返回Kyiv。至少是为了不在至暗时刻把我们的城市撇在身后。我们以为自己可能到得太迟，只能在那见证城市的沦陷。
我们排除万难回来了，冲进空旷的城市里，S-300防空系统的探照灯监控着瞄准Kyiv郊区的俄军导弹。
Kyiv之战正在紧要关头。
然后我们活过了这场战役，在离战场仅有几公里的一间公寓内，每夜在炮火连天中惊醒。
直到俄军被击败并撤退。
现在，我们的思维和情绪与头一天相比已经大相径庭。
我们都经受了重大的损失，可能还有更多即将发生。但是甚至令我们自身都感到惊讶的是，尽管困难重重，我们正走在一条有切实机会赢得这场战争的道路上。
Putin已经毁灭了我的家乡，我的大学城，以及我即将搬进自己公寓的城市。
但是目前的事态说明，他永远不可能得到我的首都。

关于反抗者的不完美（比如时不时就要讨论一番的“假如知名男性反抗者变成女性肯定不会如此广为称赞”——其实很有意思，如果要反思特权的话其他维度是不是也可以出现一下？）我觉得认识到争取女性权益不能依靠男性，和肯定男性的具体行为有一定促进女性权益的效果并不矛盾：正因为不存在理想中的“女权男”，我们才更应该关注具体的事件而不是对人盖棺定论。也许男性做一件事对勇气的要求确实不如女性那么高，但总不能否认至少需要一些勇气，而做这么一件事至少意味着一个良性的开端

感觉咱国人要清醒起来也确实挺不讲客气的，评价乌克兰人是“虽然战争体现出了优点但他也有他的性格缺陷”，评价伊朗人是“不付出点代价还好意思被人称赞勇气”，自以为站在上帝视角永远能看清被赞美者的德不配位。人家伊朗女人当然有资格骂男足队员不唱国歌只是装装样子了，因为她们自己正在冒着生命危险上街，问题是咱国人实际上做了什么反抗行动，除了打造完美的网络评论家形象以外？没有，只有不断沉默地受苦，因为受苦而又无从改变只能把痛苦神圣化以至于觉得不够受苦就没有资格表达反抗。但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思维：痛苦没有任何通过殉难升华人格的作用，痛苦是一种毫无意义而且会毁灭人的东西。

早餐的蓝莓玛芬，和午餐的肉酱焗土豆（好吃，但是我妈提出意见，说我这样做饭太麻烦了which is true。不过lockdown生活也没什么别的乐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