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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没有一个政权能全恃暴力而传之久远

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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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如此容易生根?是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崩溃,共产主义才趁虚而入的?

余:这是一个假问题。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只是共产党假借共产主义之名,以暴力征服了中国,又用暴力统治人民至七八十年之久。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出现于现代西方的一种极权式(totalitarian)政党(即共产党,但此外还有纳粹党和法西斯党),竟能夺得了中国政权,并统治了这么久?这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同并接受了共产主义。譬如在井冈山时期,按当时共产国际人员如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调查,红军中虽有农民,但并不是自愿参加,而是被强迫进来的,所以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当地农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土匪来攻击。 (见《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伊罗生的完全根据中共内部文件,并得中共人员刘仁静的协助,所以是可信的。伊罗生的话稍后又在《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78年)中得到直接的印证。龚最初是在井冈山追随过毛泽东的人,更无可疑。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暴力夺权,看作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生了根。

关于中共统治何以能持续这样久?这更不能看作是中国人认同了一党专政的体系。认真解释起来,原因多得很。但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最大的关键。这就是中共用暴力夺权之后,又用暴力没收了所有人(士、农、工、商都在其中)的私有财产。这一苏联模式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往没有一个王朝政权敢这样做。

中共最早用分田分地的号召,进行土改,以争取农民的支持,然而一两年后边开始了所谓的农业合作社,把土地逐步收为国有(事实上是党有)。中共也曾保证过民族资本家可以经营企业,但三反、五反一来,他们的产权便消失了。此外,知识分子曾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然而,1952年便展开了思想改造,受尽种种侮辱;1957年反右之后,则沦为劳改的对象。工人在名义上是正宗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但不是领导人,而且连罢工权也被剥夺了。

中共何以能如此任意摆布士、农、工、商?这是因为一切生活和生产的资料已收在党的手中,他们之中任何人和党闹翻了,便立即失去生存的条件。

西方人想像不出党资本主义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西方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增多了,大家就会有政治诉求,并且要求民主,但目前这种趋向似乎并不明显,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余:这是上世纪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界普遍流传的一个观点。在上世纪中叶,美国现代化理论一派社会学家对这一题旨做过很多研究。但最近大家都承认这是将西方(如英、法、美等)的特殊历史经验扩大到全世界,今天已为新的历史事实所否定,不足取信。

经济发展对政治一定会有影响,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结果不一定是促成民主,而且往往会加强专制或独裁。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经济繁荣,反而导致纳粹希特勒的崛起;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高度工业化,则为军国主义铺了路。

六四之后,江泽民有意废除乡镇企业之类经济放松的活动,这一转变引起了邓小平的愤怒,于是才有所谓南巡之举。后者经过对六四事变的反思,认定经济放松是决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挽救党脱出危机的唯一道路。与毛泽东从一穷二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相反,邓小平坚信:经济兴旺才是共产党专政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所以他不但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且公开禁绝姓社姓资的争论。这其实是明确表示:他的经济放松将援用资本主义中一切能够致富的手段。这是中共史上划时代的大变动: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变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实现而奋斗。

但是我必须补充的是,邓所构思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西方长期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他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控制在党的掌握之中的,其模式大致如下:共产党变成一个大资本家集体,所有重大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国企,其实便是由党委控制的组织,所以应该称为党企。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模式称作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能想像有党资本主义(party capitalism)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党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该如何理解其中逻辑?

余: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是抓在一百三四十家国企的手上,它们的势力遍布世界各国。但后台老板都是党中央。除党企之外,当然也有私人或公私合营的企业,但它们也同样直接在党的控制之下。试想从银行贷款到运输工具等等,无一不需党的允许,离开党如何能运作?私人企业家偶有不听党的话,不是破产,便是入狱,甚至死刑。在这一独特的体制下,党随时随地操纵着市场的动态,上述一百多家国企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市场中运转自如,大获其利。但美国大企业想打进中国市场却困难重重,受到无数限制,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自由市场。

共产党既成为独一无二的集体大资本家,在中国先富起来的,当然只能是自己的人。直接负责发展党资本主义的人员(如国企经营者)固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中央到各层地方一切相关机构,其中稍有权势的干部,无人不要求分享利益。这样一来,整个官僚系统便进入了资产阶级化的程序。

近几年来,中共发动的所谓反腐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据。现在当权派消灭政敌,一律用反腐为罪名,反腐已正式取代了毛时代的路线,如薄熙来、周永康等,明明是在与习近平争权中被斗垮的,但腐败却在罪行中占着重要的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千千万万腐败罪犯之中,有许多只是中下级干部,但所报贪污数目竟从数百万(人民币)一直上升到数亿。至于高级干部则更加可想而知。

这恰好说明,所谓腐败,在党资本主义下,已是官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条主要渠道,这真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讽刺,当然更是这位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始料所不及的。但是在既无法治又无任何社会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权力在握的党资本家走上这条路是无可避免的。

再看所谓的私人企业的组成方式,情况便更清楚了。从许多大贪污案中,我们发现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如周永康)的家人、亲戚、朋友等,不但都以私人名义经营企业,而且规模之大极为惊人。最高层如此,各阶层官僚也无不如此,可知这已构成官僚系统资产阶级化的一个普遍律则。

在这一党资本主义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平民,由于机缘凑巧而富起来的,但他们的人数与规模都远不能与上述类型的人相比,因而也不是足以形成自由市场中的中产阶级。所以,整体观察,在改革开放以后致富的人,不是一般自由市场中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特权群体;他们的特权完全依附于党的当权派,自然不可能产生民主诉求,因为民主是不允许任何特权存在的。大陆观察家对于这一党资本主义早有深切认识,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据我所见,晚年赵紫阳在反思中也接受了这一概念。

余: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推动所谓的改革和开放,在整个1980年代,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共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型。大陆上的文化热和对西方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的追求,都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我们在海外的人(包括台湾与香港),也同有此感,以为邓小平可能像蒋经国一样,试图从一党专政的旧格局中脱离出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但是六四事件彻底否定了大家的幻想,不但大陆和海外人民,中共党内也有一大批人误解了所谓的改革与开放,胡耀邦和赵紫阳便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经济方面改革与开放,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方面的改革相配合。这就逼使党将独占的权力逐步让出来。赵任总理时期将一部分党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便于发展经济。这已造成党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的形势。但权还在党内,邓小平等尚不得不容忍。但发展到六四前夕的状况,社会上普遍要求党权外放,邓便不惜下狠手,以武力逆转了局面。

我曾写过长文,说明邓小平及党内保守老人(如陈云)等对于改革与开放的构想,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经济放松,政治加紧,而且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只要经济放松伤害到政治加紧,他们便立即牺牲前者以便保全后者。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最大特色是将所有权力都收在党内,然后通过党组织控制每一家,每一人。而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在于上面所说的,它全面掌握了生活资源,人人要吃饭都离不开党。共产党这一基本性质不变,便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转型。

邓小平和中共元老所推动的改革开放虽然是要通过经济放松来加强政治加紧,但鉴于毛泽东的殷鉴,对一党专政还是立下了一些限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设党主席,改为总书记,进行集体领导,这就可以避免流为一人独裁的局面;二是对人权、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不公开攻击,以免引起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指责,因为当时中共在经济发展上正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帮助。

与邓时代相对照,今天的现状把上述两点限制完全抛弃了:第一,集体领导不但已名存实亡,一人独裁更取得宪法的认同而成为终身制;第二,中共现在正式公开宣布,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的变名,中国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中国人现在上不能妄议中央,下不能寻衅滋事,媒体上更不许发布任何不利于党的消息。学术思想的严格控制不但在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普遍存在,而且近年已延伸到国际上来了。现状如此,我们说它将极权统治发挥到了最高峰,是丝毫不夸张的。

余: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今天大陆上与党相抗的知识人只剩下一两百位人权律师。但他们正在不断被迫害中,或罗织入狱,或被捕失踪;他们连为自己的人权辩护也做不到了。此外,社会上更没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我实在看不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但这绝不表示我认为党资本主义专政已一统天下,再也不可能撼动了。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没有出现一个全恃暴力而能传之久远的政权。如果焚书坑儒和偶语弃市是政权的可靠保证,那么中国今天应该还是秦始皇的世界。得力于现代发展出来的极权组织和种种科技手段,中共的专政程度已远在秦始皇、李斯之上。但上面曾论证,党资本主义主要是为先富起来的特权群体服务的,其最显著的后果之一即贫富两极化。为了维护这一特权群体,党的专政往往不免要牺牲其他贫弱群体,并因此引起他们的集体抗议、造成事件。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天下的内在的致命弱点。

