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鎮魂 @[email protected]

《Jin Guo》第二章，講述了留守國內的「grass widow」王欣（音譯）的一生。因為所涉及的時代背景很「敏感」，所以在微博過不了審。

背景知识：
第二个故事的女主人公，王欣（音译），在英文二手文献中也被称为“grass widow”。
王欣在文中提到，只有女性会留在村庄中；不难推断出，她来自一个典型的南方移民社区。这些社区会安排年轻的村妇嫁给素昧谋面的金山客（文中，王欣是18岁的时候和自己的丈夫结婚的）。在丈夫最终能回国养老之前，妻子和丈夫相处的时间相当有限：丈夫总是步履匆匆，因为如果他在家中逗留的时间超过两年，他就无法再次入境加拿大。“grass widow”无法和自己的丈夫解除婚约，除非对方穷困潦倒、无法继续给妻子汇款，或者客死他乡。
虽然grass widow可以被视为父权体制中的受害者，但她们通常能成为事实上的一家之主，靠丈夫打来的钱在中国过上相对富裕舒适的生活，正如本章中王欣早年时的生活一样。
当然，王欣又在之后提到，在二战开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家中已经不会再收到来自海外亲人的汇款了。或许这并不是因为她的丈夫和公公刻意对她们不管不顾（虽然在二战后，丈夫的确抛弃了她）；而是他们双方都无法控制的政治因素在作祟。日军占领中国（及香港）后，中国与外界的联络和汇款渠道被生生切断了。或许因为王欣和她丈夫家都是地主，家底殷实，所以他们得以成功挺过这一艰难的时期。但其他“金山客”的家属们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由于家庭中缺乏男性劳动力，移民社区中的很多人被饿死，或被迫逃荒。据官方统计，在这一时期，仅台山县（最大的移民社区）中，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的人就超过了14.5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约有5万妇女流离失所。为了活命，一些“grass widows”选择了改嫁，而更多的人则被人贩子贩卖为娼。
王欣、婆婆还有她的孩子们得以挺过抗日战争，但“新中国解放”之时，她们将面临更始料未及、难以想象的劫难。毛泽东时期，留在中国的grass widows受到了官方的骚扰。由于需要外币，共产党向她们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她们写信问自己的丈夫要钱，这些钱当中的相当一部分被用来购买抗美援朝债券。无论家境殷实与否，只要在49年前曾拥有过土地，grass widows便会被打成“地主”，被逼着去参加批斗大会。王欣算是她们当中比较幸运的人，到了1952年她便南下逃到了香港；但直到文革时期，也就是1966年，对grass widows的迫害才真正到达了高潮。到那时，还留在内陆的“草寡妇”，都会因为家中有“海外关系”而遭到迫害。

譯文➕注釋：

王欣（音译）于1915年生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维多利亚市。她于1921年返回中国，四十多年之后又再次移民到加拿大。大多数时候，她作为一个单亲妈妈独自生活在中国，因为解放后，她的丈夫抛弃了她并前往了美国。移民后她住在蒙特利尔，并曾在数家工厂工作。在我们采访她的时候，她依然住在蒙特利尔。她的故事翻译自粤语。

