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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Raya Sarkar和印度名单

2017年，就在韦恩斯坦性骚扰事件曝光后不久，Raya Sarkar，一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就读的法学生，写了一份长名单。她的行动是“临时起意”。之后她提到，愤怒是她当时唯一的动机。

Sarkar将她的名单发布到了脸书上。名单上的男人多是来自印度的教授和讲师，其中的一些在美国或其他国家工作。上面列举了来自三十所教育机构的七十五个人。其中有十个人都来自加尔各答的贾达夫普尔大学，位居榜首；而德里学校则包含了九个人，位居第二。

Sarkar有印度血统，也曾就读于德里大学。但她希望她的新加坡国籍和美国居留权可以保护她免遭报复。

名单在印度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十四位来自印度学术界的顶尖女学者在著名的女权主义网站Kafila上发表了联合声明，要求Sarkar撤下名单。她们说，她们都已经为女权主义斗争多年，但不能在互联网上随意抹黑他人。她们呼吁，在处理此事时，应当以公正和程序正义为原则。

Sarkar回应，她已经认真检索了每一个名字，和每一个提出控诉的女性都面对面或通过电话和邮件交谈过。当然，她们都不希望自己的姓名被公开。Sarkar说，她发布这份名单的主要原因，是让学生远离那些会给ta带来危险的教师。

一部分问题是，许多名单上的男性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在性别和文学理论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的学者。谁又能想到，他们会是这样的人呢？

另外，尽管Sarkar本人没有提及，在Kafila上发表声明的女性应当，或者有权坚持程序正义。这就意味着，每个被Sarkar提及的机构都将开始正式的调查。他们可以要求所有的指控者现身，并保证举报者本人的权益不会因此受到影响。然后，便可以尽可能地公开、透明地调查所有被提及的指控。

在Sarkar名单发布的一年后，记者Piyasree Dasgupta为Sarkar点名的其中二十三家机构写信。两家院校回信，说他们确实启动了调查，但并无证据证明性暴力的存在。另外二十一所则从未回复过，因为，他们在这之后无所作为，除了装死，又能怎么办呢？

在印度的每个人都注意到，Sarkar是一位达利特，或者至少是低种姓人。而谴责质疑她的女性学者几乎都是婆罗门，至少也都是高种姓者。大学中的达利特女性认为Sarkar是因为自己的种姓而受到攻击，并因此对她表示同情。当达利特女权主义者提出这样的观点时，婆罗门女权主义者感到愤怒——因为这是事实，也因为她们耻于点透事实。而且我们不应当忘记，在印度，性暴力与种姓的联系有多么紧密。

这一切都不是印度独有的。又一年后，在接受一家印度网站的采访时，Sarkar点出，唐娜·哈拉维、朱迪思·巴特勒、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和斯拉沃伊·齐泽克都在为受到骚扰指控的教授辩护。

这些人所说的和所做的，以及他们没有说和没有做的那些事，都同样复杂。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内容丰富的文章，介绍了巴特勒在2018年发表的一封信，而斯皮瓦克和齐泽克签署了这封信，为纽约大学被指控性侵的Avita Ronell辩护。

在昨天之前，哈拉维和斯皮瓦克会是许多人心目中北美最有影响力的十名性别研究学者之二。巴特勒或许会在这一名单中位居榜首。所以这三个人，Kafila上的女学者，还有签署哈佛公开信的那些女人，他们究竟是怎么了？答案非常复杂。但下面将做出一部分解释。

共谋的经历

为了解释资深女权主义者与进步主义者签署联名信，掩盖事实、与性骚扰罪犯沆瀣一气的原因，让我们先假设，有这样一位女性主义学者——自1975年至2000年，她一直在大学任教，算是事业有成。

你的成就让你担任起管理整个系的职责，你会指导研究生、本科生，或成为系主任。如果你在工作中表现出色，那么当更年轻的女性——通常是研究生——遇到困难时，就会向你寻求帮助。特别是当她们被你的同事侮辱、骚扰的时候。

这样一来，年轻的女生会在你的办公室对你哭诉着她难以对他人启齿的事情。她泪如泉涌。可能一些狩猎者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她。或许他并没有紧追不舍，却会一直有意无意地触碰她，抚摸她的手，邀请她出去玩。也许她已经和对方上过床了，而这更让她感到羞耻。

或者，她的论文导师告诉她他爱上了她，但他的妻子发现了，要求他甩掉自己的学生。如今他无法再继续做她的导师了，所以希望她离开自己。如今，她根本无法强撑着参加他的学术研讨会。她很确定自己无法通过这门课程了。

