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中的“家暴之惑”：两名贵州妇女为逃离家暴走上“重婚之路”，为何需承担刑责
红星新闻 2022-08-09
https://static.cdsb.com/micropub/Articles/202208/5a35ee106afb04d4f502221ea5fb943c.html
2022年的3月和5月，67岁的#贵州 女子杨某和47岁的潘某英因触犯#重婚罪 被贵州三穗县#人民法院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和拘役4个月。
两位来自贵州#农村 的女性，都因为#家暴 逃离了上一段婚姻。但是，二人都在没有#离婚 的情况下离家而走。二十多年以后，她们因为重婚承担了#刑责。
两位女子的文化程度都很低，一个小学文化，一个半文盲。因为缺乏#法律常识，而不知如何解决#婚姻 中的家暴。她们以为逃离可以让生活重启，却未曾预见20多年的平静生活之后，仍然需要为重婚罪“买单”。
#公诉机关 曾提出对上述两位犯重婚罪的妇女实行#缓刑，#审判机关 以适用缓刑具有再犯的危险为由，不予采纳此量刑。
近日，上海市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张玉霞对红星新闻记者说：“为了避免重婚罪犯再犯而不予缓刑，可能不如进行法制教育、协助解除前一段婚姻法律关系来得有益。”
遭遇家暴后，如何合法地摆脱一段满是伤痕的婚姻？除了“离家出走”而承担重婚的后果，杨某和潘某英这样的#农村女性 是否还有另一个更能摆脱困境的选择？
劳东燕2004：
2022-08-10 https://weibo.com/7740539018/M0mvfxa1v
如果报道的事实为真，法院对两位因家暴逃离家庭而与人重婚的女性判处实刑，相应判决不免让人无语。
首先，重婚的行为发生在二十几年前，怎么都过了#追诉时效，不应当再追究#刑事责任。#重婚罪 的法定最高刑是两年，按刑法的规定，追诉时效就应该是五年。
司法人员显然是将重婚罪当作与#非法拘禁罪 一样的继续犯，认为行为一直在持续。可是，结婚是缔结婚姻的意思，重婚则是有配偶的情况下重新缔结婚姻的意思，重婚罪并非继续犯。一个人二十年前结婚，缔结婚姻的行为就发生在二十年前，之后就只是处于已婚状态，而不可能认为其二十年来一直在实施结婚行为。就像#盗窃罪 一样，多年以前的一次盗窃，对被害人来说，属于被侵害状态一直在持续，难以认为盗窃行为一直在继续。
抛开是否属于继续犯的问题不论，就连#故意杀人罪 的追诉时效都只有二十年，重婚罪的追诉时效怎么可能长于故意杀人罪？凭直觉就应该得出，二十多年后再追诉重婚行为的做法存在疑问。
其次，即便在追诉时效以内，女性因#家暴 问题而逃离原先的家庭，之后与他人形成#事实性的婚姻（其中的杨某在2010年又存在法律婚的事实），属于缺乏期待可能性从而缺乏罪责的情形，不能按犯罪论处。
我不知道，为什么审案的#法官 会认为，家暴不是本案的重点而只是一个情节。家暴行为的存在与否以及家暴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被告人罪责的认定，怎么就不是重婚案件审理中应予关注的重点呢？认为所有家暴都能通过#离婚 程序来解决，也让人不免怀疑，审案的法官是不是生活在外国，所以对国情不够了解。
最后，两起案件中公诉机关都建议使用#缓刑，而审案法官坚持要判#实刑，理由是再犯的危险。这让我想起对#收买被拐卖妇女 的案件的处理。有研究表明，收买类行为人的犯罪事实，即便被#司法机关 掌握，也只有不到3%的比例进入刑事程序，偶尔进入刑事程序的，判处非实刑的比例也达到97%。
两相对比，怎么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司法实务对实施收买妇女的行为如此地宽容，而对因家暴逃离原有家庭而重婚的女性如此地严苛。理由就是前者无再犯可能性，而后者有再犯的危险？如此有偏向地运用法律技术，当别人都是傻瓜么？
《裁判文书中的“家暴之惑”：两名贵州妇女为逃离家暴走上“重婚之路”，为何需承担刑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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