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采访裴宜理这篇文章给我点明了“政治学”到底是什么……果然是我感兴趣的那个东西。当看到她说，每个星期我们会读一本美国政治学家写的关于中国的新书，当然我们也读关于其他国家的书，比如美国、印度、拉丁美洲……然后我们会把中国的模式与其他国家的模式进行比较。
嫉妒要从我身上透体而出了……
“对中国的威权控制和威权韧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感兴趣”——这个议题也太迷人了……
而且她好清晰地定义政治学和历史学，她很清楚记录故事的意义本身不在“故事”，而在于视角和阐释。“这并不是儒家思想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之间的对抗，而是不同类型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自身的文化认同并以此为基础相互对抗。”——这话说的多漂亮精确呀。
“ 我喜欢福山的作品，但我不同意其中的很多内容。比如，他谈到习近平是一个坏皇帝——我并不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皇帝，他是一个共产党的书记；我不认为中华帝国有类似共产党的东西。而且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之一是，他们让普通人觉得，这个苏维埃制度就是中国的——实际上，它并不是中国的…… 习近平明白，苏联的解体是因为民族冲突。而他确实在努力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也明白，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党内的腐败，他也正在努力防止这一点；他还明白，苏联的解体是因为军方反对文职领导人，所以他正试图压制军方……所以他知道这是一个苏维埃系统，而不是从清朝那里来了解如何管理这个系统。他在看苏联，看到那里发生的事情，并试图阻止它，但同时，他总是把这一切说成是中国的。”
终于有一个非中国人/台湾人的学者视角，科学地将习当做一个人——也许学术上仍有很多人在致力于这样，但我们不得而知。
想读她的著作。
source：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230411-opinion-interview-elizabeth-perry/invite_token/jZFzaAihnP
在下篇中，裴宜理出现了那种“革命浪漫化的思考”。也是许多人在上篇采访里批评她“浪漫化CCP，给政权造孽合理化”的原因。这种误读确实有情可原。
但要反过来思考，正是她这种一开始对革命“浪漫化”的思考方式，使她得以用更公正的方式去观察和表达。像大江健三郎，既左又右，因为欣赏而得以批评的格外公正、深刻。
我喜欢裴宜理讲“动员的技巧、施政的技巧”，完全跳出了中式语境，就事件的发生本身思考CCP做了什么，有对有错，有效无效。
“ 无论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还是更务实的原因，共产党都更在意大城市的工人阶级，并急于给他们各种福利，使他们非常忠诚于共产党，我认为他们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 数情况下，工人阶级是相当安静的，对共产党不是一个大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为工人提供铁饭碗的努力。这在意识形态上是合理的，因为他们应该是领导阶层。但它也有一个非常务实的原因，那就是防止工厂内发生动荡。”
结合个人生活经验和裴宜理的举例，“给予工人铁饭碗”绝对为CCP奠定了坚实的权力根基。
而她这种观察者视角，几乎没有恨意，只有朴素的“人性共识”，她感叹贫苦的方式是轻浅的，因为她洞悉政治的流向，使得她没有被溺毙于此，得以著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推翻，毛泽东坚持说他是安源工运的真正英雄，而不是刘少奇。事实上，李立三、刘少奇和毛泽东都在那里非常活跃。毛泽东在开始时对确立思想的确非常重要，但他只是做了几次非常简短的访问，从未真正在安源呆过——当然，后来有一幅巨大的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让全国人民都记住了他与安源的关系。”——这段资料真的好笑又真实。确立“谁才是真正的英雄、领导者”正是CCP政权合法性的来源。掌权者必须做中国人民的救世主，至今仍如是。习必须开启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抗疫独步全球，川普搞了板门店牵手，他就必须搞一个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建交。他必须作为掌权者证明自己实力超群，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价值，是沉默、威严、不容置疑的神之领袖。以捍卫自己脆弱的政权合法性。
所以烂常委比行事得力的领导班子更重要，他可以下放权力给听话的烂人，但绝不能允许能力和功勋超过他的人“辅佐”。这绝不是他愚蠢，而是如果中国的官位是能者居之，那么他作为一尊的政权合法性就随时会受到挑战——在某个方面能力更远胜于他，就会使他失去权力根基。
裴宜理透过非常具体的资料和数据疑似讲清楚了一件事：为什么习的“不忘初心”不是一句空口号。也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初心”是什么的思路。