从我祖父母那辈起，我的家庭便扎根在了加拿大。我的祖父来维多利亚做生意。在那时，维多利亚没住着多少中国人。我记得那是个很美丽的城市。我们住在一间木屋里，有一个很大的后院，里面种着不少果树。我还记得修女会来接我们去教堂祷告。
我有四个兄弟和一个姐妹。我的父亲并不富有。他是个工人。我的祖父开着一家便利店。
当我六岁时，我的妈妈带我回到了中国。我们特别开心，因为我们能吃到在加拿大见不到的很多食物，比如花生和红薯干。回到中国是因为我的哥哥已经成年，到了该结婚的时候。当时，在海外长大的中国男人都是如此。因为这里没几个中国女人，男人就得回去娶亲。他们不能娶洋媳妇。中国男人就要找中国女人。
当我们回到中国后，我们并不喜欢那里。作为一个小孩，我非常怕人，因为他们和我们是如此的不同。我的妈妈也会吓唬我们，说他们会把我们抓走然后吃掉，所以我们都不敢离家太远。对于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我来说，在中国的经历并不愉快。人们对我们直呼其名。贼也对我们虎视眈眈，认为我们家很有钱。他们曾半夜溜到我们家里，试图把我们抓走。他们叫我们“金山女孩”「1」。
我们害怕极了，但我们必须待在村庄里，因为回到中国后不久，我们的母亲就生了重病，并很快死在了家中。我的嫂子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当我的四个兄弟再次返回加拿大后，她就成为了一家之主。只有女人会被留在村庄中。
我的丈夫呢？别提了。他是一个旅居在美国的华人。我十八岁时就嫁给了他。我不想那么早就结婚。婚姻不是免费的。和我的哥哥一样，他回到中国，想要娶一位妻子。当我嫁给他时，根据习俗，我离开了我的家庭和村庄，成为了他家庭中的一员。之后，他留我在中国呆了一到两年。在他回到美国之前，我生下了一个男孩。几年之后，我的丈夫回来了，我们又有了一个女孩。战争胜利后，他又回来了，这次我们有了第二个儿子。
我和我的婆婆生活在村子里时，日子还不错。我的公公也住在美国，会定期给我们汇很多钱，因此我不用去工作。我身边还有一个女仆。在她还小时我们就买下了她，并把她养大。我们存了一些钱，甚至还有余粮能借给别人。要知道，和日本人打仗的时候，很多人都被饿死在家中。中国人真的受了很多苦。幸运的是，尽管有很多年都没有收到从海外打来的钱，但我们想办法挺过来了。
战争结束后，我的丈夫回到了美国。他抛下了我。我们如今已经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他从没给过我一分钱。他已经在旧金山娶了另一个老婆，有了另一个家…
「1」译者注：中国南方地区对在北美打工的男子所留下的妻女的称呼。在华南侨乡的一些村庄，几乎所有青壮年男子都跟随着“淘金潮”前往北美当苦力，留下了自己的妻子、子女，还有年迈的父母。这些常年不回家的男子被统称为“金山客”。

生活就是有起有落。我曾经是个地主，之后我破产了。共产党刚在中国掌权时，我还在买地。因为我的成分是地主，所以他们对我施加了三年限制。他们抢了我所有的家当。在我去市场时，他们跟踪搜查我。我根本没有人身自由。我甚至不能和我的亲戚联系。这就是他们的规矩。但我还能吃上饭。我之前借了别人很多粮，如今我便叫他们还给我。
在1952年搬到香港时，我根本没想过要回加拿大。我在香港的一间教堂做缝纫工。我日以继夜地工作，每月能挣四十到五十刀。我的大儿子也会从美国给我们寄来一些钱。我的生活很贫困。但我已经离开加拿大太久了。即使我在加拿大还有一个兄弟，我也不会英语——所以我没决定要回去。
之后，有一天，我在市场碰到了一个朋友。她问我，既然我已经是加拿大公民了，那为何还要呆在香港。她的原话是，在加拿大要饭也比留在香港强。这句话点醒了我。我回到家后开始细想去加拿大的事。我开始觉得这是个正确的选择，于是我带着一大堆文件去了加拿大移民局。
当我再次入境时，我想去上英文课，但他们告诉我我不够格。我可是生在维多利亚啊！我是个加拿大公民！为什么我会不够格呢？但我拗不过官员。我真的很失望——懂英语的人每小时总会赚得更多。不管愿不愿意，你都必须在这里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生活来源。

