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租房的地点定在了一个离地铁站很近的小区，穿越商城两分钟就能走到，非常让人满意。七月的第二周和房东见了第一面：他和女朋友一同前来，两个人看上去都是令人意外的年轻，几乎比我大不了几岁。大概率是因为他本人普通话不好吧，全程几乎都是我和他女朋友在沟通。ta们向我介绍周边的环境和房间布局，又略显笨拙的帮我连wifi、为我即将没电的手机找充电线……全程言辞自然，并没有使用什么露骨的推销话术。

后来又联系上了另外三位室友，都是同校的内地生。再后来和房东签合同，在他出示“土地登记册”的文件时非常不幸的看到了这套21年才买下的房产的价值数额——也不算太过惊讶吧，只是觉得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这些或许是由他父母礼品般赠与的东西，应是一个普通港人一辈子奋斗的终点。又在走神中莫名其妙的想到自己接触过的其他本地年轻人，想到香港近年的人口流失，想到曾经读过的那首出自19岁香港男孩之手、却获得22年英国国家诗歌比赛冠军的英文诗——Fricatives，擦音。

在我的印象里，一方面，港人或许称得上一个团结的共同体，怀揣着共同的理念、信任着同样的价值。但另一方面，彼此“阶层”之间的差距又大到让人失语。从笼屋到公屋，再到唐楼、洋楼、别墅，不同的居住地仿佛划定了不同人的类别。在深水埗抱着盒饭、衣衫褴褛的人，在大埔街市聚成一团、抢购特价水果的人，在中环西装革履步伐匆匆的白领，还有朋友口中她做家教时遇到的、富裕家庭里小公主一样骄纵的女孩……这些人或事，都是我记忆中一座城市内部的“参差”。哪怕是作为异乡人，我也能够猜到《擦音》一诗中流露的、对故土和同乡们的愧疚从何而来，我甚至可以根据诗中形容的场景模拟作者的成长路径：ta们这些“投胎得成功”的香港年轻人，幼儿园、甚至playgroup时期就接受外语教育——英文流利如母语、有着白人小孩般标准的发音。或是成年后顺利考入国际名校，享受着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或是幼时就举家移民海外，手握几本不同颜色的护照。作为早已有着所谓“国际视野”的“全球公民”，ta们可以在小岛政治/经济动荡时轻而易举的转移资产、迁居异国。然后坐在距故土几千公里之外的茶餐厅中、用标准的英文点单，看着屏幕上新闻里——自己那些说着一口土气的港式英语、注定背半辈子房贷、亦无力逃离故土的“手足”们——在滚滚洪流中翻滚、挣扎、抵抗的渺小身影。

再在已显得“遥远”的愤怒与愧疚中，缓慢地，咽下嘴边雪白、饱满的饭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