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暑假我跟着招生老师去云南盐津县，整个县城都在山与山的夹缝里，居民四散，多在山中，车辆难行。孩子们虽然上学，但很少赶得上学校规定的上课时间，所以这里大多数学生只是起床收拾好以后慢慢踱过去，到学校去上下午的课。相隔这么远，学校也没有什么理由罚他们，总不能要求人人像公益片里的贫苦孩子一样四五点起床上学。不过这样一来学生们考不出去也就理所当然，好在学业上没有什么压力，全家都只等着小孩九年义务教育上完，外出打工去。不过生活所迫，也谈不上“反智”，有老师来招生，一说免费，大人都是一千个愿意，反倒是小孩子不乐意，还有为此离家出走的，想来是都知道一去外地念书就得住校严管，不大自由了。

因专业不对口，我和另一位女老师只教语文、数学这样的公共课，学生平日里野惯了，上课时候嬉笑打闹的有之，梦会周公的有之，一个班里难得有个真爱学习的，睁着灼灼的眼，在这样的环境里反倒觉得对不起他。只有一日讲到余秋雨的《老屋窗口》，讲的是女版“少年闰土”，一个肯逃婚去念书的女孩子河英，最终成为山沟里的普通妇人。我因憎恶这文章字里行间的洋葱新闻感，于是关上书给他们讲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我说，倘若没有一个适宜女性深入社会的制度，没有能接纳她离开丈夫从“玩偶”重新成为一个“人”的家庭，那么娜拉走后她还会回来。这段讲完，教室里依稀有女学生鼓掌，望下去灼灼的眼又多了几双，不过也仅仅是这一节课罢了。上课自可谈天说地，期末不考公共课，技术课考试等巡检的区领导走后，可将答案写在黑板上任学生抄写，还得叮嘱他们适当抄错几个题，即便如此仍有不少白卷收上来。

校内学生虽不多，事情却不少。犹记得一个高而白净的男孩子，生一双圆的小鹿眼，父亲早逝，他自恃长得像那些韩国明星，很爱打理头发，且一定要退学去韩国做练习生。母亲找来学校声泪俱下，校长劝着说，你妈妈一个月一千块钱工资，给你六百块做生活费，你如今要去国外，哪来的钱呢？他一定挣扎着要去，他母亲哭着哭着就向他跪了下来——后来到底是退了学，去没去成韩国就没有消息了。又有个黑壮孩子，父母和舅舅都犯了偷盗坐了牢，他不知怎的也很爱在宿舍做些小偷小摸的勾当，被监控给拍了下来，校长临时开校会，要他出列，问他知不知道错，他梗着脖子只说不知道，校长当着众人给了他一巴掌，问知不知道，他仍说不知道。这样连打了十几下，他默了下来，校长也恨极了，隔天勒令他退了学。又有个女学生，和弟弟一起被招生老师带进来，她只为了打工来的，因比同级年长些，刚入学就急急求着校长让她同二年级学生一起出去，且不想考试，也不想休假，愿意多做一些，把工资抵扣作自己和弟弟的学费，再能寄些回家更好。学校不肯违例，她也能老实安静地上课，还时常找到不懂的地方去办公室问老师，很难得见到这样一个孩子。她弟弟又并不娇生惯养，平日里跟姐姐互相照顾，常有大扫除时候其他学生都躲懒了，只剩他们姐弟两个做苦力的。学生们平时不能出校门，男女宿舍分开，只周末放半天，一对男女学生恋爱，不多久女生就怀了孕，双方父母亦没有念及他二人年纪尚小，且看着门当户对，来学校干脆订了婚约。一个云南的学生，念到快毕业了，家里突然给她找了一份工作，在手机门市看店的，她平时不念书，只是舍不得年轻、谈得来的老师，且毕业证又是过几个月就伸手可拿的，扭捏着不愿去，到底没拗过家里人，自己去了。她那年轻的班主任后来坚持给她留下学籍，办理了毕业证，不过待到我们双双离职，这女学生都没有来拿。