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我们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但相关信息仍然不绝于耳,例如最近卡车司机联合大罢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号,上海、山东、重庆、广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机都起而响应,显示出危机蔓延之广。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总结一句,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量变总有抵达质变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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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转型
如果大家喜欢看电影,可能知道过去十几年,韩国涌现出了一批反映本国民主转型的电影。我看过的就有四部:《华丽的假期》《辩护人》《出租车司机》以及《1987》。其中,《华丽的假期》和《出租车司机》是讲1980年的光州事件;《辩护人》讲一个本来及时行乐的律师,如何转变为民权辩护人的故事;《1987》则是讲一个大学生朴钟哲的死,如何点燃了整个社会的变革决心。说实话,我还没有见过哪个新兴民主国家如此热衷于拍摄自己的转型故事。而且,虽然是沉重的政治片,并非什么娱乐片,但是据说,这些片子在韩国刷新了一个又一个票房纪录,每出一部,就往往是万人空巷。可见,对于韩国社会来说,这段历史不仅仅是历史,而已经成为他们的精神纪念碑,需要不断重返、朝拜,以此来理解自身并寻找未来的方向。事实上,大学生是韩国转型运动的核心推动力。其他人,包括电影里的这些主角,都是被动卷入革命的旋涡的。不过,大家想想,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的韩国,还是比较贫穷的,而在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能上大学的都是什么人?一般来说,或者来自精英家庭,或者很快本人将成为社会精英。所以,如果这些人纯粹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有必要去闹革命吗?没必要。他们已经是天之骄子了,像《1987》里面被打死的朴钟哲、《华丽的假期》里的那个学霸弟弟,都是前程似锦的青年精英。韩国在转型前,经济发展态势应该说很好。朴正熙当政时,1961—1979年,GDP年均增长率是10%。所谓的“汉江奇迹”,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朴正熙时代完成的。既然个人前程似锦,国家也蒸蒸日上,那为什么要闹革命?因为观念的力量。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自发的买卖行为,在自由主义的观念下,叫“市场交换”,但是在极左观念下叫什么?“投机倒把”。明明是同一件事,在两个观念体系里,听上去会成为道义上截然相反的事情。又比如,一个私营企业家投资挣钱了,在自由市场的观念下叫“投资盈利”,但是在左翼的观念下叫什么?叫作“剥削剩余价值”。如果去观察韩国转型史,几次大规模政治运动的爆发,都是与民主选举有关。1960年的419运动,是因为李承晚选举舞弊;1980年的光州事件,是因为全斗焕政变夺权,使得朴正熙之死创造的转型机会被浪费;1987年最终推翻威权体制的百万人大游行,也是因为全斗焕6月10日不顾民意,直接指定继承人,让好不容易等到他下台的民众再次幻灭。所以,韩国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观念驱动的变革。在有些历史情势下,革命是阶级斗争,通过阶级斗争实现经济利益的再分配。但是,韩国的民主运动,尽管有工人运动的成分,却很难说是一场阶级革命,因为它的核心主体恰恰是既得利益阶层。事实上,这不是简单的韩国现象,历史上尤其是当代史上很多转型都是如此。当初的美国革命,真的是因为英国王室对北美民众压迫有多深重吗?其实未必。独立战争前,北美殖民地交的税比英国本土还要低。那为什么北美要闹革命?“无代表,不纳税”,关键是“代表”二字。当代世界里,苏东剧变真的是因为中东欧民众穷得过不下去吗?也不是。这不是一个经济阶级推翻另一个经济阶级,而是民众要推翻官僚统治。为什么?正如东德电影《他人的生活》所揭示的,因为人们厌倦了谎言与羞辱。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民主运动,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门、利比亚很快在一两年内就举行了选举,然而,来得快的胜利往往去得也快,没有观念的广泛变迁作为转型的基础,制度即使变迁也可能很快倒退。而韩国不同,共同浇灌出来的民主大树,每个人都很珍惜。说实话,在看这几部电影的过程中,我意识到,电影对历史过于简化了,黑白过于分明了。比如,其实韩国学生运动后期有不少暴力行为,但是电影对此几乎完全没有反映,而电影里的坏人也非常脸谱化,似乎是一群丧心病狂的疯子。不过,这些电影可能本来就不仅仅是要讲历史,而是要塑造一个民族的图腾。每个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话,韩国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们的民族神话。
明哲保身,以求现世安稳,是大多数普通人的价值观。为什么当年韩国社会会形成这种“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政治观念?比如,学者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和韦尔策尔(Christian Welzel)就论证说,观念的变化本质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如果用一句朴素的中国谚语来概括,就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吃饱穿暖了,人们就开始关心权利和自由等价值了。但是,就韩国这个个案而言,经济发展的解释说服力有限。的确,到20世纪80年代,韩国经济已经实现了相当的发展,这可能能部分解释为什么到80年代,民主观念逐渐从学生向全民扩散。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韩国的人均GDP也只有2800美元左右,远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经常会有一些角色表示:韩国经济不够发达,现在还不能民主化。相比“经济发展”的解释,更有说服力的,可能是所谓的“政治机会”理论。政治机会理论是什么意思?我们以前经常听到一个说法,叫作“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机会”理论却说:不对,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为什么?压迫太深了你无力反抗啊。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放在韩国的背景下,尽管自李承晚时代开始,韩国就是威权制度,但这是一个充满缝隙的威权制度。朴正熙的前两次当选,都是通过具有相当竞争性的选举上台的——他在这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这说明其竞争者有相当的政治空间。1971年议会大选,反对党赢得了44%的选票,同年的总统大选,反对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选票,这些都显示,韩国当时的政体其实更像是一种混合政体,而不完全是威权政体。韩国实施完全意义上的威权统治,其实只有几年,就是1972年朴正熙实施“维新宪法”之后。那之后,总统选举从直选改成间接选举,朴正熙的得票率就几乎是百分之百了。也是在这个阶段,政府开始了对公民社会残酷的镇压,包括绑架金大中、给他判死刑,都是这个阶段的事。但是,这样的铁腕统治也就维持了7年,到1979年朴正熙被刺杀后,就大致结束了。1980年光州事件后,政府又做了很多让步,释放一批政治犯,让大批被开除的大学生重返校园,1985年还放开了国会选举。所以,韩国的民主运动就是从这些制度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在校园里,除了维新宪法那几年,学生会基本上可以自治,被选出来的学生会成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各种以“学习小组”“兴趣小组”面目出现的学生组织也很多。此外,当时的韩国有宗教自由,教会的成长很快,教会后来也成为民主运动的重要同盟,所以在这几部电影里都能看到牧师的身影。工会、农民协会,也都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韩国民主观念的扩散是一点点挤出来的,一厘米的缝隙被挤成十厘米,一米变十米……直到新制度从旧制度中破茧而出。当然,韩国民主运动也有低潮期,什么时候?恰恰是政治压制最深重的维新宪法时代。因为没有政治机会,就没有政治运动。可能有人会困惑,几百年前的几个白人男子,什么洛克、卢梭,他们怎么就这么能蛊惑人心?这些韩国的学生,乃至全世界很多国家的民众,就这么容易被几个西方思想家给洗脑了?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思想者很多,能够引起数百年共鸣的却没有几个。启蒙思想的致命吸引力,不是因为它来自西方,而恰恰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自己的内心。所谓启蒙,未必是把一个外来的什么思想塞到我们的脑子里,而是用一盏灯把本来就是我们心灵深处里的东西给照亮而已。或许电影里的学生和教授读过启蒙思想家的作品,但是,里面的律师、司机、加油站老板、护士、狱警……哪读过什么卢梭、洛克,他们只是知道,刑讯逼供是不对的,文字狱是不对的,拿着警棍四处打人是不对的,死人不让报道是不对的……这些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让他们慢慢意识到,除非权力结构改变,这些不对是不能被系统纠正的。(哈哈哈哈哈哈,现在的中国人认为这些都是对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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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于华:人们为什么那么容易放弃自由
youtube.com/watch?v=PCxYJTpi2s

农村里女性,什么时候用他们的名字?只有记工分的时候。女性在族谱的位置,未嫁女没有位置,只有在丈夫的家谱才有,却只是某某氏。比如婚姻、恋爱、生育,都是完全是个人的两个人的事,在传统里却是两个家族的事。

公私领域不分,在这种社会中,以是否合社群作为标准。儒家伦理成为统一人心、凝聚共同体的工具,后来是马克思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没有容身之地。在这种社会中,只有一个道路:逃避自由。像性爱这种行动都要成为社会的需要,性感这个词在中国都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这种对个人的制约进入到最基本的人性层面。

