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今天發的那篇講述德國封鎖措施對兒童影響的評論挺值得一讀的，有很多可以對照參考的部分。

作者援引了德國兒科傳染病學協會（DGPI）和德國兒童和青少年醫學協會（DGKJ）在去年共同發布的一項聲明文件指出，對兒童而言，COVID-19的住院率和死亡率都低於流感。也有數據表明封鎖學校並未對遏制COVID-19有顯著作用。然而「德國的幼托機構和中小學陸陸續續關閉了一年左右，是全歐洲關閉學校時間最長的國家之一。」

但封鎖給兒童帶來的影響卻是長期的。首先是兒童的「免疫債（Immunity Debt）」：「孩子們在過於乾淨的環境中成長——頻繁的洗手、消毒，與他人保持社交距離。他們的免疫系統缺乏對常規細菌和病毒的接觸，當他們重回社會後，就會出現各種常見疾病的大爆發。」另一方面，封鎖也給兒童的成長教育帶來了很大的影響。首先是對兒童的心理影響，「據埃森大學校醫院的一項研究統計，兒童自殺未遂的案例比疫情之前增加了至少400%。」對嬰幼兒而言，大流行与封鎖甚至影響了其語言能力与社會能力的發展。「由於對口型與面部表情的觀察和模仿是幼兒學習語言的重要途徑，長期佩戴口罩阻斷了這一途徑，從而妨礙了他們的語言學習。」与社會的聯繫是人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一環，而大流行期間的封鎖措施則阻斷了人這一最基本的社會活動。另外，封鎖措施与其他社會問題的交叉也導致了新的問題的產生：沒有電子設備的學生實際上進入了一種失學狀態 / 在疫情期間兒童被家暴的比例上升等等。

封鎖政策看似一刀切，實際上並不是平均地落到每一個人身上。由於交叉性導致的問題，那些被用作封鎖藉口的弱勢群體：老人、孩童、貧困人口，實際上並沒有因此得到保護，反而成為了承擔轉嫁風險的那一部分人。

自由真的意味著風險，而一時的封鎖就能換取更長遠的未來嗎？也許事實是相反的。「20世紀最重要的流行病學家，曾任世衛組織根除天花小組組長的亨德森（Donald A. Henderson）教授的觀點，同樣印證了加布裏埃爾的看法。在亨德森教授生前，他反覆強調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是應對大流行病的要義，「經驗表明，當社區的正常社會功能被破壞得最少時，它在面對流行病或其它突發事件的反應最好，民衆的焦慮也最少。強有力的政治和公共衛生領導力（確保提供所需的醫療服務）是關鍵因素。如果這兩方面都不盡如人意，那麼一個原本可控的流行病就會走向災難。」換言之，亨德森教授從流行病學的角度也證實了「自由」不是流行病防控的敵人，它恰恰是維繫社會運轉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