当我来到多伦多后，我和我的嫂子住了一个月——她是个西方人。当时她和她的女儿住在一起，而我的哥哥在另一个小镇上做生意。我习惯了吃中餐，但我的嫂子只会给我做饼干、汉堡和面包——每一餐都是如此。我受不了了！有一天我的嫂子带我去了唐人街，我在中超买了一些食材。然后无论我做多少菜，我的嫂子和侄女总能吃得一干二净。而我上桌的时候，就已经什么都不剩了。我不能再这样养活三个人了。我就剩二十加元了。我没工作，我的兄弟也不知道我的境况。所以，1967年，当世博会开幕时，我来蒙特利尔寻找出路。
我那时已经51岁了，但我不得不在工厂中工作，职责是给衣服剪线头。基本没办法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了。之后，我又在一家蛋卷工厂里找到了工作。我每周的薪水是30到40刀，可光付房租就得花掉三十。我不得不向我在香港的儿子借钱，所以每周就剩不到十刀的伙食费。生活很艰难。一分钱可以买三十个蛋卷。我再也没有回过多伦多，因为车费太贵了。我必须节省自己的开销。而且，当你总是忙着工作时，你是没有时间去外地消遣的。
很久很久之后，我去了另一家工厂工作。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每周的薪水超过了70刀。我就只高兴了那么几个月。我和我的上司吵架了。我发现他克扣了我们很多钱——但我们工人有力量！他在靠压榨我们赚钱！我在那里是为了谋生。我理应获得金钱，那是我劳动的回报。我告诉他，“我们不能被这样剥削！”我是从毛泽东的手底下爬出来的，我才不怕他……不，我不是因为和他吵架而被开除的。生意不景气，所以我被解雇了。

我在旧金山的大儿子联系了我，要我去和他及他的妻子一起住。我在那里住了几个月，但他们住在好莱坞山顶那里。对，就是那个有很多电影明星住的地方。那里太狭窄了，要是没有车就哪儿都去不了——所以我又回到蒙特利尔了。在这里，只要有一张公交卡，到哪都不是问题。
回到蒙特利尔后，我找了个离唐人街很近的住处，又在一家制衣厂找到了工作。之后，工厂倒闭了。因为几张工资支票跳票，我损失了好几百加元。我又失业了。所以，我领取了一段时间的失业保险金，直到退休了，我才能靠我的养老金生活。
在加拿大社会里，儿媳不会和婆婆住在一起。我最孝顺的儿媳是白人。她很接受我们的传统，也不那么挑剔…我现在住在政府住房里。必须有养老金，才能住在这种公寓里。这比租房好。在这里，我就是房主。当你和其他人一起合住时，你肯定会受到别人的约束。一些房东不允许你用他们的电话或者冰箱。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很强。
我每天都呆在家里。当我感到孤独时，我就做饭。有时我读报纸，或者去逛超市，偶尔也去散散步。我经常看电视，或者看儿子给我买的录像带。我也学会了几句英语。但现在我的孩子们都远在他乡，我经常觉得格外孤独。这种日子已经持续了好几年。
当我忙于工作时，我并不感到孤独。你必须早起工作。然后，你一回家就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清晨依然如此。

謝謝象友捧場，屍體暖暖的（bushi

（Part2）（接上）

我不能和我的孩子一起住。我的孩子们只在需要我的时候来找我——当他们不再需要我了，就作鸟兽散了，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没有好好教导他们，把他们宠坏了，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我的女儿很聪明，但又没那么聪明——因为她父亲并不在意她。他很传统（重男轻女）。我真傻，我应该多给她一点爱。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我总爱反悔，却缺乏先见之明。但当时，我只是想要讨好我丈夫。我对我的女儿不如对儿子好。我的儿子有哮喘，所以我格外照顾他。
​我的儿子非常聪明，智商很高。但每次我试着教育他，我的丈夫总是插手。我又能做什么呢？他很溺爱他儿子，但这个孩子如今成了个老赌徒。我丈夫宠坏了他。他不懂得珍惜他的天赋。我和我的儿子如今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了。我最后一次去他家，他把我赶了出来。他嫌弃我，因为我没有帮他照看他的两个孩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他们从不心怀感恩。他们待我如粪土——我根本无法忍受！我先前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我早该意识到他们是什么人。我为别人养了一个儿子。这种心痛，就算是千刀万剐也无法比拟。
​
​我的丈夫还想把烂摊子扔到我这里——我不会再管他们了。我如今自由了——至少我自己这么觉得。
当我回到温哥华时，一个朋友为我找到了个寄宿的地方，一个月150加元。我在那里住了两个月。我搬到了另一个地方，那里更便宜，而且离超市更近。之前那个地方的房东人不太好。现在的这个房子只要更暖和点，那就再好不过了。哦，到目前为止，这里的人都待我很好。他们允许我用自己带的电炉——就是需要再多交十加元。他们对我都很好——只有我自己对自己不好。
你知道，很多人都对我很好。我已经很幸运了。我去到的每一个地方，似乎都有一双天使的手托着我，使我不至于摔得粉身碎骨。

