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最后一天，我们在一个写字楼一层的咖啡店等人。
是出事之后第一次接受采访，英文也不好，下午还要赶飞机。
爸爸妈妈还是没有消息，我不知道回到瑞典下一步要怎么做，也不知道下一次再见到妹妹会是什么时候，这些情绪全部赶在一起。
妹妹突然问，你觉得如果我没跑出来，被关进 camp 里去，还能活下来吗？
那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关于虐待、强奸的证词，都读到过。
妹妹背后是窗外布鲁克林初春的阳光，我看着她，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