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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2014年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人事档案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种活在奥威尔小说里的感觉就是说…记录一下。 

袋子里的中国人
慕容雪村

北京——2000年夏天,一位前同事交给我一个密封的档案袋,说我们公司——一家销售汽车及机器设备的国营公司——已经破产,我应该自己把档案送到人才交流中心。人才交流中心是一个政府机构,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管理中国公民的档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都有这么一个袋子,里面装着他们的秘密档案。

在人事档案制度初期,共为四类人建立了档案:为干部、学生、职工和军人。这项制度的主要目的就是控制中国公民,主要由其档案所属的“单位”来实现此项控制。 数十年来,档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工作调动、升职、入党、迁徙、分房等人生大事都离不开档案。

根据档案管理规定,我无权查看自己的档案,更不能打开这个袋子,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中国,很少有人能看到自己的袋子,只有政府和政府控制机构中的特定人士——某些党员——才有权查看,它是中国政府控制民众的秘密工具之一。和极权社会的许多秘密武器一样,人事档案系统的效用也在与日递减,“死档”、“弃档”日益增加, 不实信息比比皆是。尽管如此,人事档案依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装着谎言的袋子甚至可能决定人的命运。

在那时,人才交流中心的档案管理费是每年120元(约合15美元)。我不想付这笔钱,也不在乎什么“法律责任”,回家后直接撕开了那个袋子,把袋中的每一页纸都看了一遍。

最早的文件是一份《入团志愿书》,1989年5月26日写的。当时我正在东北深山中的一个小镇上读初中,而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青年学生正在抗议政府的腐败专制——这两件事并无关联,组织上也批准了我的入团申请。从此以后,这个袋子就变成了我的一部分,跟着我从小镇到北京,又从北京到成都,我至今难以想象,是什么样的系统和力量,才可以让这个袋子走过几千公里的路程,走过大半个中国,而我却对它一无所知。

这个袋子中有一些谎言是我自己编的。虽然档案中的许多表格都附有《填表说明》,要求我们“必须抱着对党忠诚老实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填写本表”。但我实在算不上老实,高中毕业前填的《家庭情况调查表》,我说我的妈妈和姐姐都是党员,但她们不是,编造这种谎言的目的非常简单:家中有几个党员总不是什么坏事吧?在奖惩一栏中,我说自己获得过征文比赛和演讲比赛的大奖,这纯属虚构。这些谎言轻易就可识破,但从来都没人找我谈过,以至于我怀疑根本就没人认真翻阅过我的档案。

还有一些谎言是老师和同学帮我编的。在课堂上,我的老师都教导我们要爱共产党、爱中国政府,但作为成年人,他们知道这些评语将伴随我的终生,所以在私下里,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学生的未来,尽其可能地为我说好话,甚至还要冒一点小小的风险。

在《学年评语表》的“担任工作”一栏中,我高中的老师说我曾担任共青团的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以及某所小学的课外辅导员,这些我都没干过,我甚至不知道有那么一所小学。其实我当时并不是一个乖孩子,虽然成绩不错,但经常旷课,常常跟同学打架。

在《社会实践活动登记表》中,我的老师们说我曾参加学校的军训,还在1991年的春节去慰问过军烈属——这是共产中国最经典的好人好事——这些事我一件都没做过。

中国政府的档案制度绝对谈不上善良,但从我的档案中,还是可以看到中国人温暖和友善的心。比如我的老师们对我言过其实的褒奖我,但在另外一些时候,因为其随意、模糊以及信息不透明,来自他人的评语常常有可能变得险恶,甚至毁掉人的一生。

我的一位初中同学曾经因人事档案而遭受挫折,他是一位国企员工,1998年想谋求更高的职位,口试、笔试的成绩都很优秀,但最后还是失败了。他反复找领导追问原因,领导告诉他:其实我对你也很满意,但你的档案实在太难看了。他至今不知道自己的档案中写了些什么,但显而易见,他的袋子已经成了他人生中难以背负的负担。