譯文➕註釋如下：（part1）

玛格丽特于1902年生于中国南方。在我们对她进行采访时，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住在温哥华。
她的故事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她是1910年移民到加拿大的——在人头税法案以及传统儒家观念的影响下，这时有条件进入加拿大的中国女性不过寥寥。担保她入境的“亲戚“大抵非常富裕，因为他们需要她缴纳500加元的人头税。玛格丽特还是最早在维多利亚的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华裔女孩之一。
她谈到不得不出国教课，因为加拿大的歧视性政策不允许她成为这里的教师。她是在排斥法案时期[1]离开加拿大的。因为加拿大法案对华裔加拿大人独有的限制，她在两年后才能再次返回这里。
玛格丽特的故事还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因为她在孩提时代和后来人妻的时候都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以至于她两次“离家出走”。她身上所展现的，是一个坚韧不拔的幸存者的史诗。
1989年，在接受采访三年后，玛格丽特在温哥华去世。然而，她永远留存在我们的集体记忆里，活在我们的心中。
[1]譯者注：指的是1923年排華法案生效之後，一直到1947年法案廢除之前的這段時期。

口述历史并非是信手拈来的易事。我会尽可能做到实事求是。
我的父亲是个赌徒，他也抽鸦片。他没有能力抚养他的两个女儿，所以他把我送人了。我成为了我亲戚的养女。在我八岁时，我的亲戚把我带到了加拿大。他们对我不好，所以我逃掉了。我就如同他们的女奴一样！我被逼着劳作，还总是吃不饱饭。我的姨母对我很不好—总是打我，什么都丢给我做。我的叔叔很好，但我的姨母非常刻薄。她什么都没有教给我——她是个哮喘病人。最后，他们决定回到中国，然后把我卖给一个有很多小孩的人——所以我跑到东方之家[2]了。我那时大概十三岁半，也可能是十四岁。
​[2]譯者注：“東方之家"原名the Oriental Home， 於1883年開設在維多利亞。這是一個為出逃的亞裔妓女和女奴等建立的避難所，由衛理公會婦女傳道會所管理。
​
“东方之家“由维多利亚妇女传教会管理。她们注意到了亚裔妇女的困境—那些女人都遭受了巨大的苦难。那个收容所里能够容纳大约四十五个人。（我遇到了）一些被她们的丈夫赶出家门的日本女人，之后我们一起逃到了收容所去。那儿就是“东方之家”——里面住着日本人和中国人。就像一个孤儿院一样。我，玛格丽特，是其中的一个居民，（那些修女）给了我很多救济。在那时，我们一天会去三次教堂。（在她们的帮助下）我去了学校。我很喜欢学习。
我参加了三次英语考试，才升到十一年级。在上学时，我没什么朋友—只有教科书与我相伴。哦，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朋友，但当你忙着通过考试时，你并没有什么时间和朋友玩耍。我的老师，马丁小姐，她就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零星几个朋友—他们都对我很好。你必须得到友人的帮助，才能生存下去……
我读完十一年级后，就去一家温哥华的水果店做了一年店员。我们工作得很努力——那里很冷！而且干活时，我们总是饿着肚子。我还在CanadaProduce[3]工作过——那里环境也不是太好。我们干得很卖力，但从来拿不到钱。很冷，还要加班。
之后我回到了维多利亚，去上师范学校。为了实现梦想，我很用功地学习。我是同学当中唯一的华裔女孩。我同样得到了“东方之家”的老师，马丁小姐的帮助。她告诉我该怎么教课。但，生活就像一场梦——有时你会赢，不经意间你又输了。
​[3]譯者注：大多倫多地區最大的果蔬批發公司。
​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又回到水果店工作了。他们一周付我12刀。这太少了，简直是杯水车薪。于是，我从马丁小姐那里借了50刀，远赴香港，试着找一份教师的工作。当时，在加拿大，他们歧视华人。他们不给我们教书的机会。我有教师的学历，但能得到的薪水很少。所以，当异国他乡的人向我伸出橄榄枝时，我立马抓住机会，并去了印度尼西亚。我在一个千万富翁家中当家庭教师。我的学生是那个富翁的七个孙辈，还有他的女儿。那时的我很孤独。这家付我的薪水也不太多，所以我又回到了香港，在一个村庄中教书。
