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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没有贵族义务的情况下保持阶级地位

继续我之前关于“Wokeness”如何分散阶级注意力的观点，同样重要的是要注意 “Wokeness”如何维持现有的阶级等级，同时降低精英阶层对其臣民的义务。

这样想吧：如果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从根本上说是种族主义者、性别歧视者、恐同者和排外者，为什么他们的一切不都是活该嘛？难道不应该对他们进行惩戒，教导他们什么是正确的吗？这就是Wokeness的逻辑：人民对他们目前的信仰、传统和文化有错误的认识，所以他们必须首先被调教成正确的信仰，然后我们才能给他们贵族的义务，如果有的话。

Wokeness的表现方式与1900年代美国的禁酒运动一样：精英们对工人发动的巨大的、家长式的社会实验--对解决物质问题毫无帮助--而其后果是资产阶级本身会避免的。美国的精英们理解这种“社会正义 ”是通过自我内部的道德改革而发生的，但他们相信这种个人的转变必须由“道德开明的精英”来指导，他们挥舞着国家/公司的权力来禁止大众从事“不良行为”。

这正是精英们更注重文化安置而不是物质救济的原因；文化战争是他们对中下层的阶级战争。他们淡化阶级，而提升“性别”、“种族”、“性工作”、“交叉性”和“心理健康”。这让参与者不把自己看作是精英阶层的有罪子女，而是把自己看作是反压迫政治的主体。

因此，今天的Wokeness代表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贵族式奢侈信仰。这正是那些希望加入精英阶层的人倾向于模仿他们的原因。以“白人特权”的说辞为例。谁在大力宣传这个？不是黑人底层，而是那些有大学学历、害怕无产阶级化的进步精英。

从本质上讲，平庸的大学毕业的城市白人提倡“白人内疚”，因为这使他们能够与他们认为的“成功的白人”（乔治-华盛顿、亚伯拉罕-林肯和富兰克林-D-罗斯福）站在同列，同时表明他们自己的地位高于拖车公园里的贫穷“白垃圾”。这有助于维持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与“愚蠢的可怜人”相比，“我有大学学位”），因为这表明他们有能力洗刷精英话语，以宣示他们对他人的统治地位。

这样一来，Wokeness就被美国精英阶层（及其有志之士）用来维持他们的阶级地位，而不是通过推动文化战争叙事来提供物质救济。

还必须说，事实上，这不仅适用于俄罗斯的 "深层人民"。我们看到，来自萧条小镇的普通法国人如何投票给玛丽娜-勒庞，在美国，被蔑称为中产阶级的“白垃圾”和 “红脖子”的居民如何把选票还给唐纳德-特朗普，在曾经属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德国腹地，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如何获胜。

东欧、西欧和美国都有“黑色百人团”，他们现在越来越受欢迎，而左派政党的选民却在流失，左派思想不再是大众的意识形态，而是变成了后马克思主义势力“沙龙”的精神口香糖。

而在西方，就像在俄罗斯一样，这些新的 “黑色百人团”得到了来自“深层人民”的支持。那些因为他们工作过的工厂停工而靠福利勉强生存的人。那些住在城镇里的人，在70年代曾经生活得很好，但自从生产停止后，他们的城镇就变成了贫民窟。这些新的穷人被大城市里的富人所鄙视。他们被官方的“政治正确”的政治家所鄙视。他们甚至被西方的、“先进的”左翼知识分子所鄙视。他们被认为是不文明的、粗俗的、愚蠢的、排外的、种族主义的、吸毒的和酗酒的、狂热的宗教和反进步的。自然，红脖子和白垃圾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论著中的理想无产者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但是，顺便说一句，他们与19世纪真正的无产者非常相似，马克思和他在第一国际的同事们向他们宣传过。这些伦敦的穷人当然会被任何有风度的绅士所忽视......

而新近贫穷的“深层”美国人民、法国人民和德国人民则投票给极右派。极右派至少把他们看作是人，向他们伸出援手，并注意到他们的需求。至少极右派不会因为看到他们的“政治不正确”而捏鼻子。极右派终于明白，对平等和正义的需求已经在 “新穷人”中建立起了爆炸性的冲锋，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了这一点......