个人主义是自组织,集体主义是被组织。在人治社会中,权力不受限制,权力无边界,权力不担责。这种情况下,权力必定作恶,它是不会为螺丝钉担责的,所以临时工横空出现。权力插手私人领域、插手市场经济,那我们就放弃自由、依赖权力和群体、弱化个人,造成普遍的膜拜强权的人格特征。最典型的放弃自由:你不是独立的人格,习惯依附权力,连“不准随地吐痰、官员不准大吃大喝”这么基本的东西都要下文件来规定。另一个放弃自由:在奴役中追求平等,这两者竟然是最成功的合作。集体主义逻辑的推进:从社群推进到民族国家,有社群主义者主张应当在社群关系中实现个人,但他也认为这个社群只是家庭、部落、邻里,而不是国家、民族、阶级,不能认为国家有道德心。在我们这个爱国主义语境中,国家是共同体还是想象的共同体?至于爱的是什么,爱国民、山川、家乡、还是国家机器?自由主义就是要限制国家权力,实现个人。中国从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从小共同体推进到大共同体,家国一体,完全没有边界。中国面临的处境就是,集体主义的逻辑愈发扩展为由国家定义个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成为被污名化的贬义词,社群主义已经变成了国家至上主义。那很多人就乐于放弃自由,比如放弃人生的责任,这是今天很基本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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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人多,我来推荐一下了解中共的书籍。

首推:

《571工程纪要》(林立果)经典中的经典,百度可得。
《天地翻覆》(杨继绳)文革全史,错漏不多。
《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史1945-1957》(冯客)无耻的内战和城市大清洗。
《砸烂旧世界》(卜伟华)更详细的文革前三年史,看毛泽东如何亲自部署,可见林彪和四人帮只是棋子,以及第二份历史决议之反转黑白。
《乌托邦运动》(林蕴晖)大跃进看毛泽东如何亲自指挥。
《思考与选择》(沈志华)反右运动看毛泽东如何引蛇出洞。
《鄉村社會的毀滅-毛澤東暴民政治代價》(謝幼田)土改运动是一场暴民运动,毁灭了乡村。
《走出帝制》(秦晖)正经秦晖著作,从辛亥到五四历史。
《庐山会议实录》(李锐)大跃进开始后,在庐山开反思大会,结果变成了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反右倾运动,全然不顾饿死三千万人,甚至七千人大会还要生气,可见其无耻。
《胡耀邦與中國政治改革——12位老共產黨人的反思》曾经的党内改革派,现已不存在。
《中共壮大之迷: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谢幼田)中共消极抗日,实则抗蒋。
《改革历程》(赵紫阳)临终顿悟的赵紫阳,可惜,邓小平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党性下绝无人性。
《历史的先声》(笑蜀)毛泽东也会宣传民主?民主?民和主。
《求索中国》(萧冬连)官修史,1956年-1966年,已经非常完整。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Michael Caster, Teng Biao)习近平治下的公民运动毁灭。
《墓碑》(杨继绳)大跃进的民间视角之如何饿死三千万人。
《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吕讯)内战中共军的黑料全集,甚至是社科院官史!国粉必读。
《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杨继绳)改革开放史,看陈云、邓小平耽误了多少时间,什么经济都不懂却能成为总设计师。

其他的一些也很不错的:

《共同的底线》(秦晖)秦晖劝说改革,可惜被认为是歪路。
《光焰不熄: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周质平)被污蔑七十年的胡适,在离开大陆的那一刻就已经看清接下来七十年的历史。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李志绥)野史,却看得很爽。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对拙著《红太阳》一书批评的总回应》(高华)高华对延安整风的祛魅,从此整风运动、延安精神便是恐怖运动的代名词。
《难以继续的“继续革命”》(史云,李丹慧)文革的延续,1972-1976史。
《向社会主义过渡》(林蕴晖)三大改造,公有化,计划经济,1953-1955史,当下正在上演。
《中共五十年》(王明)王明回忆录,内容比较少。
《中共禁止的历史》
《中國X檔案:中共掩蓋的內部歷史》(Lan, Sisi)这两本什么都有,也有改革派鲍彤之类的采访。
《文革前的邓小平》(钟延麟)邓小平也是晚年才变成屠夫的?完全错误,邓是镇反、反右、大跃进的先锋。
《晚年周恩来》《把历史的知情权还给民众——驳“司马公”先生》(高文谦)周恩来是大善人?周在文革拯救了很多人?也是完全错误。
《陕甘宁边区禁毒史料》(史志诚)延安种鸦片、贩毒的铁证。
《李江琳:1959,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中共政府撕毁条约、入侵西藏。
《六月雪》《荆棘路》《原上草》(牛汉、邓九平主编)反右回忆录。
《毛主义革命》(程映红)全世界的毛主义灾难。
《野蛮的俄罗斯》(芦笛)俄爹的简史。
《历史笔记I,II》(高华)高华遗稿,没能写完。
《新发现的周恩来》(司马清扬欧阳龙门)
《延安日记》(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
《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何方)
《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何清涟)
《当权的第三帝国》(理查德·J·埃文斯)从纳粹看中共,别有一番风味。
《纳粹中国》(余杰)一份读书笔记,有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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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一点启发。

据说观察者网等媒体喜欢吹嘘中国体制有长效性、能够进行长期规划和治理,受大多数人支持(90%);所谓西式民主制度都是短期执政,无法进行长期规划,只会给自己的选民提供服务。

其实恰恰相反,一个长期执政的政府,比如唐元明清,它反而不需要任何长期规划,因为公民没有任何反制政府的手段,没有选举、没有司法,政府是一切的主宰,能够进行任何压迫人民的行为而不需要改善。如果是对上负责的责任者,听起来好像改善很多,实际上升职关注的恰恰是短期政绩,以前的可能只是GDP,现在还要看上访情况、瘟疫管控、扶贫指标,其实说到底还是维稳,只要上访的人、投诉瘟疫管理的人、穷得没有社会保障的人不出现在公共领域,官位就没有威胁。如果要清君侧,比如刚开始的武汉那位不知道哪个县的卫健委主任,那就不好意思,你是替罪羊。

廉洁、与民沟通、满足公民需求这些指标,不会是官员能力考察的指标。中国据说提拔出来的都是管理人才,但正常说法叫当爹能力,是在管理人民、治理人民。高压统治就不说了,官官相护公民管得到?环保局和住建局勾结一下,在你这建个化工厂、焚烧厂、垃圾场,周围的村民能反抗吗?告到法院也管不了,只能告到上级中纪委,但是一定能管吗?君不见那位贪污亿元的中纪委巡视组组长,就算它管了,这官官之间又没腐败,只是默契地配合一下不让你老百姓投诉,你奈何?中国的政治罪名又搞笑又多,但就是没有一条是关于人民的?若是以可笑的政治论罪,被人民唾弃是不是政治罪名?政府就说八个孩子的母亲不是拐卖的,人民又能如何?能调查吗?还记得那个平顶山的男孩,B站上多少勇士去调查,全都被铁拳砸回去了。这么牢固的官场势力,这么高压的制度就更别想反抗了。公民没有反制衡政府的手段,那政府做的所谓长期规划就与公民无关。

其实吧,极权的艺术恰恰相反,政府的规划不是依人民的选择决定的,但最终会让人民认为,这就是人民的选择。

拐卖、拘禁人的法律能修改吗?全靠他们的施舍。每次法律修改征求意见的时候是最可悲的时候,争取、诉求,就像期盼着一个明君恩赐一些肉糜。老百姓也就只有权利提提建议了,连意见都不能有哦。

在中国,道路铁路建设、大国重器、生产建设似乎是合法性来源,因为新闻联播天天要放嘛。但这难道不是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短期的隔离、拆迁,长期的贫穷、职业疾病、负福利、无生活医疗保障——换取另一部分的人的利益吗。我不需要从人权、自由、让人民说话这些角度去解构,解构的结果会告诉我们这种剥削是奴隶制度,但以共产党的人智商,他们不认为这些很重要,他们会觉得他们维护一个所谓的人民的整体利益,这就够了,牺牲一些人是必要的。这恰恰才是其可怕之处。我就不举纳粹德国的种族屠杀、苏联的种族转移兼屠杀的例子了,中国的例子说个笑话就够了:我真有一头牛。既然一定要牺牲某些人的利益,为什么不能是统治者的政治权力?为什么大下岗的不是党委书记?为什么在享受最好待遇的是统治者,他们有特权是吧,祖上是干革命的对吧。就问一句,凭什么?