汤国基的故事更加伤感。80年代早期,他是湖南益阳师专的一名学生,在就读期间,他曾致信媒体和政府,批评自己的老师及系领导。从1983年毕业后的20年中,虽然他才华出众,却一直找不到一份正式的工作,有些单位本来打算录用他,却总是一次次变卦,当地流传着他患有精神病的传言。直到2003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汤国基才知道原来这二十年的霉运都缘自其档案险恶的评价,一位老师这样写道:“(汤国基)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宜担任教学工作。”

……

好魔幻的存在啊,档案这种东西。自己无法接触到的自己的一生,“绝对真实”的、作为“历史”被记录下来的一生……

查了一下,慕容雪村2014年还因为在自己家里纪念六四而被拘留过 :0080:

看了2014年纽约时报一篇关于人事档案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一种活在奥威尔小说里的感觉就是说…记录一下。 

于是关联文章里就读了很多慕容雪村以前写的文章,都是13年14年这样。从他口中的未来向过去看,一开始是有点五味杂陈,后面都有点心酸了……

《中国政府的“网络反右”》
cn.nytimes.com/opinion/2013101
「然而,2013年毕竟不同于1957年。在1957年,知识分子各自为战,每个人都根本无从抗争,无从反驳,无法得到公众支持,而在2013年,微博像一个巨大的人民广场,言论者可以彼此呼应、相互支援。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弱者可以联合起来,并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勇敢发言的人往往有着非凡的示范效应,只要有一个还敢说话,其他人就会紧紧跟上。

曾经有人问我: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你害怕吗?我要说,我确实怕过,但现在已经不那么怕了。我想,我的这种转变这想法也许可以代表许多人, 正是网络的所带来的自由使我们勇气倍增。」

《“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cn.nytimes.com/opinion/2014052
「在2003年,有朋友从香港买到一张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然后很快,我们每个人都有了一张复制版。有一天,我和几位朋友在广州的一家酒吧里一起观看,片中有一个情节让我大受触动:空旷的长街上,枪声不时响起,一个年轻人俯卧在地,我们都以为他死了,可他突然在地上转了一个圈。现在我们当然能明白他的处境:持枪者就在身后,他不敢站起来,可是也不愿意趴在地上装死,总得做点什么吧?一位40多岁的四川民工一直站在我们身后,或许他亲身经历过当年的事件,比我们更能理解那位年轻人的恐惧,他说:“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
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已经不可能控制全部信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发地怀念天安门事件中的死难者。每年的六月四日,人们都在网上会为他们点燃蜡烛,或者上传当年的图片,而政府的审查官也会在那一天格外忙碌,他们会删除几乎所有与“六四”、“天安门”有关的内容,但成千上万人的依然会坚持,坚持在审查的缝隙中发出他们绝望而坚强的声音,假如“六月四日”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五月三十五日”;假如“1989年”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80年代的最后一年”或“90年代的前一年”,假如“坦克”发不出,他们就会改成“拖拉机”。
……
我看到了中国的变化,看到了互联网给中国带来的觉醒,我相信这种觉醒一定可以改变中国。在1989年,当坦克开上北京的街道,只有一个人敢于阻拦它们。而下一次,假如坦克再次开上中国的街道,我相信会有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站在坦克之前。在他们身后,还有成千上万个平凡而朴实的中国人敢于面对枪口,说:“如果是我,就背他出来。”」

我多希望真能这样,多希望这些七八年前的文章所期盼的未来真的是现实的当下。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简中互联网究竟能映照出多少真实的中国人,总在想,是不是其实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有很多,只是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下,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呢?

真的不知道。近期发生的事情令人感到害怕、伤心以及失望,令我对这个环境的未来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可是看到这样的文章,哪怕时过境迁了,内心也忍不住感到无比触动。可能越是恶劣的环境下,越需要理想主义吧。

临近破灭一下 要是信任童话
还是有望看到天际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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