20世纪60年代青年暴动的思想家们教导说，无产阶级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社会革命者的唯一希望是在从种族到性别的各种少数族裔中找到。但当新自由主义时代爆发后，上层和下层之间的深渊再次打开，一个新的、贫穷的、饥饿的人出现了--罗马和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已经深陷反文化的“少数人哲学”的左派则轻蔑地转身离开。而现在这些新的无产阶级把票投给了特朗普和勒庞，因为这正是那些可恨的老板们所不喜欢的，而惹恼他们又是如此之好。

而我却相信，在西方和东方，未来属于这些新穷人的粗糙的农民民主主义，他们仍然是黑色百人团运动的囚徒，是右翼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囚徒。列宁自相矛盾的思想即使在100多年后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和真理。

什么是社会主义？

乔治•奥威尔

直到二十世纪，事实上是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有的社会主义思想或多或少都有乌托邦的色彩。此前社会主义从未在现实中经受过考验。在几乎每个人的心目中，包括它的敌人，它与自由和平等的理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只要消除了经济上的不平等，其它所有形式的暴政都将随之消失。人类将进入亲如一家的时代，战争、犯罪、疾病、贫穷和辛劳将成为历史。有的人不喜欢这一目标，而有许多人认为那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但至少会视其为追求的目标。

分歧最大的思想家，比如说卡尔·马克思和威廉·莫里斯、安纳托尔·法郎士和杰克·伦敦，都对社会主义的未来描绘了大致上相同的图景，不过他们对实现社会主义的最佳方式有着决然迥异的看法。

1930年之后，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这时候的“社会主义”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唤起梦想的词语。一个辽阔而强大的国家，苏维埃俄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正在迅速改造其国内的生活。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明确无疑地转向公有制和大规模的计划经济。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德国诞生了极其丑陋的纳粹主义，它自称是“社会主义”，而且确实拥有部分近似于社会主义的特征，但这些却是在一个全世界前所未见的最残酷专横的政权中体现出来的。显然，是时候对“社会主义”这个词重新加以定义了。

什么是社会主义？在没有自由，没有平等，没有国际主义的情况下你能实现社会主义吗？我们还在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世界而奋斗吗？还是说我们只能满足于一种新的等级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放弃了个人的权利，换取经济上的安稳。
在最近的书籍里，或许亚瑟·科斯勒出版于一年前的作品《瑜伽修行者与政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最深刻的讨论。

根据科斯勒的阐述，现在需要的是“圣人与革命者的结合”。换句话说——革命必须发生，没有剧烈的经济变革就没有道德上的进步，但是，如果革命者失去了普遍的人性，他所做的一切只会是徒劳。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必须以某种方式加以解决。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即使是使用暴力，但我们不能被行动所腐蚀。用特定的政治术语说，这意味着一方面拒绝俄国式的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拒绝费边社式的渐进主义。

和大多数有着相同倾向的作者一样，科斯勒曾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最尖锐的反对意见不可避免地是反对自1930年以来苏维埃政策出现的演变。他最好的作品是《正午的黑暗》这本小说，讲述了莫斯科对破坏阴谋的审判。

其他大致上能被归为同一类作家的还有伊格纳齐奥·席隆，安德烈·马尔罗和美国的约翰·德斯·帕索斯和詹姆斯·法雷尔。

你或许可以加上安德烈·纪德，直到晚年他才信奉共产主义，或者说，有了真正的政治觉悟，但之后立刻加入了反对者的行列。你还可以加上流亡法国的托派分子维克多·瑟奇和研究法西斯主义的意大利史学家盖塔诺·萨尔维米尼。萨尔维米尼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和其他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的主要宗旨是反对极权主义，而且他曾深深地卷入左翼势力的内部斗争中。

虽然在某些时候表面上很相似，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像科斯勒和席隆之间或开明的保守主义者像沃伊特和德鲁克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密切关系。席隆的政治对话录作品《培育独裁者的学校》表面上似乎很悲观，而《直到恺撒为止》对左翼政党持批判态度，但其内在的世界观是非常不同的。

关键的一点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本身——或许这适用于大部分因为在教条的某一点上有分歧而与自己的党派决裂的人——相信“人间天堂”是有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说到底是一个乐观的信仰，很难与原罪这一信条相适应。

社会主义者并不一定要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变得完美，但几乎任何社会主义者都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变得比现在更加美好，人类的罪恶大部分是源于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扭曲作用。社会主义的基础是人道主义。它可以与宗教信仰相容不悖，但不认同人是“有缺陷的动物，一有机会就会作恶”这一信念。

