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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过去三年发生了什么，结果如何，为什么会是这样，这篇文章真是讲得太透彻了，摘抄如下：

过去三年以残酷的社会隔离进行新冠清零的政策，也是封闭政治下的历史重复。几乎重复了1959到61年期间的三年饥荒，而它的政治根源，也与1958年大跃进的背景如出一辙。

为什么要搞动态清零，其核心关系到所谓“制度竞争”。北京的所有政治考量和集权努力，一方面在于防范苏联崩溃的命运重演，另一方面则在于与民主世界进行制度竞争，通过宣传和输出威权主义的中国治理模式，在全球范围抗衡和消弱民主制度的影响，从而真正巩固中国国内的政权。这是中国从2013年以来不懈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初衷，也是过去十年来中国政治宣传战狼化，以极端的民族主义论调诋毁民主、宣传“四个自信”的根本考量，尤其是在三年疫情的制度竞争当中总结出所谓“东升西降”的历史趋势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理论，为坚持清零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防控疫情本身，成为与美欧进行制度竞争的战场。中国试图展示一种不依赖西方的先进疫苗和开放社会的弹性治理，而能通过土法炼钢式的低劣疫苗和中药、以及依赖暴力和宣传的官僚行政体系，进行严格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和产业与物流管制，即长期坚持全国范围未经宣布的紧急状态模式，控制病毒的传播并且维持生产和经济，实现一种中央意志指挥下的疫情控制和管制经济模式。

北京领导人所青睐的所谓新型举国体制，被用于展示针对病毒的制度竞争。几乎所有的行政资源都被投入集中营式的隔离方舱建设，而非用于医院设备的改善、医疗体制的改革、有效疫苗的引进和重点人群的关护。其结果，当然错失三年时间，在拒绝与病毒共存也是拒绝与国际社会合作交流的同时，坐视医疗危机和政治危机的爆发，如同三年饥荒的重演。

有关制度竞争的宣传战，不仅主导了中国民众的新冠认知，甚至主导了实际的防疫措施，也因由国际竞争主导国内政治从而造成了致命的失败，如同冷战时期苏联与美国围绕两种制度之间的竞赛，包括意识形态和军备领域的双重竞赛，最终耗竭了内部的一切潜力。对中国来说，这种制度竞争的后果已经浮现：不仅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经济的失败，也是治理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式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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