说到底,还是辛亥革命完全没搞对方向,不说五四后转变成俄式革命,就只看这三民主义,有哪一个是专门为了控制住统治阶级准备的?民主、民权、民生,也就民主靠点边,可惜卢梭那人民主权的概念,恰恰为极权开道。必须有一个专门为了政治制衡而使用的概念,否则就会变成全过程民主了。

很多孝子又在说什么西方国家承认科索沃公投独立,却不承认乌克兰四州公投独立。

《帝國解體與自由的堡壘》選摘[1]

借这本书的选摘说说。首先科索沃是塞尔维亚人从土耳其人那里抢来的殖民地,殖民地的独立一向是西方主流,但我并不认同殖民地就要独立,反而有时候留在宗主国比独立之后享有更高的人权和自由。在1991年科索沃独立时,西方国家没有承认科索沃,而是在塞尔维亚政府对阿尔巴尼亚人进行屠杀之后,北约才进行干预,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在科索沃成立联合国临时自治区,而且俄罗斯投了赞成票,中国投了唯一的弃权。2006年,联合国建议科索沃成立高度自治的政治实体,而不是独立,被俄罗斯、塞尔维亚和中国反对。结果2008年科索沃宣布独立,获得联合国56%的成员国承认,在2010年国际法庭中裁决合法。再说了联合国对科索沃的介入是在发生大屠杀等人道主义危机之后才进行的,跟乌克兰被枪指着公投完全不同。

而且西方社会的民族自决是独立!而不是被吞并!!!

所以说,一个地方的公投独立,并不会天然就被国际秩序承认,但不管别的国家是否承认,我又不是哪个国家的奴隶,我干嘛要遵循某个国家意志?

枪杆子下的公投显然不合法。我就不说联合国承认不承认,乌克兰的土地被入侵然后举行公投,这不是军国主义日本和纳粹德国的行为吗?中国人丧权辱国的历史这时候又忘光了?再说了,中国对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保护也等于一张白纸。

从道义上说,只有在本国受到强烈压迫,无法获得四大自由的时候,独立就有了合法性。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穷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专制国家被压迫,公投独立就是唯一出路,反而独立公投在民主国家缺乏合法性,而且民主国家的人很多根本不在意你一个地区的独立。

最后说下代理人战争,我并不反对代理人战争,前提是你支持的一方是先进的,而不是叙利亚阿萨德或者巴勒斯坦哈里发或者以色列的谁谁谁。美国在韩战和越战中都能代表先进的一方吗?从事后看,确实更先进一点,但美国对威权韩国施加过压力吗(待学习),至少美国记者绝对是个压力。如果当初美国支持蒋介石这个代理人,中国早就解放了,何必变成今天这个傻逼样子。至于中东的代理人,一个比一个宗教狂热,根本没法选择谁更好,只有接受联合国管制、解除武装才有可能转型。至于非洲那些独裁国家,真没救了,我不觉得当初独立是个好选择。

[1]: storm.mg/article/4469583?kw=%E

桃桃 boosted

@momoro 我也来补充一些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由杨奎松、高华、沈志华等共同撰写)
李玉贞:《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
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
杨奎松:《联共与反共》
以下是回忆录:
巫宁坤:《一滴泪》 《燕园末日》(短文)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
晋永权:《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中国摄影争辩》
高尔泰:《寻找家园》
郑念:《生死在上海》(又名:《上海生死劫》 )
还有一些纪录片:
胡洁导演:《我虽死去》 《寻找林昭的灵魂》
赵亮导演:《上访》
张以庆导演:《幼儿园》
王兵导演:《夹边沟》
王利波导演:《掩埋》

蔡云峰举报信。

archive.ph/klicG#selection-213

话说活吧不能编辑,我没法给以前的东西加tag……有点麻烦…………

中国人把什么烧圆明园、抢文物当作血海深仇,有点傻逼吧?那东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清皇室的私有财产关你们贱奴什么事?清廷把别人使节残忍杀害,让你们赔点东西怎么了??

国家能力越强越好吗?苏联往事

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

《可能性的艺术》被删除的一章。也算是给“国家建构”作了一个解释,告诉某些西方学者,不要盲目相信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强大会唤回极权帝国。但关于苏联傻逼的内容并不多,就这还被删了,以后有空摘录些从国家制度上给苏粉诛心的文章。

->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在比较政治学界,会出现“重新带回国家”的潮流,讲到了国家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秩序、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都至关重要。不过,我发现,最近这些年,国家能力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万能化”的趋势了:一个国家经济为什么发展?因为国家能力。为什么民主质量不行?因为国家能力低下。为什么发生了战争?因为国家能力下降。为什么战争结束了?因为国家能力上升……有时候,国家能力低下被定义为“腐败”,用来解释经济落后;有时候,国家能力低下又被定义为“经济落后”,用来解释腐败;等等。这就有点像犯罪学中的“童年阴影”了,每当一个离奇杀手出现,专家们就冒出来,从这个人童年的家庭关系说起,说得头头是道。总之,国家能力很重要,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国家能力的衡量尺度

尽管不同的学者常常用不同的尺度衡量国家能力,通常而言,有几个指标是最受公认的。一个是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也就是国家暴力垄断的能力;二是财税状况,也就是政府能把多少社会资源聚集到自己手里来。这两点,大家都容易理解,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钱袋子——国家能力的两大支柱。

还有第三个,也是近年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的一点,就是国家的信息能力。什么叫信息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的“视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其疆域内人口、土地、资源的信息——别小看这种信息能力,政府如果都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人、谁去世了、谁出生了,它怎么征兵?如果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土地、公司、矿产,又怎么征税?所以,枪杆子和钱袋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信息能力。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国家,通常也是土地册、人口普查和登记,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那么,我们用这几个指标来看看苏联。首先,苏联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今天,俄罗斯,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主要成员国,仍然是世界上核弹头最多的国家。2018年,它的GDP只有美国的1/12,但是它的核弹头数量仍然超过了美国,显然,这是苏联的政治遗产之一。警察力量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苏联不但有警察,还有“秘密警察”,也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系统。你们可能听说过一个著名的苏联笑话,说苏联人在一起谈论什么叫幸福?最后的结论是,幸福就是当克格勃半夜敲门、宣布“伊万同志,你被捕了”的时候,你惊喜地告诉他:“对不起,伊万住在隔壁。”

正是因为军队和警察力量强大,苏联政府在其国土上的暴力垄断能力无人匹敌。在其69年的历史上,除了起点处的内战,以及被迫加入的二战,苏联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莫斯科的大街上绝没有墨西哥式的毒品黑帮,阿富汗式的军阀割据也是闻所未闻,至于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那是有一个镇压一个,甚至可以说,有一个镇压十个。

我们知道,哪怕是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刺杀总统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甚至在纳粹德国,也发生过“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苏联历史上,有过刺杀最高领导人的事情吗?除了苏联刚建立和快倒台的时候,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别说刺杀企图了,就是斯大林死了,身边的人居然很长时间都不敢过去检查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前两年有个电影《斯大林之死》,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以黑色喜剧的方式表现这个事情。可以说,苏联整个国家鸦雀无声的程度,真的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见”。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古拉格群岛,苏联用来流放各种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地方。我出于好奇曾经专门去查过,在古拉格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武装反抗?毕竟,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俄罗斯称为“战斗的民族”,那么,这个战斗的民族在古拉格群岛有没有“战斗”过?答案是“没有”。在古拉格集中营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反抗。

唯一一次勉强可以称为有组织的反抗,还是集中营的几个看守组织的,是一次逃亡行动,参与者大约有一两百人。根据《古拉格:一部历史》这本书,这次逃亡的结局是这样的,“最后的决战发生在1月31号,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当民兵逼近时,一些暴动者开枪自杀。内务部派人围捕森林里的残余暴动者,将他们逐一射杀。尸体被堆放在一起,民兵将其肢解,然后拍照留念。从档案里的照片来看,变形的尸体浑身是血地躺在雪地里。没有人知道尸体被埋在什么地方。”这就是集体逃亡的下场,这就是苏联的国家能力。即使是传奇的“战斗民族”,政府面对社会,也是“如入无人之境”。

再看苏联的财税能力。这一点就更不用说了。政府的税收能力,通常是指政府能从整个社会生产的“蛋糕”中切分多少,也就是能收百分之多少的税。一般来说,政府往往需要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说服民众多交一点税,有时候说服不了,还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像当年的大英帝国,想说服北美民众交点印花税,结果直接就被北美人民用扫把赶回了大西洋对岸。

但是,苏联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它直接把经济全部改造成了国有经济,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所以,问题不再是国家能从社会中切割多少“蛋糕”,而是社会能从国家手里分到多少“蛋糕”。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苏联时期几乎没有有组织的反抗。当你的工作是国家给的、你的住房是国家给的、你孩子上的学校是国家的、你的粮票是国家的,甚至你出门上个火车都要国家开的介绍信,你怎么反抗?反抗就相当于金鱼拼命跳出鱼缸,你以为自己是在自救,其实你是在自杀。

