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由的问题，我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启示恐怕比从哈耶克那里得到的还要多。】
最近我曾跟一个朋友有过争论，这位朋友也是自由主义者，跟我其实一样。但他是哈耶克的粉丝，他觉得哈耶克最伟大。
我认为哈耶克的确很伟大，但至少从我自己对自由的认知而言，我认为实际上我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启示恐怕比从哈耶克那里得到的还要多。
我的朋友很吃惊，说：看不出你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也不是哈耶克主义者。我只是说，我主张普世价值，在我对普世价值追求的过程中，马克思对我的启示更大。
◆
我之所以说从马克思获得的启示比从哈耶克获得的更大，指的就是问题意识层面。
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需要反专制、需要探索通往自由之路；而生活在魏玛共和时代的哈耶克，他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通往自由之路的问题，也不是反专制，而是怎么能够避免专制重来的问题，即“我已有了自由、我应该怎么才能避免不自由”的问题。
就此，哈耶克主要提出两点：
➀ 人们不要理性自负。他认为自生自发的东西就是好的，人为去设计的东西就不好，简言之：不要有太多理想。自然而然就可以了。
➁ 所谓理想主义要为他人操心都是不好的，只要大家都各顾各，那么专制主义就无所施其计。
从哈耶克本人在魏玛时代所面临的情况而言，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提出这样主张。
当然理解不一定是同意。事实证明，后来法西斯的崛起根本就不是各顾各能解决的。而且法西斯的崛起也不能完全说是因为“理性的自负”，法西斯的崛起更多体现了“权力的自负”。
◆
但我也并没有认为哈耶克的主张就比自由社会的左派更差——即，我不认为现在的西方左派比哈耶克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启示。
反观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例如亚当斯密，例如马克思的辩论对手经济学界的巴斯夏），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也不见得比马克思更差。
所以，在同一个时代里，我并不认为左派一定比右派强、右派一定比左派差。
但在不同时代、不同的问题意识的语境下，我当然认为，那些以反对专制为任务的时代里的不管左右，他们的主张都可能要比一个自由时代里的不管左右的主张能给我们的启示要大。
◆
马克思对我的启示比哈耶克更大，这很容易理解。
这并不是因为马左哈右，而是因为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而哈耶克生活在太现代的社会里了，他那个社会跟我是不一样的，当然马克思跟我生活的时代也不完全一样，但比哈耶克的时代跟我更接近。
我这种主张也是人之常情。我曾经跟朋友讲，如果你呆在奥斯维辛，假如一个犹太共产党员跟一个犹太自由派一起琢磨怎么合作越狱，你会觉得不合理吗？那么反过来讲，在犹太人都被从家里赶出来，妻离子散，关进集中营了，你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学习娜拉出走，摆脱家庭，才能得到自由。你以为这种启蒙合理吗？
综上，作为一个身陷奥斯维辛的自由派，你认为那个越狱的共产党人、还是那个要摆脱夫权的自由派娜拉更能得到你的共鸣呢？
◆
当然，走出奥斯维辛之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出去之后，你尽可以可以和娜拉结盟，跟共产党人争辩，你的语境、你的问题意识已经完全不同了。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自由的状态是相似的，不自由的状态则各有各的不自由。
奥斯维辛的不自由跟被爹妈管教的不自由是不一样的；
政教合一制度下的不自由与世俗的不自由是不一样的；
被土匪绑票的不自由与世袭小庄园里的不自由是不一样的；
秦制的不自由和周制的不自由也是不一样的；
甚至，同样是所谓“民族征服”下的不自由也是不一样。
英国人治下的不自由和日本人治下的不自由是不一样，你能理解为什么HK人在日本进攻时同情英国人。即使共产党，比如马共，当时就跟英国人联手抗日。因为英国人统治下的不自由跟日本人统治下的不自由，不是一回事。
◆
当然更复杂的是，往往好几种不自由同时存在。
而你作为孤立无援的个人要一下子摆脱所有的不自由又不可能，那么先摆脱这种、还是那种？甚至先借助某种不自由来摆脱另一种不自由，或者相反……这种路径的选择就十分重要。
而且每条路径也还有很多结点，这些结点也需要人们做出选择，而这些都不是单方面拷贝某种已有的思想资源就足够做出选择的。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我们的思想资源应该多元化的理由。
◆
秦老师的油管官方频道“秦川雁塔”，最新系列《我看马克思》7/7
【对于自由的问题，我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启示恐怕比从哈耶克那里得到的还要多。】
最近我曾跟一个朋友有过争论，这位朋友也是自由主义者，跟我其实一样。但他是哈耶克的粉丝，他觉得哈耶克最伟大。
我认为哈耶克的确很伟大，但至少从我自己对自由的认知而言，我认为实际上我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启示恐怕比从哈耶克那里得到的还要多。
