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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忠：鲁迅、柏杨和龙应台等人的国民性批判错在哪里？
友人：请问上述这些循环解释具体有哪些危害？

张雪忠：我前面说过，循环解释没有知识的价值，却有着知识的假象，其误导作用常常会妨碍知识的进步。所谓的国民性批判，就是建立在各种循环解释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循环解释，极具误导作用，它们可为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提供千篇一律的伪解释，而一旦人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种伪解释，也就不会再去追寻这些社会现象的具体而切近的原因。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提出这些循环解释的人，通常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知识不足。比如，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如果人们具有关于物体密度以及物体在不同介质中的浮力的知识，就不大可能臆造出诸如“重性”和“轻性”之类的概念。
如果说亚里士多德面临的是整个时代的知识不足问题，那么，鲁迅等人将中国人的专横或卑怯行为，归因于中国人特有的国民性，则完全是出于他们个人的知识不足。因为，在鲁迅所处的时代，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积累，已经足以说明人们在权力关系中的行为模式。这些知识不但可以为人们的行为模式提供说明，而且还可以告诉人们：只要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人们的行为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比如，今天的法国建立了一种以个人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结构，与大革命之前专制皇权和等级政治结构下的情况相比，人们的行为模式已是截然不同了。
大家或许应该注意到，在过去一百多年里，那些热衷于从事国民性批判的人，比如从鲁迅到柏杨再到龙应台，绝大多数都是缺乏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和专业知识积累的文艺人士。可以说，这些人提出的关于国民性批判的种种说法和主张，如果是由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或教育学等相关学科的专业人士提出来，那是一定会变成一场笑话和丑闻的。或许，在专业问题上心安理得地胡说八道，是只有外行才能享有的特权吧。

友人：你刚才提到了龙应台，她以一部《野火集》为台海两岸的人所熟知，其中一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因批判中国人的国民性，还使她赢得了“台湾女鲁迅”的称号。你对她的这些作品有何看法？

张雪忠：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中，龙应台以示例的方式，描述了当时台湾社会的种种危机，但由于缺乏分析危机成因的知识和方法，她就将她的全部责难和激愤都指向了“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就她在讨论社会问题上表现出的知识缺乏和无端激愤来说，将她称为“台湾女鲁迅”是非常贴切的，但她那种夸张做作的文风，与鲁迅相对朴素平实的文风，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一文，最能体现所谓国民性批判对公共讨论的毒害：将各种政府治理危机，渲染成社会道德危机，从而妨碍公共政策的检讨与改进。一方面，龙文中所提到的种种社会问题，都是当时国民党威权政治的恶果：由于政府缺乏可问责性，民众的诉求无法得到及时的回应，民众的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在这种情况下，龙应台不将她批判的矛头指向威权政治，反而指向被剥夺了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台湾民众。
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台湾民众也绝非不生气。事实上，台湾民众不但很生气，而且自“二.二八”事件以来，一直都在奋力反抗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争取建立民主政治和可问责的政府。龙的这篇文章发表于1984年，当时正是台湾的党外反抗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也只是在五年前，台湾还发生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
国民性批判思想对大陆公共讨论的毒害也非常深远。比如，诸如雾霾、食品安全、信用缺失、医患关系等问题，本来都是公共治理危机，却经常被说成社会道德或公众意识问题。其结果是，诸如“从我做起”、“提升社会道德”、“提高公众素质”和“倡导企业社会责任”之类的无聊建议，以及空洞无物的文学抒情，取代了严肃的制度反思和政策检讨，充斥着各种公共讨论的平台。

友人：你好像非常强调制度或公共政策的作用，但那些主张国民性批判的人却认为，如果不首先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提高中国人的素质，再好的制度和政策也会走样甚至失效，对此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我一直强调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重要性，是因为它们确实是非常重要，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影响和塑造作用非常大。而对于制度和政策的走样或失效，我们仍必须追寻其具体而切近的原因，而不能泛泛地归咎于人的素质或所谓的国民性。
有时候，一项制度或政策实施效果不大好，可能是缺乏与之配套的制度或规则。比如，中国大陆也引进了诸如公司经营、财务会计和证券交易等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关的机制，但运行效果并不理想，证券市场更是腐败不堪，一片乱象。相对而言，这些机制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就运行得比较好一些。显然，这种地区差别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是否存在责任政治、法治政府和独立司法，这些都是影响现代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效果的重要因素。
另外，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并非总是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它们对人们行为模式的影响和塑造，通常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并且，这些制度本身的调适、修正和完善，往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刚完成政治转型的国家或地区，现代民主和宪政体制建立之初，这种情况就更加明显。比如，台湾地区在实现政党轮替，完成民主转型后，仍然发生了总统贪腐和金钱政治的问题，并且，由于独统争执的存在，政党竞争过于激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零和特征。

友人：你不认为这是由台湾人作为华人的国民性所导致的？

张雪忠：这些问题绝不能归咎于台湾人的所谓国民性，因为它们绝不是华人社会特有的问题。美国或许是完善和成熟民主国家的典范，但我们一定要记住，美国是用了两百多年才有今天这个样子的。
在建国之初，美国民主政治的运行也是蹒跚前进、破绽迭出的。比如，约翰·亚当斯总统在争取连任失败后，纯属出于党争的考量，突击任命了一批联邦法官，有些法官的任命手续不完备，未能得到托马斯·杰斐逊总统的认可，最终引发了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而杰斐逊与亚伦·伯尔搭档竞选总统、副总统，结果都赢得73张选举人票，由于当时的选举规则不周延，这种得票相同的结果引发了一场严重的宪法危机，最后由众议院经过36轮投票，才选定杰斐逊为总统、伯尔为副总统。事实上，伯尔后来还受到了叛国的司法指控。这里姑且不谈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猎官政治，单是就奴隶制而言，美国人也围绕着这一问题进行过长期、激烈的政治对抗，最终卷入了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内战之一。
不少国民性批判者和素质论者，在看待台湾的新生民主时，之所以总是表现出一副愤世嫉俗和宿命论的态度，主要原因还是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和历史感，对民主政治完善和成熟的过程缺乏起码的耐心。在这方面，龙应台仍是一个典型。你看她对台湾民主政治的评论，大都是一些空洞和激愤的言辞，其中并无多少针对台湾时局的切实精当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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