你注视着这个年轻的女孩，你就知道这么多。你可以为这位学生挺身而出，当面和你的同事对峙。如果你这么做了，她会被惩罚，她的职业生涯也将被终止。或许，连你的职业生涯也要为之陪葬。

所以，你握着她的手，递给她纸巾。你说你也不知该如何是好。你建议她转学。你和她一起痛斥那个男人。在走廊与他擦肩而过时，你几乎无法再正视他。你知道他能从你的表情中看出你知道了些什么，而且你也知道，因为如此，你的职业生涯也将会遇到阻碍。

所以你听之任之，因为所有人都会这样做。纵容这个系统的正是恐惧。恐惧存在不是因为懦弱，而是为了生存。偶尔，你会听说有些人选择反抗，却反被中伤。
需要提醒一下，这时仍是1990或2000年，而不是2022年。

到了2022年，你五六十岁时，已经成为了一名功成名就的教授，你对沉默这件事富有经验。这些记忆令人羞愧。甚至，你可能已经不仅仅只是沉默的同谋。或许你直接忽视甚至否认了性暴力的发生，或许你被委派去告诉受害者，学校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每一个狩猎者都会需要几个帮他们打掩护的人。而这不仅与性有关。这种自上而下、权力分明的霸凌系统早已定义了你，还有你身边人的职业生涯。大学里的每一个部门都有至少一位这样的讲师——他们被这个系统不留情面地压榨和欺凌，以至于他们无法再继续自己的学术生涯。而每一个旁观者，都默默同情着他们的下场。

当然，如果你小有成就，你或许也已经能在知识分子中稍显出挑，哪怕就那么一点点。可能你比你愿意承认的更加聪明。如果你是个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随便什么主义者，或许你的学术成就和你的政治理念息息相关。或许你打心眼里认为，不认同你的人都是蠢货。

你已经叫人失望过了。你成为了终结他人学术生涯的工具。

你熟练地把这类脏事做了三十或四十年后，共谋这两个字眼已经被嵌进了你的灵魂里。你试过反抗。但同样，有些时候，你也觉得人们应当顺其自然，听天由命。你会憎恨那些求救者，他们让你平白承担本与你无关的风险。特别是，如果你曾认为自己有义务承担这些后果的话。特别是，如果将其置之不理，你会良心愧疚的话。

对于很多人来说，不多管闲事就是再好不过的了。最好的不过是作壁上观，对每个人说，“哦，不奇怪，John/Tom/Dick/Harry就是这样的人——”，然后一笑置之。

之后，一些自以为是的年轻女孩或男孩会在厕所的墙壁上写一些污言秽语，晚上往你的办公室里塞一些激进的传单，打破你的所有边界。在这时，你不得不面对自己成为共谋的事实，你所受的羞辱和你给予他人的羞辱，你所忍受的微不足道的虐待，你自己的沉默，你的愤怒，还有你的恐惧。

所以，你可能会签署一封联名信，或写一封什么邮件。你想表达的无非是——我们理解你们，我们真的很理解。我们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总会有些难以启齿的过去，有过属于自己的沉默和屈辱。所以，我们对那些揭开面纱的愤怒的年轻人，都怀有一种可怜的感激。谢谢你们的复仇，感谢你们拥有揭示真相的勇气。你们给予了我们力量。

哈佛考古学和人类学系

这解释了人们签署联名信的一部分原因。还有一些更恶毒的动机。比如，Paula Chakravartty在一篇帖子中勇敢且详细地指控了她的同事Arjun Appadurai，一位并不来自哈佛、却同样签署了联名信的学者。

但现在，我们还需要对哈佛及其他常青藤大学的人类学系有更多的了解。我们也需要加快叙事节奏，否则这篇文章会长到看不到头。我们真的很想给你们讲讲哈佛大学部门中的事迹。但幸运的是，Becky Cooper在两年前出版了一本书，非常完美地胜任了这项工作——标题是We Keep the Dead Close: A Murder at Harvard and a Half Century of Silence.

