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在《诗论》中,不仅强调了诗歌的口语性质(艾青《诗的散文美》:“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而口语是最散文的。我在一家印刷厂的墙上,看见一个工友写给他同伴的一张通知:安明!你记着那车子!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禀赋。这语言是生活的,然而,却又是那么新鲜而单纯,这样的语言,能比上最好的诗篇里的最好的句子。”),还提及了音乐:“我生活着,故我唱吧。”“诗的旋律,就是生活的旋律;诗的音节,就是生活的拍节。”可以看出艾青心目中诗歌具备一定的音乐性。但是艾青在称颂“人类之歌”(“这是最丰富的歌,最多变化的歌,最魅惑我们的歌,最能支配我们的歌……人类是歌者之王”)的同时,指出“诗是诗,不是歌”,“应该把诗和歌分别出来”,“歌是比诗更属于听觉的;诗比歌容量更大,也见深沉。”(艾青前后文也说诗的题材可以有“对于自然的歌唱”,又说“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这里举出的“歌唱”行为与歌曲——毋宁说文学——体裁“牧歌”更像是一种比喻而非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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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艾青起头就高举“真、善、美”大旗,认为诗是这三者之间的联系。这应当有一些西洋的文脉(context),比如西方进入现代以后为何强调对“真、善、美”的追求,盖有与旧时代将“真、善、美”解释权垄断至“上帝”的世界观抗衡之意味。艾青有过法国留学经历。回归文本,艾青在后文指出:“渴求着‘完整’,渴求着‘至美,至善,至真实’,因而把生命投到创造的烈焰里。”作诗无疑就是一种创造行为。而在真、善、美之后,艾青举出一种道德——“创造的道德”,“在新的社会里,创造的道德将被无限制地发扬。”“爱工作,爱创造,将是人类的类德,(……)”“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都被艾青与“创造”关联,“我们创造着,生活着;生活着,创造着;生活与创造着我们生命的两个轮子。”又认为诗有美丑,要区分“诗人”和“写诗的人”,“前者是忠实于自己的体验的,不写自己所曾感受的悲欢以外的东西(却不是专写个人的悲欢);而后者呢,则只是在写着分行的句子而已。”引用托翁名言:“愈是诗的,愈是创造的。”然后要“抄袭”与“剽窃”“滚它们的蛋”,以为庸俗。(关于庸俗,除了抄袭与剽窃外,艾青所列举的还有“空虚”“无聊”与“嚣薄”。)指出:“诗常是一个诗人的全部知识的反映,从一首诗里可以看见一个诗人对于世界的最具体的见解。”

(艾青在《诗的散步》也引用:“诗歌开始于人类语言开始之处。”(波格达夫)而艾青认为“诗歌真正的开始之处该在人类生活开始之处,就是有了人类就有了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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