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乎所有的公共政策领域，美国人都拥护那些他们知道会杀人的政策，有时是大量的人。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精神病患者，而是因为他们是理性的：他们认为他们所支持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的那些死亡是值得的，以换取这些政策提供的好处。这种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即使没有用如此明确或粗暴的术语来表达，也是公共政策辩论的基础--除了在涉及新冠的时候，它被奇怪地宣布为禁区。

通过政策变化拯救数十万人生命的最快速和最有保证的方法是禁止使用汽车，或严格限制汽车的使用，只允许国家以基本需要为由授权使用（例如，救护车或食品配送车辆），或至少将全国范围内的速度限制降低到25英里/小时。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都会立即防止大量的人死亡。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的数据，每年 “全世界有135万人在公路上丧生”，而“车祸是美国1-54岁人群死亡的主要原因”。即使有安全带和安全气囊，考虑到有多少年轻人因车祸而死亡或留下永久和严重的残疾，损失的生命年数是悲惨的。几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小幅降低车速限制也能拯救许多人的生命，而几乎没有人支持的激进的降低车速限制将消除大部分甚至所有的车祸死亡。

考虑到可以避免多少死亡和重伤，为什么没有人吵着要禁车，或者至少严格限制谁可以开车（仅限必要用途）或开得多快（25英里/小时）？是不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反社会者，他们并不关心他们所支持的驾驶政策所造成的大量生命损失，只要不妨碍他们的便利，他们就完全乐意看着人们死亡或永久致残？是不是因为他们不重视其他人的生命，所以明知故犯地支持政策--允许15岁以上的人开车，高速行驶--这将使许多儿童和成年人一起死亡？

这可能解释了少数人的动机计划，但在一般情况下，原因要简单得多，也不那么险恶。这是因为我们采用了一个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框架，据此，在做出公共政策选择时，我们不会只审查账本的一面（如果允许汽车行驶，将会有多少人死亡），还会考虑那些可以防止这些死亡的政策所产生的巨大成本（对我们旅行能力的巨大限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大大增加，对我们生活中可以体验的东西的限制，回到前汽车时代的巨大经济成本）。这种成本效益分析的使用是如此的基础，以至于从右翼经济学家到左翼的欧洲环境政策团体CIVITAS都拥护和吹捧它，它是这样定义的：

「社会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决策支持工具，用来衡量和权衡一个项目或政策的各种影响。它将项目成本（资本和运营费用）与广泛的（社会）影响进行比较，例如，节省的旅行时间、旅行成本、对其他模式的影响、气候、安全和环境。」

这个框架，首先排除了对理性决策的绝对主义方法。我们从来没有因为“任何能拯救生命的方式都使它必须被接受”的理由选择一些改变社会的政策，因为这种原始的思维方式忽略了这个拯救生命的政策将产生的所有反作用的成本（通常也包括生命的损失：例如，禁止飞机，将通过防止飞机失事的死亡来拯救生命，但也将通过导致更多的人驾驶汽车来创造新死亡）

虽然关于如何应用这一框架以及哪些具体政策是理想的争论很常见，但将成本效益分析作为我们使用的主要公式是没有争议的--至少在新冠大流行开始之前是这样。现在，在西方民主国家极为普遍的是，大量的公民派别要求为防止新冠死亡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不考虑这些政策带来的成本。因此，这种心态坚持认为，我们必须继续关闭学校，以避免儿童感染新冠，而不考虑关闭学校18个月或两年给所有儿童带来的可怕的代价。

以新冠的名义对所有年龄段的儿童的生活进行持续、持久和严重的干扰，其代价是不可能被夸大的。关于儿童所遭受的多层次的伤害，可以几乎肯定会写满整本书，其中一些伤害--特别是长期的伤害--是不可知的（几乎新冠政策的每一个方面--包括新冠本身、疫苗和隔离措施--的长期伤害，根据定义是不可知的）。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反新冠措施对儿童的伤害是严重的、多方位的。记录这些代价的最好的主流新闻之一是2021年1月BBC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新冠：大流行病对儿童的破坏性损失”。