Cooper的书介绍了Jane Britton，一位在1969年被殴打致死的23岁人类学系研究生。传闻称她与自己的教授有外遇，正是这位教授杀死了她。或许，Cooper通过数年的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但也可能并非如此。Cooper确实努力尝试过破解这个谜题。她找到了几位可能的犯罪嫌疑人。在这个过程中，她在重重掩盖之下，发现了该部门中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性骚扰历史。厌女症也是司空见惯。

我们推荐这本书，它确实十分引人入胜。一页页地翻过去时，我们都被气得发抖。

我还想提一下安第斯考古学。

哈佛启动了一项正式调查，所针对的不仅是John Comaroff这一位人类学家，而是三位。另外两个人很快就被解雇了。在过去十四年的十一年中，他们两个先后担任了人类学部门的系主任。其中一位，Gary Urton，当他被解雇时，他部门中的二十五位成员联名写信，要求他辞职。

Gary Urton的研究方向是安第斯文明的考古。Mary Leighton于2020年发表的文章，“Myths of Meritocracy, Friendship, and Fun Work: Class and Gender in North American Academic Communities”，深度地发掘了美国考古学家们的肮脏历史。

Leighton针对长期在智利和秘鲁做学术考察的考古学家进行了田野研究。她的民族志内容丰富，论证层层递进。但她的主要论点非常简单。美国考古系的研究生通过加入终身教授们一轮又一轮的社交晚宴、醉酒派对来建立人际关系，构建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这里，派对、社交的能力和学术能力同等重要。除拉丁美裔之外，所有的职员都被置于同一个社交圈内。理论上来讲，这是一份凭本事来吃饭的行业；但现实是，只有那些社交技巧娴熟的女性才能在这些社交派对上游刃有余，而正是因为她们的阶级背景，她们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兄弟会中的男人。

这样的学术文化，将绝大部分来自智利和秘鲁的本土考古学者隔绝在学术圈中心以外这些人不是有意的。当然不是。只是这些拉丁美裔无法融入这些以白人为主的派对，无法适应美国的派对文化。他们也不会喜欢这种文化，认为它令人厌恶。在考古团队中工作的女性很可能同样认为这种派对很危险，对于有色人种女性来说尤为如此。

读了Leighton对考古学术界细致入微的描绘，你可能也会理解，为什么从事史前史研究的人，要想从性别偏见中挣扎出来，得多么的抓狂。我们也会对这些故事所揭示的道德真空、傲慢和漠不关心感到厌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专业人士在工作中没有遵循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他们忽视了希波克拉底“不伤害”的缄言。
我们在推特上刷到了一个笑话。换一个灯泡需要几个哈佛教授？38个，因为一旦其余三十四个人知道电力（power，这里是一个谐音梗，该词也有权力的意思）运作的方式，他们就不会再提供帮助了。

（接上）常青藤大学中的集体强奸

哈佛大学的性暴力历史更为久远。长期以来，常青藤大学一直在为性侵害者——通常是兄弟会中的那些富家子弟——提供系统性的保护，帮助掩盖他们的罪行。

1999年，Nancy在达特茅斯大学任职了九个月，教授考古学。这是一所位于新罕布什尔省的常青藤高校。当时，她的女学生告诉她，在兄弟会别墅的地下室中，非常有钱的成员们会对女生进行强奸。当女学生将情况上报时，大学管理部门却置之不理。

十三年后，现状依然无法得到改善。2012年，一些学生加入了占领校园的示威。2013年，其中的一些学生创办了一个组织，名为Real Talk Dartmouth。四月份，校园为几百名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举行了欢迎仪式时，“十五名组织成员…闯进了会议厅。他们高喊着“达特茅斯有问题！”之后描述了这所学校所存在的恐同症，种族歧视和性暴力。

示威在国家媒体上得到了报道。学院管理层为此取消了当天的课程，指责一些对示威者抱有敌意的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难以接受的”性别歧视言论。管理层说学校不会容忍此类情况的发生，而这一天被用于探讨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

管理层将这些问题定性为语言暴力，而不是强奸。美国大学经常用这种避重就轻的方式处理此类事件，而且每次都很有效。就如同一位达特茅斯学生所写的那样，

“我们的诉求被简化为‘建设性的批评和对话’。成立一个小组，安排举行一场会议，在这场会议上安排下一次会议，循环往复。在现实中，这意味着对系统性变革的诉求会被这些没完没了的废话所淹没，所遗忘。”

惩罚强奸意味着爆发丑闻，而丑闻会损害学校的声誉，并影响到学校所依赖的捐赠资金。到了下个月，一旦事情得到了平息，达特茅斯的管理部门立刻开除了十位学生抗议者。

在其他的精英大学也有许多的抗议者和类似的抗议活动。在罗德岛州的布朗大学，Lena Sclove被强奸，她随即向学校提出控告。性侵她的人被短暂地开除停学，之后却又被允许返校。许多人因此在学校门口聚集抗议，为Sclove主持公道。

