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钟前还刷到了台湾朋友的ig动态,一分钟后就看到简中网民针对台湾问题的暴论——很难形容这是怎样一种感觉。翻相册时回忆起19年在台湾游学的日子,想到旅游时的台湾领队、学校里的台湾教授、出租车上的台湾司机,又想到自己今年在瑞典交换时结识的十多位台湾交换生——包括其中一位与我周游了半个欧洲,一起吃了无数次饭、赶过无数次路、甚至曾在民宿中挤在一张床上入睡的女孩。

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怎样和港台人相处,与以往相比,如今最大的进步就是不会再那样急切的“自证清白”。很多港台人实际上也没那么重视政治立场,大家都在努力避免冲突、并不习惯一开始就把心中所想开诚布公——就算我有所期待和好奇,也不必表现得太刻意。在和ta们相处的过程中,坦诚、宽容、守信用、充满善意、懂得体谅他人,然后再在偶然聊到某些议题时不经意的透露一下自己的观点……其实这样就够了。若我真想为“中国人”或“大陆人”的名誉做些什么的话,现阶段我也只有此事能付诸实践。

但还是会有很多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无力,尤其是当我看到身为“基本盘”的中国大众对于两岸关系的朴素发言。不愿想象,当此时正在海峡对岸的、我的几位朋友看到这些时,ta们会作何感想?我又能如何解释?我又该如何说明:此时此刻我们供奉的税金,可能正在变成为恐吓你们而制造的军武?作为清白且无力的个体,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但若注目于自己所在的集体,就忍不住在很多个瞬间觉得,我要为我与生俱来的身份赎罪。

好吧,虽然我也常用“中产”这个词,但我是认同“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这个判断的。原来还看过专门解释此类问题的文章:在初始意义上,所谓的middle class指的根本不是穷人和富人之间的人,也不是指资本家,更不是指所谓的小资产阶级。而是“相对于欧洲中世纪两大阶层之外的一种中间等级”——既不是农奴、也不是农奴主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市民。所以才会有人说这些“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国家的纳税者”是推动民主变革的力量。

但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领主制的国家,自秦制起就是没有这种所谓的“中间等级”的。皇权之下人皆奴隶,我们口中所谓的“中产”,只是一些在权力面前同样无力的“中等收入者”罢了。

最后租房的地点定在了一个离地铁站很近的小区,穿越商城两分钟就能走到,非常让人满意。七月的第二周和房东见了第一面:他和女朋友一同前来,两个人看上去都是令人意外的年轻,几乎比我大不了几岁。大概率是因为他本人普通话不好吧,全程几乎都是我和他女朋友在沟通。ta们向我介绍周边的环境和房间布局,又略显笨拙的帮我连wifi、为我即将没电的手机找充电线……全程言辞自然,并没有使用什么露骨的推销话术。

后来又联系上了另外三位室友,都是同校的内地生。再后来和房东签合同,在他出示“土地登记册”的文件时非常不幸的看到了这套21年才买下的房产的价值数额——也不算太过惊讶吧,只是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这些或许是由他父母礼品般赠与的东西,应是一个普通港人一辈子奋斗的终点。又在走神中莫名其妙的想到自己接触过的其他本地年轻人,想到香港近年的人口流失,想到曾经读过的那首出自19岁香港男孩之手、却获得22年英国国家诗歌比赛冠军的英文诗——Fricatives,擦音。

在我的印象里,一方面,港人或许称得上一个团结的共同体,怀揣着共同的理念、信任着同样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彼此“阶层”之间的差距又大到让人失语。从笼屋到公屋,再到唐楼、洋楼、别墅,不同的居住地仿佛划定了不同人的类别。在深水埗抱着盒饭、衣衫褴褛的人,在大埔街市聚成一团、抢购特价水果的人,在中环西装革履步伐匆匆的白领,还有朋友口中她做家教时遇到的、富裕家庭里小公主一样骄纵的女孩……这些人或事,都是我记忆中一座城市内部的“参差”。哪怕是作为异乡人,我也能够猜到《擦音》一诗中流露的、对故土和同乡们的愧疚从何而来,我甚至可以根据诗中形容的场景模拟作者的成长路径:ta们这些“投胎得成功”的香港年轻人,幼儿园、甚至playgroup时期就接受外语教育——英文流利如母语、有着白人小孩般标准的发音。或是成年后顺利考入国际名校,享受着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或是幼时就举家移民海外,手握几本不同颜色的护照。作为早已有着所谓“国际视野”的“全球公民”,ta们可以在小岛政治/经济动荡时轻而易举的转移资产、迁居异国。然后坐在距故土几千公里之外的茶餐厅中、用标准的英文点单,看着屏幕上新闻里——自己那些说着一口土气的港式英语、注定背半辈子房贷、亦无力逃离故土的“手足”们——在滚滚洪流中翻滚、挣扎、抵抗的渺小身影。