那段日子里，我一直都很孤独。但当时有人喜欢我——不过很多时候，事情都不那么尽如人意。当我从香港去到荷属东印度群岛[4]后，我失去了我的好朋友。他也是我的秘密情人（笑）。他回到了新加坡。他在船上工作——我就是在那里遇到他的。我没有嫁给他，因为，嗯——我不够好。我觉得我不够漂亮，长得一般般。不过俗话说，情人眼中才能出西施，对吧？我还是有点幽默感的。不过他不愿娶我。之后，我们就失去联系了。他很优秀，但我们注定没法在一起。我不知道，有时候你该嫁给谁这种事就是命中注定的。我也只是爱胡思乱想，徒增烦恼罢了。所以我经常表现得心口不一。
1934年，我坐着“香港皇后”号船回到了加拿大。抑郁的日子很难熬。我又不得不去水果店工作了。我的房东太太要给我做媒，她问我，“你为何还没有结婚？”因为她，我认识了我后来的丈夫。他十八岁时来到了加拿大，现在想娶妻，但又付不起彩礼。后来我才知道，他当时在骗我；但当时我太傻了，傻到相信了他的话，认为他从未结过婚。他比我大五六岁。他是个骗子，看我举目无亲，所以骗我。当我嫁给他时，我只是个打工妹。我给他还住在中国农村里的母亲寄了三百加元，因为我嫁给了她的儿子。
​[4]譯者注：今天的印度尼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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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我在北湾[5]结婚了。我们总是搬家。当他的堂兄回到中国时，我的丈夫接替了他在蒂明斯[6]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厨子。我则成为了一名女佣。我不得不跟着他在各个城市之间来回奔波。但那些日子我太愚钝了。我就不该和他生孩子——我应该早点跑的。有不少和我处境相似的人，但我太蠢了，硬生生把自己的路走直、走窄，最后没给自己留一点退路。我总是当马后炮，在跟前却没有一点先见之明，你懂我意思吗？
有时候我的丈夫表现得很正常——有些时候不是。
没有人支持我。只有上帝与我同在。严格意义上来讲，我不算是个百分百的基督徒。但我在很多时刻都非常敬重上帝。上帝比我们自己更能洞察世事人心，而我们无法理解造物者。上帝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都是祂的作品。
​[5]譯者注：加拿大城市，位於安大略省。
​[6]譯者注：加拿大城市，位於安大略省。
​
​我不得不忍受我的丈夫。他就是个十足的疯子。当我怀着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时，他要我给他的姑姑寄五加元。她没有按时收到（那些钱）。他直接拿了一把枪，把枪口对准了我——那时我还怀着孕！当我嫁给他时，我们真的一穷二白.我被吓坏了。能熬过苦难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不是吗？
我不想生孩子，但当时愚蠢的我为他生了一个。我的儿子，大卫，于1936年出生在蒂明斯。我的女儿，简，生于1939年。那些日子我们不知道该如何避孕。所以，当我停止用母乳喂养时，我立马就又有了一个女儿。我们得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不是吗？
有些时候我们会吸取教训，有些时候我们不会。但生活就像一场梦。你很难事事如愿以偿。
在生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我们确定不再想要小孩了。我用常识成功避孕了。那时会售卖一种药膏，涂上之后就能防止精子与卵子结合什么的。在怀第二个小孩的时候，我差点跑去堕胎。
在怀第二个小孩时，一个法国女士告诉我花25加元就能堕胎，但（她给我推荐的医生）是个庸医。你问我为什么想要堕胎？那时正有一个小孩抱着我的脖子大哭——一个就够我受的了。但当时，我不知道—我太软弱了。我害怕血，所以我最终没有（去堕胎）（笑）。在生两个小孩时我都大出血了。我想，如果我真的去堕胎了，我怕不是会死掉。我不想死。我不想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死掉。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求生欲很强。我现在已经老了，不再介意死亡了——事实上，我想早点解脱。但我也没考虑过自杀。