再来看看苏联政府的信息能力。经济信息就不用说了——既然是计划经济,政府必然要全方位地掌握关于生产、消费的信息。人口的信息也不用说,苏联时期有一种证件叫作Propiska,既是户口,又是迁徙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作许可证,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政府对每个人的位置与流动可以说有显微镜般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通过鼓励所谓积极分子,政府还塑造了一个庞大的相互告发系统,使得政府能清清楚楚地掌握着每个人的私生活信息。这一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本叫作《耳语者》的书,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OrlandoFiges)写的,内容是关于苏联时期家庭生活。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就很说明问题了:耳语者,英文叫作The Whisperers,也就是窃窃私语的人。为什么要“窃窃私语”?因为没人敢大声说话,每个人都怕自己所说的话会被亲友或者邻居告发,哪怕所说的话无关政治,更不反动,但是,无名的恐惧始终存在,就像一把利剑悬在头顶,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强大的军事能力、财政能力、信息能力,还不是全部,在苏联时期,最具苏联特色的,恐怕还是国家的思想改造能力。苏联时期的洗脑,不仅仅是依靠暴力威胁或者宣传口号,它有一整套的仪式、程序、配方,让活泼泼一个人走进去,然后像个机器人一样被吐出来。出来之后,就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散发着同样的气质,拥有同样的审美,甚至穿着一样的衣服,总之,拥有了一种“集体人格”。这种思想改造的成功,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德国,还会发生军官们联合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斯大林的苏联,哪怕被斯大林亲手送到了断头台上,革命将领们还在热泪盈眶地高呼“斯大林万岁”。

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苏联被戈尔巴乔夫给搞垮了”。这个说法也不能完全站住脚,因为就算戈尔巴乔夫是个坏人,想搞垮苏联,问题是:“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如果民众“不答应”,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搞不垮一个国家,对不对?一个有点令人尴尬的情形是,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权的倒台,还是各个共和国的独立,都没有遭遇民意大规模的持续抵抗。哪怕是沙皇当年倒台,都还有几十万人加入白军,为旧政权而战,但是当苏联政权崩溃的时候,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却是“慢走,不送”。所以,把责任推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也说不大通。

苏联的瓦解,真正的原因,可能恰恰是其国家能力过度地强大。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这个国家失去了刹车机制,无法调整自己的方向,导致它一条道开到了悬崖。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它消灭了社会,从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馈机制和压力机制,最后只能靠“死机”来实现“重启”。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它走向了过度扩张,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过度扩张,最后耗尽了资源,也耗尽了民心。总之,无节制的国家能力导致过于庞大、沉重的政府,最后这个国家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

暴力的过度扩张不仅仅是在苏联国内,也向国外蔓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布拉格之春”,1968年,面对其卫星国捷克的民众抗议,苏联一口气把两千个坦克给开了过去,扑灭了捷克革命的火苗。“布拉格之春”只是类似霸权主义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东德1953年的风波,还是匈牙利1956年的风波,它们难以掀起巨大的风浪,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但是,苏联最严重的一次过度扩张,则是1980年入侵阿富汗。某种意义上,阿富汗对于苏联,就像是越南对于美国,一个超级大国踏进一个弱小国家,以为可以轻松搞定,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怎么也跳不出来了。

再来看苏联经济。超强的国家能力有没有带来苏联的经济发展?有,至少在一个阶段内如此。斯大林上台后不久,就提出要用10年的时间去实现西方国家100年的工业化成果。于是,政府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发动了经济引擎。1928—1940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年均5.8%,1950—1960年是5.7%,所以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才会宣布苏联1970年人均GDP将要赶超美国。不但他这么自信,当年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学者也认为苏联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发展开始减速。60年代经济增速跌至百分之4点几,70年代跌至百分之2点几,到80年代,只剩下了百分之1点几,而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跌到了负数。

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发展会先加速、后减速?同样是因为国家能力的过度拉伸。简单来说,第一,过强的国家能力扭曲了经济结构;第二,“发展型国家”一旦过度,就成了“掠夺型国家”——因为国家指哪打哪,苏联经济模式被扭曲,重投资,轻消费;重军工,轻生活;重模仿,轻创新。这一系列扭曲的后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了后劲,陷入“短缺经济”的陷阱。

而且,在全盘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下,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对普通人来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他们就失去了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在所有的苏联笑话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以一个工人的视角说的,他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发工资。”(We pretend to work,and theypretend to pay.)短短一句话,道尽了苏联经济的全部问题:劳动者根本没有动力生产,而政府发的钱什么也买不到。

再来看苏联的思想改造。的确,苏联一度成功地改造了无数人的头脑,但是,这种成功是过眼云烟。为什么?因为这种思想改造的核心,是号召人们为了集体完全放弃个体,为了理想完全放弃利益,为了信仰完全放弃情感……可以说,它是向人性开战。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复杂,是多变,是魔鬼和天使混合体。而思想改造是什么?是要消灭复杂,消灭变化,让人类完全变成天使。这可能成功吗?不可能。如果要强行把现实按到理想中去,结果就是虚伪和假大空。

《耳语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我非常难忘。里面讲到一个所谓的反革命教师,他被枪毙后,他的遗孀和孩子为了生活而投奔这个教师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两层楼的房子,却拒绝收容他们,甚至不愿给长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饭吃,他们只好在村子里租了一个小房子住。而在他们住在村子里的15年里,奶奶家的亲戚从来不和他们来往。这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哪怕周围肯定没有人监听——他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人际关系如此扭曲,连奶奶都不再怜惜孙女,或许能证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国家更强大的是人性——人们渴望亲情,渴望友谊,渴望舒适,渴望美……或许人们会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暂时放下这些渴望,但是,最终,人类通过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会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后重新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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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都放开管制了,说明什么?

说明高中学历就是比小学学历强。

余英时:没有一个政权能全恃暴力而传之久远

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80
archive.ph/rV4wy

-> 端: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如此容易生根?是不是因为中国传统的崩溃,共产主义才趁虚而入的?

余:这是一个假问题。共产主义并没有在中国生根,只是共产党假借共产主义之名,以暴力征服了中国,又用暴力统治人民至七八十年之久。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出现于现代西方的一种极权式(totalitarian)政党(即共产党,但此外还有纳粹党和法西斯党),竟能夺得了中国政权,并统治了这么久?这决不是因为中国人普遍认同并接受了共产主义。譬如在井冈山时期,按当时共产国际人员如伊罗生(Harold R. Isaacs)的调查,红军中虽有农民,但并不是自愿参加,而是被强迫进来的,所以逃散者很多。此后一两年,当地农村中人不但不支持红军,而且还把他们当土匪来攻击。 (见《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hinese Revolu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伊罗生的完全根据中共内部文件,并得中共人员刘仁静的协助,所以是可信的。伊罗生的话稍后又在《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月刊社,1978年)中得到直接的印证。龚最初是在井冈山追随过毛泽东的人,更无可疑。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把暴力夺权,看作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生了根。

关于中共统治何以能持续这样久?这更不能看作是中国人认同了一党专政的体系。认真解释起来,原因多得很。但这里我只想举出一个最大的关键。这就是中共用暴力夺权之后,又用暴力没收了所有人(士、农、工、商都在其中)的私有财产。这一苏联模式在中国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以往没有一个王朝政权敢这样做。

中共最早用分田分地的号召,进行土改,以争取农民的支持,然而一两年后边开始了所谓的农业合作社,把土地逐步收为国有(事实上是党有)。中共也曾保证过民族资本家可以经营企业,但三反、五反一来,他们的产权便消失了。此外,知识分子曾被定性为小资产阶级,可以有一些活动的空间,然而,1952年便展开了思想改造,受尽种种侮辱;1957年反右之后,则沦为劳改的对象。工人在名义上是正宗的无产阶级,但是他们不但不是领导人,而且连罢工权也被剥夺了。

中共何以能如此任意摆布士、农、工、商?这是因为一切生活和生产的资料已收在党的手中,他们之中任何人和党闹翻了,便立即失去生存的条件。

西方人想像不出党资本主义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西方曾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了,中产阶级增多了,大家就会有政治诉求,并且要求民主,但目前这种趋向似乎并不明显,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余:这是上世纪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界普遍流传的一个观点。在上世纪中叶,美国现代化理论一派社会学家对这一题旨做过很多研究。但最近大家都承认这是将西方(如英、法、美等)的特殊历史经验扩大到全世界,今天已为新的历史事实所否定,不足取信。

经济发展对政治一定会有影响,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其结果不一定是促成民主,而且往往会加强专制或独裁。上世纪三十年代德国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经济繁荣,反而导致纳粹希特勒的崛起;日本明治维新带来的高度工业化,则为军国主义铺了路。

六四之后,江泽民有意废除乡镇企业之类经济放松的活动,这一转变引起了邓小平的愤怒,于是才有所谓南巡之举。后者经过对六四事变的反思,认定经济放松是决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挽救党脱出危机的唯一道路。与毛泽东从一穷二白走向社会主义的主张相反,邓小平坚信:经济兴旺才是共产党专政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所以他不但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而且公开禁绝姓社姓资的争论。这其实是明确表示:他的经济放松将援用资本主义中一切能够致富的手段。这是中共史上划时代的大变动:一个号称代表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一变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实现而奋斗。

但是我必须补充的是,邓所构思的资本主义完全不是西方长期流行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他的资本主义是完全控制在党的掌握之中的,其模式大致如下:共产党变成一个大资本家集体,所有重大的企业都是所谓的国企,其实便是由党委控制的组织,所以应该称为党企。西方观察家把邓小平模式称作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其实并不准确,这是因为西方人不能想像有党资本主义(party capitalism)这样古怪的东西。

端:党资本主义的确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该如何理解其中逻辑?