在纽约州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们在毕业典礼上系着白丝带，抗议校园里的强奸文化。就在同年，文学院的学生Emma Sulkowicz被强奸了，而校方对此毫无作为。她创办了一个艺术项目，以此反击。一年以来，只要离开自己的宿舍，无论去到哪里，她都会带着自己的床垫——无论是到教室，到图书馆，还是去食堂。很快，学生们都了解了她的遭遇，也理解了她的意图。无论何时，只要她一出现，身旁的人都会围上去，帮她扶住床垫。受到Sulkowicz的启发，2014年十月份，学生们在包括达特茅斯的130个校园中组织了床垫抗议。

常青藤大学及其他学院的问题不在于性同意，或强奸文化，或是学校有缺陷的规章制度。问题在于学校领导层面对强奸者的一贯态度——忽视，无所作为，不采取任何惩戒措施。在精英大学中尤为如此，因为它们如此依赖来自特权阶级学生及其父母的赞助和礼物。

性暴力大多发生在兄弟会的派对中。这就是为什么，每个达特茅斯的女生都提醒彼此这个危险的地下室的存在——她们指的就是富有学生所在的宿舍，也是他们俱乐部的中心。如果其中一位成员因强奸而受到了惩罚，这会进一步惹恼他的“兄弟们”，同时被惹恼的还有这些富家子弟的父母。这些人所处的阶级、还有家庭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就是强奸被容忍的原因。

如Anne McClintock所说，“为何管理层会保护侵害者的权利？…因为管理者在试图保护他们的品牌。没有大学想担上‘强奸自由’的名声。”

当然，被侵害的女生通常都很身处弱势。来自权贵阶层的女性很少面临同样的危险，而试图向上完成阶级跃迁的女性远不如前者安全。兄弟会的狩猎者们也不是傻子。

对于本科生性侵和性暴力的系统性容忍，让系统的执行者付出了代价。他们会用处理本科生的方式来处理针对研究生的性骚扰事件，但他们忘了，前者通常比后者更好控制。

简而言之，情况已经到了临界点，一触即发。

管理者和社会阶级

到目前为止，对于为何资深学者们会沆瀣一气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有了一部分答案。我们需要回到这个问题，但首先，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下另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
很多男人都没有参与到性暴力当中来。但许多管理者，包括男性和女性，会为侵害者掩护，并纵容侵犯的发生。为什么会这样？

问题不仅仅局限于大学内部。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它同样会发生在其他工作环境，教堂甚至家庭内部。而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都未能及时且有效地解决大部分与性暴力有关的诉讼。很多情况下，女警和女检察官也会帮助性侵者掩盖罪行。为什么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依然需要讨论阶级。然而，讨论可能不会如你期许的方式一样进行。

我们按照关系来理解阶级。比如，很多人说韦恩斯坦侵害或威胁过的女人，那些最终扳倒韦恩斯坦的女人，都是富有的白人女性。嗯，其中的一些确实是，但也有一些不是。但她们都曾为他工作，或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份工作。并且，所有演员都是工会的成员。

格温妮丝帕特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例。如果你读了纽约时报记者Jodi Kantor和Megan Twohey所著的书籍，你会发现，格温妮丝并不敢亲自向媒体公开对方的罪行。但她一直致力于与其他的受害者联系，并帮助这些女人和媒体记者牵线搭桥。她一直在组织抵抗。

帕特洛也有一个规模中等的公司。在那里她是执行董事。但在电影、在好莱坞的世界中，韦恩斯坦就是她的老板，而她是对方的员工。她为他工作。

或者，我们继续拿哈佛举例。在Czerwienski，Kilburn和Mandava的案卷中，有这样一个插曲。这是从Kilburn的视角讲述的。Comaroff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追求Kilburn。他邀请她去自己的房子做客，而她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不得不赴约。他将她困在角落里，在未经同意的前提下拥抱了对方，并亲吻了她。她后退一步，低下了头。等她再抬起头的时候，对方正对着她微笑。

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怎样的微笑。

那个微笑是一个确定——在那一刻，作为上位者，他的权力得到了证明。那一刻，Comaroff和Kilburn的等级关系，他的强大和她的脆弱，得到了证明。那一刻，她知道作为她的导师，对方掌控着生杀大权，动动手指就能决定她在学术界的命运。

（翻譯未完成，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