​我们的生命便只有这样长。我们不能对着上帝许愿说我们想要长生不老。总而言之，也没人想真的长生不老。早死早超生，不死无来生，你懂吧？
​
你相信轮回吗？一些人是信的。但我们怎么知道人死后会发生什么呢？就像我之前说的，人生如梦，而且是一场无法掌控的梦，对吧？我们都靠着借来的时间活着，每一个人都是如此，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借来的东西，总有一天是要还回去的。上帝创造了我们，而我们也总会回到祂那儿去。
1939年我们离开了蒂明斯，因为他的堂兄回来了，所以我的丈夫要重新找个工作。他去哈利法克斯工作了，而我和两个孩子回到了温哥华。大卫当时五岁，简三岁。我带着两个孩子，该怎么工作呢？我们没办法自给自足——我的丈夫有责任养活我们。但当时他和一个白人女孩住了三个月。他一分钱都不愿寄给我们。我和孩子活得很艰难。
在温哥华我生了重病。是我的朋友马先生在照顾我。他对我非常好，我无以为报。我太爱我的孩子们了。所以，尽管马先生对我照料有加，我还是拒绝了他，并回到了我的丈夫身边。我就像我丈夫身边一条忠诚的狗。现在我知道了，这个人压根不值得我的付出——但当时，谁知道这个选择到底值不值得呢？
我身子好起来之后，联系上了我的丈夫，告诉他我会去哈利法克斯和他见面。他很在意他的儿子，否则我不可能活下来。
我们想在哈利法克斯的旅店订间房，但他们不肯让中国人入住。战争结束前，歧视一直都相当严重。二战救了加拿大的华裔。在那之前，我们根本没有选票权。政府说，“为了证明自己，你们需要为加拿大而战。”不，这并不是我的国家。你们甚至不愿给我选票。所以我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如今我们什么都有了，也有了选票——但当我们死了之后，没人会记得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我们只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的丈夫在哈利法克斯的Dominion餐馆工作，然后又辞职了。之后我们搬到了多伦多。他肯定在哈利法克斯攒了一些钱。那段时间他对我很好，你知道吗？我不理解。他像是有什么双重人格。一时好，一时坏——就像是Dr.Jekyll和Mr. Hyde[7]一样，懂我意思吗？
​[7]譯者注：出自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短篇小說。小說中，紳士Dr.JekyI喝下了自己配制的藥劑後，分裂出了邪惡的人格Mr.Hyde。
​
​我不总是了解生活。有时我战胜了苦难，有时苦难反过来压倒了我—就像下跳棋一样。我喜欢下跳棋，我还教我的儿子下。他12岁那年得了麻疹，我想让他待在家里不要乱跑。所以，我打了他，他哭了—然后我的丈夫威胁说要杀了我。我跑去了伦敦医院，我的老师那里。当我回家后，我丈夫说在家里，事事只能由他说了算。他说话的样子把我吓了个半死。
只要一有机会，他就对我颐指气使。和他结婚三十五年后，我受够了。这样的婚姻根本没办法存续下去。1970年四月，正好三十五年的时候，我离开了......他像对待狗一祥对待我一一我朝他叫了几声便逃得远远的。“汪汪汪！”不能总把事情说得很严肃很沉重。生活就是笑中带泪的。
​你无法和一个不讲理的人住在一起。你说东，他说西。你必须远离那样的人——不然你活不下去。人生苦短，你懂我意思吧？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都在靠着借来的时间活着——现在你懂了吗？在那三十五年中，他对我不那么刻薄的唯一原因就是他还深爱着他的儿子。如果没有这个儿子，他早就把我赶出家门了。而如今他不想要我了，他只要他的儿子。
你知道，生活是很复杂的。你不能只是自怨自艾。你应该争取自己的权利，然后远走高飞！要选择逃离，就像我一样。
他想把我的钱都卷走。他很狡猾，但这次我也不那么蠢了。孩子，保姆，母亲和售楼小姐，我们的储蓄债券，我们在多伦多买的房子等等——一切事务都是我负责的。当我决定离开他时，我起诉了他，要求得到我买房时所花的八千加元。请律师就花了我一千加元。在1963年，我们花一万六千加元买了这栋房子。我只想一刀两断。最后，我打赢了官司。他应该每月付我55加元的生活费，但他只付了一个月。我当时身体不好，没有出庭，而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按照约定供养我。我如今就依靠养老金，外加房款中的那七千加元生活。
​