这位班主任就是与我一起入职、一起离职的女老师，她本是市区户口，父亲在公司上班，还上大学的时候相亲公司老板的儿子，互相看对了眼，毕业就结婚做了富二代的少奶奶。这公司老板原来犯过一次案，在银行没有了信用，所以后来东山再起后，都用妻子儿女的名字借贷，后多了女婿和儿媳，就也额外请他们签字。生意本来顺风顺水，孰料后来倒了运，投资什么都亏，连亏了好几年，终于亏得一穷二白，全家人的账户被银行冻住。这女老师与丈夫离了婚，丈夫的姐姐姐夫也离了婚，各自背债上千万，工厂发不出钱，工人们把他们家里桌子凳子都搬走去抵债。这下不说少奶奶，连普通人的生活也不可得，但凡是个银行卡发工资的公司就不能去，工资一到账就划给银行了，来这里工作是打听得发现金，发多少呢？我至今记得公共课老师是每个月一千八百块，校长拿着一叠钞票，沾口水数一数，摔在老板桌上。

离职后我们一起去了成都，游荡了两三个月，想到合伙“做点生意”，她是没有钱的，我也不愿家里接济，两个人就把之前学校工资里抠的钱拿了出来，每个月一千八百块能存多少呢？因此也做不成什么大生意，只能从荷花池批发一点夏天女装，在各大学校后街去卖，常遇上城管来撵，后来才知周围正经摆摊的都是交了摊位费的，我们每天卖的钱折下来刚好吃顿米粉，没钱买摊位，又没有打定主意久留，只能日夜与城管躲着猫猫周旋。在温江租了三百块一个月的房子，我们躺在床上，听她回忆她仅仅二十几年的人生中已有许多传奇遭遇。她离婚后仍跟前夫保持联系，得知这位曾经的富二代四体不勤，总算会开车一项，所以去做人司机去了，她又欣慰又觉得不体面，又感叹婆家之前总催生，幸好她心硬没生，想多玩几年，否则到今天孩子难过，且又跟前夫分不开了。

想起这些是因为看到微博讨论“底层女性读书才有出路”这个问题，以我个人的经验来看，这个问题是悬浮的，读书就算有出路，这个出路也太费了，打工固然“无前景”，但它是直接的、立等可取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延迟满足的能力，何况他们比城里学生多花费百倍的努力，穷尽可穷尽的一切资源，读了书出来仍旧打工，坐在格子间里又高贵多少？我认识一个大城市的女孩子，读了英硕，毕业证没拿到，回来跟家里人闹翻了，吵嚷了几句就搬了出去，不愿向父母低头，于是找去富士康打工，干了一个月离职了，回来说：我看见富士康有许多内部的技能培训班，又不要钱，那些人既然穷，为什么不好好提升自己？难道打定主意一辈子只能站流水线了吗？是我我就学满，他们不上进就活该穷。这女孩子后来找了一份翻译工作，坐格子间，今年父母给她在深圳买了海景房，亲子关系也缓和了下来。我不是反对将读书作为女孩子的出路，但反对它在公共话语中成为“唯一的出路”，这样很容易陷入这样“不xx就活该xx”的语境之中，将事情分为三六九等固然方便快捷，容易评判孰优孰劣，但这也正是通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快速通道。

说到社会达尔文主义我还有话说！小时候喜欢看动物世界，我妈指着里面的工蚁、工蜂、受伤羚羊、被驱逐出族群的羸弱野兽崽子对我说，世界就是这样残酷的，弱肉强食的，连亲生兄弟姐妹都要互相倾轧，你以后一定好自为之！后来看动物世界就总觉得没趣儿，再也不看了。诸君，那时是我小，没有新思路，我们生而为人，不能认同这样的价值观，倘有一分光一分热，都值得发挥出来令这世界更公平、弱者更能被保护，不要活在丛林的世界，因为几千万年前我们已经从树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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