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ce @[email protected]

“主体要通过实践来克服自己被异化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在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历史中开辟自由的空间。”

发疯不是一种精神疾病，也不是一场蓄意布置的演出，发疯是你平时假装视而不见逼到你眼前喊得足够大声但仍然不足够让你有所动的沉默，发疯完全不反人类，它恰恰是最人类的、最真实的东西在昭告自己的存在。

正确里有一种在我看来很恐怖的东西，当然我会持有这样的偏见也许完全是出于我对缺陷欠缺理智的爱。我爱一些使用功能不受影响的残次品，他们价格便宜，被商业社会抛弃，如果你愿意以一种掩耳盗铃的心态抬高他们的价值你可以管他们叫孤品；如果你选择以一种绝对激进的、赤裸的诚实面对生活你可以将作出带走他们这个决策的心理动机称作同病相怜。措辞不会影响爱的感觉，因为爱始终、永远、必然在语言之外。

县城是一种很难找到足够贴切的形容词去描述的东西，它只能被一长串的比喻句勾勒出最抽象的轮廓。我如果试着描述它，我会说，县城很像工厂里某种日夜咔嚓作响的流水线机器，它会把城市小孩庸俗的田园牧歌理想碾得粉碎研磨成粗细不一的颗粒再做成干硬的面食塞进一张大张的嘴巴里。如果这样太过抽象，我会说，县城是深夜小区里如同夏日第一声惊雷一样落下来的男人夹着连绵不断脏字的怒骂声你离他起码几百立方米的空间距离你却觉得几乎这个人就在你面前挥着一把刀发泄前半生所有的失意你努力辨别他在说什么发现他只是因为家里忽然停电了而他的手机也刚好在他沉浸上网的时候耗尽电量。县城很像拉康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论里反复用语言去逼近却始终无法靠近的实在界，对了，没错，县城就是实在界本界。不可理喻的愤怒与廉价得像塑料袋一样的劳动力因果相系，上个世纪的旧俗怎么也拍不掉身上落的灰慢悠悠站起来又坐在了酒席的主位，你充分理解莉拉描述的“界线消失”，思绪跨过整个四部曲小说最后重重降落在莱农的小学老师对“庶民”的描述上。

“真诚”真的不是一个用来夸电影的好词，大家会不会低估了烂片的真诚度，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人怀着十分的真诚做了一堆垃圾。

在所有意识形态的中心一定有一个同义反复句——即“A是B”与“B是A”。例如：“好孩子就是要听话”与“听话才是好孩子”就是一组同义反复。诸如此类的语言游戏都基于“A是B”这样一个句子的绝对合法，而你不把它当作“A是B”，你把它当作“1=1”。
你和某人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之不可调和的中心有这样一个句子你认为它绝对合法，对方却认为它的反题才绝对合法。
苏格拉底老师为什么惹人心烦以至于被城邦处死，因为老师人生的目标就要挑战每个人心底“A是B”这个句子的绝对权威。
不过我也不觉得人有一个意识形态之外的空间可以栖息，我只是觉得人需要小心选择位于中心的那个句子。人类需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句才可以行动、可以作出判断、可以用语言谈论自己的看法、表达自己的好恶，只是不要觉得它像上帝说的“要有光”一样理所当然，要时时追问它的合法性，要付出行动与实践去反反复复地阐释和验证它。

“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所有的故事，无论真诚还是虚假，明智还是愚蠢，都会忠实地映现出作者本人，暴露出其人性……或人性的缺乏。”

当我们开始叙事，对一个熟练的读者来说，我们笔下的人和物还有我们的心都会显出清晰的轮廓。以为自己可以用漂亮的形容词来改变人与物的面貌实在是一种虚弱的掩耳盗铃。

想了想还是把自己的看法整理记录一下：

那个被很多人骂的回复（按照我的理解）中心论点有几个：一是，这不是顾客的义务（“是情分非本分”）；二是，顾客和店员都是弱势者；三是，不要把讨论的重点集中在顾客和店员的矛盾上，而忽视了对劳资关系（以及房间里的大象）的讨论，毕竟那才是问题的根源；四是，顾客约束自己也不能帮助解决店员这个困境，反而有可能让现状更糟。例如，帮助外卖员按时送达极大可能只是帮助算法持续压缩时间效率优化。

第一点从法理上是这样的，在一个人们更遵守规则更有法度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人会因为只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而承受道德压力，反而长远来看大家是受益的，但在中国………坦白讲，有点点外宾了就是说。看到另一个象友回复“有责任作出行动的，也许应该是所有有能力行动但因为已经生活在理想世界中所以不愿行动的人。”感到很受触动，而那位网友回复仍在强调说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会让我感到（一点不合适的诛心之论）他并不觉得自己对改善弱者的弱势境遇负有责任/义务，而只是格外珍惜自己所拥有的选择服务的权力。基于同样的道理我不太认同第二点，显然店员相比顾客更弱势，承受社会的结构性伤害更多。认为这样人工廉价的社会里我们是平等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契约关系是荒谬的看法。

具体到这个问题我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结构里的既得利益者对弱势者的境遇负有责任（这中间可能有一大长串的因果链并没有直接的、可见的关联），因此对协助改善她们的境遇负有道德责任。怎么做将有益于此则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第三和第四点讨论的问题。

“既然社会现状如此， 我们就在现有的规则下做些什么吧”—— 我常常很痛苦纠结，有时候会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危险。因为它有个危险的前提是“现状是不可改变的、很难改变的”，然而大家可能忽略的一点是——“现状”和“人对当下与未来的认识”、以及“在当下与未来的实际行动”是紧密相关的，这种消极合作是不是现状结构组成的一部分呢？

我的道德直觉告诉我，已经知晓了这样的现实境况后，我在点单时很难感受不到一丝道德压力，大概率会选择不点单；我的理性告诉我它不应该成为一种社会共同认可的道德，并不仅仅因为“不要拿自己的道德标准去绑架别人”，而是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可能会是一种危险的道德。

唉。

看到柴静贴出的政治抑郁症的笔记里那句“no cure for us”，又想到齐泽克：
“征兆是我们这些主体‘逃避疯癫’的一种方式，是我们‘选择某物（征兆—构成）而非空无一物（严重的精神孤独症、符号世界的毁灭）’的方式。”

“尊重”可能是中文世界范围最灵活的一个词，大多数时候它和“个人道德标准”划上了等号以至于很像是一类强迫症规训。这样说并不是想要虚无化这个概念，尊重是存在的，共识是存在的。我们需要谨慎辨别是语境，识别事实是否被否认、暴力是否被肯定，并坚决地说：如果只有闭口不言、不干涉才是尊重，我选择不尊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