堂堂復活並來試著整個大活（bushi
想嘗試著翻譯一本書，書名叫Jin Guo: Voices of Chinese Canadian Women，收集記錄了九位加拿大第一代華裔女性移民的真實經歷，是一本很珍貴的口述史料。
剛剛翻譯了第一章，1902年出生的Margaret Chan的口述訪談。下面是一些相關的背景知識：

1885年，人头税法案生效。到了1910年，也就是本章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入境的时候，人头税的费用为500加元——相当于一名普通华裔劳工两年的工资。
选择翻译玛格丽特的故事，是因为在华裔女性社群中，她的经历和职业都很具有代表性。虽然玛格丽特拥有教师资格证，但因为社会结构性歧视的普遍存在，她们几乎无法成为教师或护士，这些职业在当时被白人女性所占据。1934年的报纸文章上记载，温哥华综合医院仅有一名华裔护士。
绝大多数第一代华裔移民都只能在华人经营的小型企业，如餐馆、裁缝店，还有本文中的蔬菜水果店工作。作为蔬果店的店员，女孩们的职责通常是“清洗蔬菜，保持蔬菜的新鲜”。这也是为什么，在文中，玛格丽特说工作环境“很冷”——在零下二十度左右的加拿大冬天，她们依然需要光着脚站在水泥地面上用水管冲洗蔬菜，手指和脚都会被冻得冰冷刺骨。
另外，家政工作也是华裔女性常见的职业选择。多伦多地区的其他有色人种女性，比如黑人女性，也常在家政服务领域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这些有色人种女性才有机会被工厂雇佣——那里更辛苦，但薪资待遇也更丰厚。但就算在工厂，与白人相比，有色人种女性的工作环境还是更差，条件也更艰苦。
因为种族和性别上所遭遇的双重歧视，她们的职业选择被严重局限了。尽管她们当中的少数人有机会接触教育，但因为自己的种族，她们无法被白人企业雇佣，无法获得更多的薪水，拥有更好的职业前景。这创造了她们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弱势地位；
加拿大社会不将她们视为能够自给自足的有偿劳动力，所以她们不得不依赖自己法律上的伴侣，才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下去。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三十五年后，玛格丽特才决定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不难想象，拖儿带女的她只能靠着丈夫的供养活下去。

笑死了，大半個月沒更新過毛象了，根本沒有發東西的慾望⋯⋯anyway，上線露個頭，只是為了證明自己還活著😅

👇作為一個長期在北美校園生活和學習的人，這個問題我有發言權。校方真的在以各種形式silent和打壓號召free Palestine的學生組織，還給他們潑髒水，說他們擾亂了「學校紀律」⋯⋯老中人應該對這種說辭不陌生了吧？？

哇，剛剛才意識到：外表不夠符合自我性別認同的跨性別者，性別本質主義者會說ta「不是真男/女人」；很努力讓外表向自我認同靠攏的跨性別者呢，又會被性別本質主義者指摘「強化了性別刻板印象」，怎麼正話反話都被你們說完了😅😅😅終極目的也就是反跨，對吧😅😅😅😅

「不要忘記我愛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