像《正午的黑暗》、纪德的《苏联归来》、尤金·莱昂斯的《乌托邦的任务》或其它有相同倾向的作品所蕴含的情感不单单对预料中的天堂没有迅速实现而感到失望，而且还对社会主义运动原来的目标正渐渐变得模糊而表示担心。

确实，正统的社会主义理念，无论是改革派或革命派的理念，都失去了30年前的救世主式的品质。这是因为工业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复杂，日日夜夜都需要与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更何况还有苏俄这个范例。为了生存，俄国的共产主义者被迫放弃了他们开始时的一些理想，至少暂时如此。
严格的经济平等被发现是不切实际的，在经历过内战的落后国度推行言论自由又太危险了，而资本主义强国的敌意扼杀了国际主义。

从1925年前后，俄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严苛，越来越远离理想主义，而这一新的精神被各国的共产党传播到国外。从弗朗兹·伯克瑙的作品《共产主义国际》中可以方便地对这些共产党的历史加以研究。

虽然勇气与献身精神可嘉，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效果是削弱了对于民主的信念和使得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蒙上了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色彩。不仅是我所提及的那些作家反对这一趋势，还有一大批各个阶层的人经历了同样的历程。我只列举几个名字：弗蕾达·乌特莱、马克斯·伊斯曼、拉尔夫·贝茨、斯蒂芬·斯宾德、菲利普·汤因比、路易斯·费舍尔。

或许除了马克斯·伊斯曼之外，我们不能说那些作家都转而选择了保守主义。他们都知道建立计划经济社会和高度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但他们希望旧的社会主义理念，那个强调自由和平等和从对人类大同的信念中获得鼓舞的理念，能够长存下去。

他们所表达的观点存在于各个地方的左翼社会主义运动，至少存在于那些视高水平的生活为天经地义的先进国家。在落后国家，政治极端主义更有可能以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出现。在那些相信人类有可能实现进步的人当中正进行着马基雅弗利主义、科层制和乌托邦主义的三方斗争。

当前乌托邦主义很难以掀起一场明确的政治运动。各个地方的群众更想要的是安稳而不是平等，大体上他们没有意识到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但在它的背后对于追求完美世界的渴望有着漫长的历史。

如果你研究像科斯勒和席隆等作家的理念的演变历程的话，你会发现它一路追溯到对乌托邦寄予梦想的作者如威廉·莫里斯、奉行神秘主义的民主主义者如沃尔特·惠特曼、卢梭、英国的掘土派和平权主义者、在中世纪发动起义的农民，乃至早期的基督教徒和古代奋起反抗的奴隶。

来自威根的掘土派领袖杰拉德·温斯坦利进行的原始共产主义实验被克伦威尔镇压了，他撰写的宣传册在某些方面与当代的左翼文学出奇地接近。

“人间乐土”从未实现，但作为一个理想，虽然各种色彩的现实政治能轻易地将其揭穿，但它似乎从未破灭。

它蕴含着“人之初性本善”和“人性可以无止境地发展”这一信念，一直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驱动力，包括那些策划了俄国革命的地下分子，可以这么说，虽然目前乌托邦主义者是漫无组织的少数派，但他们是社会主义传统的基石。

书目：
弗蕾达·乌特莱：《我们失去的梦想》
马克斯·伊斯曼：《自列宁逝世后》、《穿制服的艺术家》
路易斯·费舍尔：《人类与政治》
亚瑟·科斯勒：《角斗士》、《渣滓》
伊格纳齐奥·席隆：《方塔马拉》、《面包与红酒》、《雪下的种子》
安德烈·马尔罗：《上海风暴》、《希望的日子》
盖塔诺·萨尔维米尼：《在法西斯主义的利斧下》
杰拉德·温斯坦利：《选择》

Queen Elizabeth是殖民主义的积极参与者。她积极地阻止独立运动，并试图阻止新独立的殖民地离开英联邦。
她作为女王的统治比最早获得独立的非洲殖民地还要长。
她的统治比Ghana获得独立更早，并且当Gold Coast获得独立时，她已经当了大约 4 年的女王。当Nkrumah试图将黄金海岸变成加纳共和国的一部分时，她试图阻止。
英国女王并没有准许非洲大陆的各地独立，是非洲人民通过战争赢得的
事实上，当她父亲去世时，她正在殖民地巡回，试图阻止独立
下面是介绍一位肯尼亚的老战士，她在肯尼亚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中遭到了斧头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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