余:今天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是抓在一百三四十家国企的手上,它们的势力遍布世界各国。但后台老板都是党中央。除党企之外,当然也有私人或公私合营的企业,但它们也同样直接在党的控制之下。试想从银行贷款到运输工具等等,无一不需党的允许,离开党如何能运作?私人企业家偶有不听党的话,不是破产,便是入狱,甚至死刑。在这一独特的体制下,党随时随地操纵着市场的动态,上述一百多家国企在世界(尤其是美国)的自由市场中运转自如,大获其利。但美国大企业想打进中国市场却困难重重,受到无数限制,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自由市场。

共产党既成为独一无二的集体大资本家,在中国先富起来的,当然只能是自己的人。直接负责发展党资本主义的人员(如国企经营者)固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从中央到各层地方一切相关机构,其中稍有权势的干部,无人不要求分享利益。这样一来,整个官僚系统便进入了资产阶级化的程序。

近几年来,中共发动的所谓反腐运动给我们提供了最清楚的证据。现在当权派消灭政敌,一律用反腐为罪名,反腐已正式取代了毛时代的路线,如薄熙来、周永康等,明明是在与习近平争权中被斗垮的,但腐败却在罪行中占着重要的部分。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千千万万腐败罪犯之中,有许多只是中下级干部,但所报贪污数目竟从数百万(人民币)一直上升到数亿。至于高级干部则更加可想而知。

这恰好说明,所谓腐败,在党资本主义下,已是官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条主要渠道,这真是对邓小平的莫大讽刺,当然更是这位改革开放总工程师始料所不及的。但是在既无法治又无任何社会制约力量的情况下,权力在握的党资本家走上这条路是无可避免的。

再看所谓的私人企业的组成方式,情况便更清楚了。从许多大贪污案中,我们发现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如周永康)的家人、亲戚、朋友等,不但都以私人名义经营企业,而且规模之大极为惊人。最高层如此,各阶层官僚也无不如此,可知这已构成官僚系统资产阶级化的一个普遍律则。

在这一党资本主义建立和成长的过程中,当然也有一些平民,由于机缘凑巧而富起来的,但他们的人数与规模都远不能与上述类型的人相比,因而也不是足以形成自由市场中的中产阶级。所以,整体观察,在改革开放以后致富的人,不是一般自由市场中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特权群体;他们的特权完全依附于党的当权派,自然不可能产生民主诉求,因为民主是不允许任何特权存在的。大陆观察家对于这一党资本主义早有深切认识,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据我所见,晚年赵紫阳在反思中也接受了这一概念。

余:1976年毛泽东去世之后,邓小平推动所谓的改革和开放,在整个1980年代,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中共向民主自由的方向转型。大陆上的文化热和对西方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的追求,都是在这背景下发生的。当时我们在海外的人(包括台湾与香港),也同有此感,以为邓小平可能像蒋经国一样,试图从一党专政的旧格局中脱离出来,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但是六四事件彻底否定了大家的幻想,不但大陆和海外人民,中共党内也有一大批人误解了所谓的改革与开放,胡耀邦和赵紫阳便是两个最突出的例子。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经济方面改革与开放,最后不可避免地要求政治方面的改革相配合。这就逼使党将独占的权力逐步让出来。赵任总理时期将一部分党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以便于发展经济。这已造成党中央不能有效控制地方的形势。但权还在党内,邓小平等尚不得不容忍。但发展到六四前夕的状况,社会上普遍要求党权外放,邓便不惜下狠手,以武力逆转了局面。

我曾写过长文,说明邓小平及党内保守老人(如陈云)等对于改革与开放的构想,可以归纳为八个字经济放松,政治加紧,而且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只要经济放松伤害到政治加紧,他们便立即牺牲前者以便保全后者。总而言之,共产党的最大特色是将所有权力都收在党内,然后通过党组织控制每一家,每一人。而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则主要在于上面所说的,它全面掌握了生活资源,人人要吃饭都离不开党。共产党这一基本性质不变,便不可能有什么民主转型。

邓小平和中共元老所推动的改革开放虽然是要通过经济放松来加强政治加紧,但鉴于毛泽东的殷鉴,对一党专政还是立下了一些限制。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不设党主席,改为总书记,进行集体领导,这就可以避免流为一人独裁的局面;二是对人权、言论出版、自由之类的普世价值不公开攻击,以免引起世界(特别是美国)的指责,因为当时中共在经济发展上正需要世界各国(特别是美国)的帮助。

与邓时代相对照,今天的现状把上述两点限制完全抛弃了:第一,集体领导不但已名存实亡,一人独裁更取得宪法的认同而成为终身制;第二,中共现在正式公开宣布,所谓普世价值不过是西方价值的变名,中国人是不接受的。所以中国人现在上不能妄议中央,下不能寻衅滋事,媒体上更不许发布任何不利于党的消息。学术思想的严格控制不但在国内大学和研究单位普遍存在,而且近年已延伸到国际上来了。现状如此,我们说它将极权统治发挥到了最高峰,是丝毫不夸张的。

余:今天已不可能出现六四前几年的文化热了,知识人处于社会边缘的地位,不再能扮演思想导师的角色。今天大陆上与党相抗的知识人只剩下一两百位人权律师。但他们正在不断被迫害中,或罗织入狱,或被捕失踪;他们连为自己的人权辩护也做不到了。此外,社会上更没有一个独立的中产阶级,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我实在看不出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但这绝不表示我认为党资本主义专政已一统天下,再也不可能撼动了。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没有出现一个全恃暴力而能传之久远的政权。如果焚书坑儒和偶语弃市是政权的可靠保证,那么中国今天应该还是秦始皇的世界。得力于现代发展出来的极权组织和种种科技手段,中共的专政程度已远在秦始皇、李斯之上。但上面曾论证,党资本主义主要是为先富起来的特权群体服务的,其最显著的后果之一即贫富两极化。为了维护这一特权群体,党的专政往往不免要牺牲其他贫弱群体,并因此引起他们的集体抗议、造成事件。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党天下的内在的致命弱点。

几年前,大陆媒体比较自由时,经常报导每年群体性事件和抗议,有时竟至十几万次。近几年来,媒体控制越来越严厉,我们已读不到这类统计数字。但相关信息仍然不绝于耳,例如最近卡车司机联合大罢工,喊出活不下去的口号,上海、山东、重庆、广州、安徽、江西、浙江、河南各地司机都起而响应,显示出危机蔓延之广。以中共的专政力量,它也许能把这些个别的抗议和危机一一压制下去,但这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谁也不敢说压制可以永远成功。专政一天比一天加紧,正是它害怕的反应,所谓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实是在掩饰害怕。

总结一句,我虽然看不出中国现状如何改变及何时改变,但我仍然坚信目前的极权统治并不是铁打的江山,因为存在着内在的不可克服的致命因素。无尽无休的集体抗议,每发生一次都会引起一点负面的作用。思想言论自由的全面禁绝,又切断了学术和教育的进路,整体文化势将越来越停滞不前。极权体系在短期内也许可以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稳定,但是暗地里却在不断弱化之中。

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量变总有抵达质变的一天。

刘瑜:什么让俄罗斯走到今天这一步?——看理想

这是被删减的俄罗斯篇,网上找不到来源,只有转载。为什么删了呢?因为俄罗斯跟中国的手法非常近似。

俄罗斯是不自由的民主,那中国就是不自由的专制。在不自由这部分,手法是一摸一样。靠“民族复兴”获取合法性;支持率因战争升高;煽动狂热的民粹主义;打压政治自由获取选票。除了习近平没有个人魅力,毕竟有1/5的女性想嫁给普京呢!