文章中提到的“破坏性损失”并不是新冠造成的儿童死亡人数，即使在德尔塔变体的世界里，这个数字也是微乎其微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自16个月前大流行开始以来，在美国死于新冠的18岁以下儿童总数为361人--在一个拥有3.3亿人口的国家，包括7420万18岁以下人口。相反，“毁灭性的损失”指的是为防止病毒传播而颁布的各种封锁、隔离措施、呆在家里的命令、学校关闭、经济痛苦和其他各种伤害对儿童造成的多层次的伤害：

「从不断增加的精神健康问题，到对虐待和忽视水平的担忧，以及对婴儿发育的潜在伤害，这种大流行病有可能对国家的年轻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学校的关闭当然对儿童的教育是有损害的。但学校不仅仅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它们是孩子们社交的地方，是情感发展的地方，对一些人来说，也是逃避麻烦的家庭生活的避难所。

皇家小儿科和儿童健康学院院长罗素-维纳（Russell Viner）教授在本月早些时候对教育特别委员会的议员们说得最清楚。“当我们关闭学校时，我们就关闭了他们的生活。”」

你越富有，你就越不可能受到新冠限制带来的这些伤害的影响。财富使人们能够离开自己的家，聘请私人教师，暂时住在乡下或山上，或在家里享受户外空间。穷人和经济上被剥夺的人承受着最严重的这些剥夺，这--加上根本没有孩子--可能是他们在主流话语中被赋予很少或没有权重的原因之一。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这种流行病给家庭带来的压力，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和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再加上居家命令，给各地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压力。”但是，即使对于成年人和那些中产阶级以上的人来说，严重和持续地与社区和生活隔绝，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心理健康危害，正如我在2020年4月一路采访的两位心理健康专家所警告的那样。

这并不是说这些都是简单的计算方法。如何权衡新冠的死亡或住院与反新冠限制的严重危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几乎肯定会产生不同的答案。在同一个国家，随着病毒和新冠产生的社会条件的演变，它甚至可能产生不同的政策答案。人们可以争论新冠的传染性与每年失去生命或健康生活能力的大量人口相比如何（因此，这种争论经常会遇到或多或少准确但无关紧要的区别，即新冠具有传染性，而车祸不具有传染性：这对一个人认可将不可避免地杀死大量人口的道路政策（如允许高速驾驶汽车）的意愿或拒绝考虑反新冠措施的反作用成本有什么影响呢）

换句话说，这不是一个支持或反对以抗击新冠为名的任何特定政策的论点。相反，它试图强调普遍存在的、被深深误导的、拒绝为反新冠政策本身造成的伤害分配任何成本的做法。

也许这种非理性的心态是可以解释的，因为新冠的住院和死亡比持续的生活中断带来的更隐蔽、潜伏的伤害更引人注目。也许西方国家迅速下降的育儿率使人们更难观察或关心所有这些对儿童的发展能力和心理健康造成的损害。也许还有其他因素--从心理上渴望父母以专制权力或扭曲的“安全主义”的形式提供保护--使任何成本效益分析在道德上都是不可接受的。然而，这些推测性的理论都不能解释为什么人们几乎一致拒绝考虑禁止汽车或在全国范围内限速25英里/小时；这种通过反对拯救生命的汽车政策来牺牲大量生命的意愿似乎是由这些政策会给特定人群带来的不便所驱动的。

无论动机是什么，不可接受的是--实际上是反社会的--坚持只将严重的成本分配给账本的一面（来自新冠本身的伤害），而断然拒绝承认更不用说重视账本另一面的成本（来自严重的、持久的反新冠措施对生活的干扰和限制）。鉴于当人们试图提出这一论点时产生的反射性愤怒--立即出现的是指责人们对新冠的死亡漠不关心--我想通过证据和理由来证明为什么这种方法是鲁莽的、不道德的和非理性的。这就是我在这篇文章和我为Rumble制作的30分钟的视频中的论点（你可以在下面的播放器上观看，目前是YouTube格式，等待Substack启用我们Rumble视频的嵌入）。

https://youtu.be/oLmLiF4VP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