我的朋友很吃惊，说：看不出你还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我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当然我也不是哈耶克主义者。我只是说，我主张普世价值，在我对普世价值追求的过程中，马克思对我的启示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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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说从马克思获得的启示比从哈耶克获得的更大，指的就是问题意识层面。
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需要反专制、需要探索通往自由之路；而生活在魏玛共和时代的哈耶克，他面临的问题并不是通往自由之路的问题，也不是反专制，而是怎么能够避免专制重来的问题，即“我已有了自由、我应该怎么才能避免不自由”的问题。
就此，哈耶克主要提出两点：
➀ 人们不要理性自负。他认为自生自发的东西就是好的，人为去设计的东西就不好，简言之：不要有太多理想。自然而然就可以了。
➁ 所谓理想主义要为他人操心都是不好的，只要大家都各顾各，那么专制主义就无所施其计。
从哈耶克本人在魏玛时代所面临的情况而言，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提出这样主张。
当然理解不一定是同意。事实证明，后来法西斯的崛起根本就不是各顾各能解决的。而且法西斯的崛起也不能完全说是因为“理性的自负”，法西斯的崛起更多体现了“权力的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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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也并没有认为哈耶克的主张就比自由社会的左派更差——即，我不认为现在的西方左派比哈耶克能够给我带来更多的启示。
反观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例如亚当斯密，例如马克思的辩论对手经济学界的巴斯夏），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也不见得比马克思更差。
所以，在同一个时代里，我并不认为左派一定比右派强、右派一定比左派差。
但在不同时代、不同的问题意识的语境下，我当然认为，那些以反对专制为任务的时代里的不管左右，他们的主张都可能要比一个自由时代里的不管左右的主张能给我们的启示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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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我的启示比哈耶克更大，这很容易理解。
这并不是因为马左哈右，而是因为马克思生活在19世纪，而哈耶克生活在太现代的社会里了，他那个社会跟我是不一样的，当然马克思跟我生活的时代也不完全一样，但比哈耶克的时代跟我更接近。
我这种主张也是人之常情。我曾经跟朋友讲，如果你呆在奥斯维辛，假如一个犹太共产党员跟一个犹太自由派一起琢磨怎么合作越狱，你会觉得不合理吗？那么反过来讲，在犹太人都被从家里赶出来，妻离子散，关进集中营了，你对他们说：你们应该学习娜拉出走，摆脱家庭，才能得到自由。你以为这种启蒙合理吗？
综上，作为一个身陷奥斯维辛的自由派，你认为那个越狱的共产党人、还是那个要摆脱夫权的自由派娜拉更能得到你的共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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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走出奥斯维辛之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出去之后，你尽可以可以和娜拉结盟，跟共产党人争辩，你的语境、你的问题意识已经完全不同了。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自由的状态是相似的，不自由的状态则各有各的不自由。
奥斯维辛的不自由跟被爹妈管教的不自由是不一样的；
政教合一制度下的不自由与世俗的不自由是不一样的；
被土匪绑票的不自由与世袭小庄园里的不自由是不一样的；
秦制的不自由和周制的不自由也是不一样的；
甚至，同样是所谓“民族征服”下的不自由也是不一样。
英国人治下的不自由和日本人治下的不自由是不一样，你能理解为什么HK人在日本进攻时同情英国人。即使共产党，比如马共，当时就跟英国人联手抗日。因为英国人统治下的不自由跟日本人统治下的不自由，不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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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更复杂的是，往往好几种不自由同时存在。
而你作为孤立无援的个人要一下子摆脱所有的不自由又不可能，那么先摆脱这种、还是那种？甚至先借助某种不自由来摆脱另一种不自由，或者相反……这种路径的选择就十分重要。
而且每条路径也还有很多结点，这些结点也需要人们做出选择，而这些都不是单方面拷贝某种已有的思想资源就足够做出选择的。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我们的思想资源应该多元化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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