-> 俄罗斯的民主转型失败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暂时的失败,而是代表了一种类型。这种类型,被很多人称为“不自由的民主”。
什么叫“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最早由一个记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开始普及。从9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在新兴民主中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一些明明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政治家,却挣脱权力的制约机制,打压反对派的言论和行动空间,以此实现权力的巩固。

1997年,扎卡利亚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名字就叫“不自由民主的崛起”。在这篇文章里,他这样写道:“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西方,民主意味着自由式民主,其特征不仅仅是自由公正的选举,而且是自由主义,也就是法治、分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财产保护等等;今天,自由式民主的这两股力量,曾在西方政治传统中合二为一,却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一分为二。民主在崛起,宪政自由主义却没有与之同步。”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扎卡利亚提出“不自由的民主”这个概念,是因为他发现,民主的发展和自由的发展未必同步。我们常常假定,民主必然带来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市场自由,但是扎卡利亚发现,在新兴民主中,民主的出现未必伴随着这些自由的出现。

2018年的总统选举中,尽管普京的得票率高达77%,但是这个数字也意味着,有近1/4的选民并没有投票给他,而是投给了其它小党。但是,另一方面,无可否认的是,俄罗斯的政治自由是大打折扣的,甚至是稳步倒退的。

比如,2013年,纳瓦利内(俄语:Алексе?й Анато?льевич Нава?льный),一个比较有政治号召力的反对党人士,还参选了莫斯科的市长选举,甚至赢得了27%的选票,但是,2019年,当局就吸取教训,不让他参选了,甚至几度把他给抓起来。

那么,不能参加选举,和平集会可以吗?那得看政府的心情。反对派集会需要政府批准,而政府多半不会批准。如果一定要聚众,那就只能抓你了,抓了之后,你就有了犯罪记录,而根据法律规定,有犯罪记录的人是不能参选的。所以,这套逻辑可以说是环环相扣、行云流水。不集会游行,办个独立媒体可以吗?那就看你有没有误解“独立”的意思。过去20年,俄罗斯政府以收购、起诉、吊销执照、抓捕投资人等等方式将自由派的媒体几乎一网打尽了。

有一份报纸不服,叫《俄罗斯新报》(Novaya Gazeta),因为一直“执迷不悟”,从2001年至今,已经有6个记者被神秘谋杀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6年被杀害的女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俄语:Анна Степановна Политковская)。

这位勇敢的女记者曾经追踪报道车臣战争,激烈地批评过政府的车臣政策,但她的结局是被枪杀在自家的公寓楼里。

办报纸也危险,那做公民组织呢?不是不可以,但是显然你不能从事“极端主义”活动,至于什么叫“极端主义”,则模糊不清。而且,如果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里有国际资助,哪怕只是一个研究机构,也要登记为“外国代理”。“外国代理”听起来是不是很难听?难听,就是他们要的效果。

那个体言论呢?同样得小心掂量,尤其如果你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的话。俄罗斯的前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俄语:Михаи?л Бори?сович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一个石油大亨,因为公开批评普京被各种调查,偷税漏税、欺诈、盗窃、腐败……总有一款适合你。最后他被关了10年,被放出来后就逃亡到瑞士去了。
或许,对俄罗斯政治自由状况最鲜明的注脚,就是频繁的政治刺杀。前文提到记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神秘死亡,其实,她的死不是偶发事件,暗杀几乎是俄罗斯政治的一个传统。

最近一次的著名暗杀是针对反对派政治家涅姆佐夫(俄语:Борис Ефимович Немцов),这个人曾经在叶利钦时代担任过副总理,但在普京时代一直批评政府,曾数度入狱。2015年,就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一座大桥上,他女朋友的旁边,身中四枪,当场死亡。

俄罗斯知名反对派人士在异国他乡常常被暗杀,而且死法也经常是神秘诡异,有放射性物质中毒的、有神经中毒死亡的、有在公寓被勒死的、有在大街上被枪杀的、有自杀或者被自杀的……

这些神秘死亡往往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最后查无真相——要么是追查不了了之,要么是追踪到一个环节线索就断了,似乎所有此类的政治刺杀都有一个信息熔断机制,一旦触及到某个点,信息就会自动黑屏。

所以,从上文的描述可以看出来,俄罗斯有选举,但是少自由,这两个元素相互组合,就构成了“不自由的民主”。在这个组合当中,一个枢纽性的元素,就是魅力型的领袖:普京。事实上,魅力型领袖,不仅是当代俄罗斯政治的特色,也是几乎所有“不自由民主”政体的特点。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要成为选举当中的“常胜将军”,必须具有个人魅力。大家在媒体上可能也看到,普京一会儿赤裸着上身骑马,一会儿弹钢琴,一会儿冬泳,一会儿柔道,为了赢得民心,也是蛮拼的。

这和苏联政权后期那些令人昏昏欲睡的领袖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有一项民调甚至显示,有1/5的俄罗斯女性想嫁给普京。

普京的号召力绝不仅仅是因为他善于“凹造型”,而是因为他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了一系列价值的代言人。什么价值?经济发展、打击豪强,以及最重要的——民族复兴。

在俄罗斯,很长一段时间里,普京被视为经济救星。俄罗斯在90年代的转型之初,由于转型的阵痛,经济一度严重下滑,而普京上台之初,俄罗斯经济复苏,2000-2007年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7%。尽管这很大程度上是国际油价飙升的结果,但在很多普通的俄罗斯人看来,这是普京政府英明决策的证明。
不过,过去十年左右,普京作为经济救星的形象也陨落了。为什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际油价下跌了。过去十年,俄罗斯经济增长越来越慢。甚至,2013年以来的6年里,俄罗斯有5年真实收入下跌,2019年的真实收入比2013年下跌了10%。因此,很多分析家说俄罗斯经济遭遇了“失去的十年”。
尤其尴尬的是,这种下跌与前苏联阵营一些邻国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90年代初,俄罗斯的人均GDP与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匈牙利等中欧国家不相上下,但是到2019年,曾经的“老大”已经明显落后于这些邻国。

有些人信奉“政府越威权,经济越发展”,但是至少从前苏东阵营转型后的命运来说,并非如此,事实上,正好相反。波罗的海三国、中欧四国这些苏东国家,经济比俄罗斯更发展,政治也比它更民主和自由。

没有经济牌可打,没关系,普京还有第二张牌:打击豪强。从2000年上台伊始,普京就开始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寡头”。

大家可能知道,在叶利钦时代,国有资产私有化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公正透明性,俄罗斯崛起了一批“经济寡头”。普京上台后,对很多经济寡头展开调查、拘捕,一时间大量的经济寡头要么破产、要么被抓,普京因此树立了“不畏豪强、为民做主”的政治形象。

当然,这个形象也不完全经得起推敲,有学者分析指出,普京其实并不是打击所有的寡头,只是打击那些“不听话的”而已。在国际透明度的腐败排名中,2019年,俄罗斯在180个国家当中排名第137位,所以,反腐实在不能算是普京政府的强项。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有个口号,叫做“让美国再次伟大”,其实普京的使命感是一样的,就是“让俄罗斯再次伟大”。上台后,他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军事行动。2000年镇压了车臣叛乱,2008年入侵格鲁吉亚,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频繁介入中东战局……这一系列的动作让俄罗斯人重新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仿佛慢慢走远的帝国背影突然转身,重新回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从这张普京上台以来支持率的变化图中可以看到,普京支持率的三次高峰,恰好与他的三次军事行动吻合。

所以,不自由的民主,本质上是一种威权-民粹主义,它的一头是威权,另一头则是民粹。本来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只有3、40度,但是长期的受害者教育、复仇宣传给它慢慢加温,结果就是长期处于沸点状态。在查韦斯的委内瑞拉、埃尔多安的土耳其、欧尔班的匈牙利、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穆加贝的津巴布韦、杜特尔特的菲律宾……相似的模式不断浮现。虽然他们兜售的观念内容各不相同,有的是“樱桃”,有的是“芒果”,有的是“西瓜”,但是他们所搭售的“酸苹果”却是相似的:一个魅力型的领袖通过选举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不过,有一点扎卡利亚说的并不正确,在西方,民主也并非从一开始就是“自由式民主”,无论是法国大革命,还是德国魏玛共和国,最后都走向了“不自由的民主”。

-> 新镀金时代?(2)