也许是“一切宗教、文化、手段都是可以挪用来捍卫政权(CCP信仰)的”——我不知道叫CCP为一种信仰是否准确。
但CCP确实是一种religion——“ 在安源，毛泽东和李立三的穿着都像是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这一开始曾令工人们有些惊讶…… 抵达安源时，他用漂亮的文言文和书法写了一封信，要求在当地开设学校；安源所在的萍乡县县长是一个十分保守的中国文人，他对此大为赞叹。…… 李立三在安源与洪帮关系紧密，这个秘密社团是天地会网络的一部分；他与洪帮领袖见面，并得到他的支持。同时，李立三也运用了许多宗教元素。例如在试图召集工人加入工人俱乐部时，他让洪帮成员抬着一顶轿子，但里面放的不是神明，而是大胡子马克思的塑像——他懂得利用传统方式宣传新思想。李立三在安源组织的罢工行动并非以阶级斗争为口号，相反，当时的横幅上写的是‘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是一种对尊严的呼喊。”
是不是很眼熟？如果你做过跟党政部门挨得很近的生意，你就会知道，汉服、熊猫、粉圈文化、“女权”、科幻、中式“好莱坞大片”诸如此类，他们无所不包地挪用和重造，试图把“党&国”以更柔软的方式嵌入你的生活。你无法接受毛的CCP语言，但说不定你正在使用习的CCP语言。
如何在学术上，做一个坚定地理想主义者——
“从我的观点来看，回到历史上的那些时刻——人们为了他们所希望的更美好的世界而做出巨大牺牲——是非常值得的。我们尝试思考一下，是否有一些方法，也许可以有不同的结果？我们不能忽视它，我们不能假装它没有发生。相反，我们应该真正尝试了解这一点，然后真正尝试找出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段历史的方法。不是为了掩盖它，不是为了伪造它，不是为了使它比实际情况更漂亮，而是为了使它在未来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对我们更有意义。”
“ 早期的探索对我来说仍然是非常有力的。它启发我们去思考那些未曾实现的道路和可能性，而不是在暴力和恐怖中寻找答案。尽管中国革命后期转向了阶级斗争，并变得非常暴力，但早期的那种人道主义精神仍然具有启示性。”
“ 我觉得努力理解我认为的“真实历史”是个很有趣的过程——当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历史”，但是我认为有“最准确的历史”；了解共产党为其自身的合法性所呈现的历史，也非常有趣。对我来说，了解它们的交集和不同之处是一项重要的任务。这并不是因为我的历史是正确的，只是说，我可以做出最好的历史解释。比较这些历史，既有趣又重要。而且我认为，一个国家只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重写其历史是非常危险的。每个国家的每个领导人都想这样做，但我们需要不仅在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在中国反击这种做法。”
不要相信“有理想”不会作恶。
加缪有言：为了不打扰金丝雀睡觉，而选择悄声走后门、在地铁上会给老人让座的，正也是制造了大屠杀的人。
信奉某种理想可以终结苦难，不代表他不会为了达成这个理想而制造更大的苦难。
裴宜理所说的，正是回到理想最初，去想起和探寻理想因何而形成，他们又如何把践行理想变成践踏理想。而这践踏又是哪一个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岔路分支，使得“理想主义者走上邪路”。
@lifesucks0064 照这么说，习近平也吸取毛泽东的教训，不仅要各种荣誉称号、人人敬慕的社会氛围，连国家主席的虚名都不放过。
@Hercute 彰显权力的形式多种多样，比起即位初期宣传习夫妇人性化的一面拉拢年轻人之类的。我认为他更擅长使用技法，去试图解决问题。这些技法的表现形式，可能看起来就是傲慢自大虚名一堆。
@Hercute @lifesucks0064 我之前看后唐一本历史学的书的时候，就有说到，中国历朝历代会吸取前面一个王朝灭亡的教训，比如后唐藩镇割据就是中央对地方势力的妥协从而给唐朝续命了上百年。习吸取了毛的成功和教训，共吸取国民党宣传上的漏洞从而把各种言论自由路径全部堵死。
@lifesucks0064 CCP运用“一切宗教、文化、手段”在政治或者宗教上（将其作为一种政党或宗教信仰看待）是不合理的，但是毛泽东、李立三的方式放到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行为下看呢？不正是和当时整体中国人民的行为趋向相一致吗？古今中外，能救亡则用之？——当今是近代中国以来整个现代化历程的延续，这样的沿用在他的逻辑里不正是合理的吗？
@X_Mian 理解的对。这个观点也是裴宜理在这篇采访里讲的之一。但是，裴宜理又继续深讲了，能救亡则用之的尺度在哪儿？从哪一个手段和技法开始，走上了邪路。如果回去考证理想催动革命的发端，现今的政治局面和施政手段，只是增加了邪恶的韧性，而非将错导回正轨——当然习也没想过导回正轨。他的能力用于维系政权和建立CCP话语体系，就撑死了。
另一重视角就特别“中国精英+美式学术”。
我不好民科地定义，只是说我自己的感觉，当作为中国人对政府痛恨的部分大于理智分析“为什么？怎么能？演变出？”时，就是一个学者“中国精英”的部分占了上风。他失去了一种研究视角，变成了一个被恨意控制的人。
习的乘势而起的能力和对机遇的把握使得CCP治理的韧性越发强劲——唱衰比起客观，更不如说是一种祈祷。
也许，我们不必因为厌恶、恨意而对事实视而不见，反而能更快找出危机所在。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