再在已显得“遥远”的愤怒与愧疚中,缓慢地,咽下嘴边雪白、饱满的饭粒。

在连续两周每天找房看房的日子里感觉自己苍老了许多……毕竟,当开始关心“房租”“房价”一类东西的时候,就代表某种意义上的“无忧无虑”已经结束了。原来看到“香港房价世界第一21万/平,第二纽约17万/平,第三伦敦14万/平”时还嬉皮笑脸的把它当作段子,现在才意识到这一串带着许多个零的数字、是怎样沉甸甸的压在所有港人及港漂的身上。作为一个“不吃不喝23年才能置业”的城市,你港的住房问题复杂到够社科学者们殚思竭虑地再写上百本专著——从对土地供应的限制、巨额外资的涌入、假需求、市场失灵、到地产霸权,各类理论纷纭杂沓不一而足,但短时间内,又有谁能妄言解决呢。

又想起几年前看到的一个视频片段,似乎出自某个90年代的港剧。视频中短发的女主厉声大喊:“到时候,联合声明完了,一国两制完了,到时港币大跌,金融大跌,股票大跌,楼价大跌,跌跌跌跌”。似乎站在她对立面的人群中,一位中年港男略显慌张,示意领头人:“大佬,我层楼啱啱先供完,我的股票……” 领头人恼怒:“咪捻听个癫婆乱咁噏”。另一旁的老人插话:“咁又唔係呀,最多宁其有不可信其无呀……” 领头人终于崩溃,一边朝天开枪一边大喊:“唔係真㗎!”

小岛居民生存本就不易,还偏偏碰上政治环境的加速动荡。97金融风暴的冲击,14的社运,19年的抗命……这些事件及其后续影响给港人带来的创伤太重——或许终其一生都难以治愈。如今这座城市的生活成本依旧高昂,人口却在持续移出,特殊经济地位带来的优势不可阻挡的逐渐消散。屏幕里的表演不可谓不浮夸,但艺术创作总有其现实基础在,不羁的戏言背后是无比真实的恐惧:那一声一叹,一字一句,都仿佛是中产家庭的血泪和苦中作乐的惨叫。

看到微博上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由黑社会管理的巨型神经病院“。
准确的。

曾偶然旁观过一圈国内出去的理工科学生讨论社会议题,还非常不幸的包含了部分国际形势,怎么说呢,有些发言实在是直白和典型到、我忍不住怀疑所学专业是不是真的和思维方式有什么联系。例如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二元的敌我划分,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还有对“资源”的迷信和对发展主义的推崇……虽然他们都在北欧留学,但我敢打赌这些人一定没和本地人有太深入的接触和沟通——不然一定会有北欧人告诉他们,真的,这些理论,实在是太过前现代了。 :0170:

关于某种所谓的“洗脑教育”和意识形态宣传的本质,我看到过最精准的形容是:“将人类与生俱来的部落本能移植到了想象的共同体之上”。外国人骂我的国家就是在骂我,港台人不想当中国人就是看不起中国人——这种逻辑非常清晰直白,且符合人性。当一个人感受到外界的排斥时,ta当然会更倾向于认为是因为对方又蠢又坏,而非是由于自己所在的集体犯下的罪孽——相较于后者,前者于人类心理上肯定要更可接受得多。

六月末回港,解除隔离后的第一周过得浑浑噩噩:被迫打了第三针后异常的体温和还未逆转的时差几乎损害了我的语言中枢,再加上潮湿闷热的天气、酸痛的左臂和磕绊后肿胀的脚踝,身体上的不适成功影响了精神状态,发热的眩晕感中夹杂着难以形容的烦躁。

出门时向往常那样搭乘港铁,久违的在地下空间见到了如潮涌般的人流。突然想到自己到瑞典的第一天,在火车上遇到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女孩,和她阴差阳错聊起天来,说自己是交换生、原来在香港读书——而香港是一个饮食、气候、人口密度和北欧大相径庭的地方。于是这个瑞典女孩一脸认真的问我:“香港会下雪吗?”又说自己从未去过亚洲,“但我看过一些视频,那里的人很多,以至于人们会在地铁上互相推搡,这是真的吗?”

对话发生的时候,这个白人女孩眼里过于纯粹的天真和好奇让我有一点点无语凝噎。可见在一些北欧人眼中,即便是香港,也只是一个“边缘”到“一分钟内无法在地图上找出”、ta们也不甚了解的地方。但这座城市其实已是我18岁时眼界的最高峰——如果某些事情不发生,也应是很多人跑路的终极目的地了。

这半年来感触最深的,就是国家和国家、地域和地域之间的差异。内地和香港,香港和北欧,皆是不同的世界。在不同地方居住的舒适程度肯定因人而异,毕竟对出生地生活文化的眷恋是那样难以消除。但若以某些看似虚伪的尺标来衡量,我们必须承认,某些地方的地板都是高于某些地方的天花板的——绝非后者几十年的“发展”所能企及。曾在教室内听瑞典教授讲“欧盟基本价值观”,与许多年前听高中老师讲某24个字是截然不同的体验——“自由”与“自由”之间,“平等”与“平等”之间,巨大的鸿沟望得人眼睛生疼。

实在没有什么好庆祝的,我只觉得苦涩:25年前,分明有那么多的香港人,仍是对大陆抱有真切的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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