“悲惨世界”叙事的另一面。上次课我们展示了皮凯蒂那张著名的图,一张关于美国不平等程度的U形图,一头是镀金时代,一头是21世纪,两头高、中间低,说明今天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回到了100多年前。这个结论看似清晰,但=第一个背景知识是,不平等是什么经济水平上的不平等?不同经济基础上的不平等,其分量是很不同的。简单来说,穷得吃不起饭,和穷得去不起夏威夷度假,含义很不同。如果我的生活能维持小康,那么我其实不介意比尔·盖茨比我富有1000倍、1万倍、100万倍。但是,如果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盖茨就算只比我富两倍,我也会感到义愤填膺。我之前的课也讲到过,19世纪时,全球贫困率是90%多,而现在是10%。在这个意义上,拿今天这个时代的不平等和镀金时代直接类比,存在着误导性。第二个必要的背景知识是,对贫困是否存在社会救济?不平等在加剧,但是,政府和社会对于处于底部的人,是否有救济措施,对于我们理解“悲惨世界”到底有多悲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是不存在福利国家的,公共服务也少得可怜,那时候的绝对贫困,就意味着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毕竟不同。皮凯蒂的图片是税前收入,并不包含财富转移信息。事实上,美国贫困率的计算标准,也不包括这个信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她有一份最低工资水平上的全职工作,其年收入接近14,000美元,确实属于美国标准的贫困。但是,她从食品券、育儿补助、税收补贴、政府医保、住房补助等方面得到的救济,加起来甚至可能与她的工资收入差不多。在无视这些社会救济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生活的悲惨程度做判断,可能会形成很不完整的印象。第三个背景知识是社会流动性。如果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同时出现,那的确非常可怕。我们在北京的写字楼看到一个年轻保安,内心有不安,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的收入和技能,很难帮助他实现向上流动,我们知道他被“困住”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哪怕他欠一屁股债,多半也不会感到同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贫困是暂时的。(只要不是学宪法学的学生…………)第四个背景知识,不平等到底是什么的不平等?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消费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在很多国家低于收入不平等。为什么消费不平等更值得关注?因为消费才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本质上指的就是消费不平等。

受害者叙事的另一面。再来看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我认为,“受害者叙事”同样有偏颇之处。在“受害者叙事”中,富人的贪婪以及他们所买通的权力,是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原因。这话当然有其道理,资本的全球化极大地压缩了蓝领工人的谈判权,这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资本家的贪婪,是否全部的事实?为什么技术进步会带来贫富悬殊?因为技术越进步,生产越自动化,工人就越多余。此外,技术进步还通过一个巨大的规模效应让富人的财富几何增长。很多研究者都发现,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本质上不是前面那10%的人的收入发生了飞跃,甚至不是前面那1%,而是最前面那0.1%,甚至0.01%。顶端1%到10%的财富总数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过去40年左右其实在减少。哪怕是0.1%到1%的人,这个比例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真正变化的,是那0.1%,0.01%。而这一小撮人的暴富,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你看美国现在的十大富豪,从贝索斯、盖茨一路下来几乎全都和技术进步有关。中国其实也有类似之处,马云、马化腾、雷军等,都是这样积累的。问题是,这些人财富的合理性,是更接近姚明还是更接近赖小民呢?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他们在暴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毕竟,我们天天都在用淘宝、微信、美团,享受了它们带来的极大便利,美国人的生活现在也是极度依赖Amazon、Facebook等。所以,虽然这0.01%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回到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放弃这些便利呢?说实话,我不愿意。除了技术进步,另外一个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以美国为例,这个变化也是双向的,既发生在穷人这边,也发生在富人这边。就穷人来看,一个致命的变化就是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以及过早的生育年龄。我看过一些反映美国贫困问题的纪录片,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大多数贫困家庭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常常是一个很年轻的母亲,自己几乎是个孩子,带着好几个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养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怎么能不陷入贫困?有些信息,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大吃一惊:美国非婚生的儿童,平均是40%,在黑人中比例甚至高达72%。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是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2018年,有正常婚姻的美国家庭,贫困率是4.7%,但是父亲缺失的单亲家庭,贫困率则接近25%。

阶级战争叙事的另一面。上次课,我谈到过学者吉伦斯的书《财富与影响力》,根据吉伦斯的观点,美国政治本质上是寡头政治,他的依据是:对比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和各个阶层的政策偏好,会发现,当富人和穷人政策偏好相抵触时,前者“得逞”的概率大得多,所以,美国民主其实是寡头政治。不过,很快有其他学者指出,这个说法夸大了美国的阶级斗争程度,为什么呢?因为高、中、低阶层,政策偏好80%的时候都是一致的,而顶部10%的人和中间选民的偏好,90%的时候一致;不但政策偏好一致性高,而且不同政策之间的排序也非常接近。换句话说,上中下层没有那么对立,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挺意气相投的。进一步看,当高收入者和中间选民意见分歧时,他们各自“如愿以偿”的比例是1:1,谈不上寡头政治。而当中高收入者和穷人意见分歧时,的确,前者更容易如愿以偿,“得逞”比例大概是4:1,但这一定是坏事吗?至少对美国左翼来说,未必。穷人的政策偏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更反对移民、更反对堕胎、更怀疑全球变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恰支持全球化、支持移民、支持堕胎权、支持环保主义等,所以,恰恰是不平等的影响力,也就是决策中的精英主义成分,使得他们的政见更有机会实现。如果说这是“寡头政治”,也未必是一种“坏的寡头政治”。当然,更富有的阶层以及游说集团具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需要改革的事实。但简单地把美国政治说成是寡头政治,有很多现象就解释不通。比如,美国的社会和福利支出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既然权力都被富人劫持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要知道,2017年,top 1%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21%,但是他们交的联邦收入税,占联邦收入税总额的38.5%,也就是说,他们收入高的不成比例,但是他们交的税更不成比例。事实上,top 1%交的联邦收入税,超过底部90%的总和。其实,抛开数字,观察实际的富豪,就会发现,“阶级斗争”论存在漏洞。盖茨把几千亿美元捐出来做慈善,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要知道,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巴菲特则主动抱怨他的税率太低,强烈要求政府给自己加税,又是为了什么既得利益?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而拜登主张给富人加税,如果华尔街人士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他们应该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对不对?但事实是,到2020年大选前,金融界给拜登的捐款比给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所以,和我们前面谈到韩国时的情况类似,观念的力量有时候会战胜利益的考虑。

->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
《小丑》不是一个孤立的电影作品,它代表着一个潮流。从电影到学术,从媒体报道到文学记录,对不平等的愤怒日益升温,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观察现实政治,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无论是早些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前两年的黄背心运动,无论是特朗普上台,还是英国退欧,似乎都和不平等上升所激发的社会怨恨有关。关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在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哪个学者比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更有影响力了。可以说,他是那个“吹响集结号”的人。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一本700页的学术作品,据说两年内就卖了200万册。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热销,可能比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更值得关注,因为这种热销背后,标志着社会思潮的重大变迁。在皮凯蒂的书中,有一张流传极广的图片(图5-6)。图中的曲线呈现出U形,一头是20世纪初,也就是“镀金时代”的尾声,收入前10%的美国人,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0%~50%,中间这个比例不断下滑,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回升,到21世纪初,又回到了40%~50%。不过,说到不平等,其实最严重的既不是发生在美国,也不是发生在中国或者任何具体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全球各国之间。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他2011年发表的研究,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和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的收入重合,也就是说,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平均收入和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喀麦隆顶部5%的人口,和德国最穷的5%的人口重合;英国最穷的人和津巴布韦最富的人,有8%的重合度;等等。所以说,富国的穷人对于本国的富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又是相当幸运的。

贫富悬殊问题一:道义上不公平。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主要被他的出生地点或者出身阶层决定,这不合乎人类的道德直觉。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年轻的快递、保安、保洁、阿姨、服务员等。这些人大多应该是农村的留守儿童出身,通常是从小父母出门打工,没人管他们的教育,初中辍学,之后外出打工,四处漂流。有时候,从他们手里接过快递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这里面有多少人本来可以是科学家、律师、作家、歌手?经济不平等还可能传导到政治系统,成为政治不平等,腐蚀公共决策。这一点,在威权体制下,相对容易理解,毕竟,当权力被垄断,资本主义很容易成为“裙带资本主义”,有钱人通过关系搞定各种工程、项目,是司空见惯之事。但是,在民主制度下,经济不平等也可能腐蚀民主的根基。比如,学者吉伦斯(MartinGilens)写过一本 书,叫作《财富与影响力》(Affluence andInfluence),就是表达这个观点。他研究了美国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对比公共政策和不同阶层的政策偏好,发现当穷人和富人偏好不一致时,政策合乎富人偏好的概率要大得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美国政治本质上其实是寡头政治。不少其他学者观点类似,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旦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会沦为寡头统治。当然,这些观点也受到一些争议,我们下一讲还会再涉及。

贫富悬殊问题二:影响经济发展。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有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只能二选一,为了效率,就不得不牺牲公平。也许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话有一定道理,毕竟,资源极度稀缺时,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再分配,就意味着投资的枯竭,经济发展失去动力。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过度不平等不但无助于效率,甚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很穷,也就是消费能力低下,那么经济发展同样会失去动力。你这边拼命投资生产,那边没人花钱消费,资本家迟早也会走向破产。大家可能听说过凯恩斯的一个观点,叫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根据这个观点,越穷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强。对于穷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刚需,所以他的钱会更快地回到经济循环当中去。这些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产能过剩”,其实,对于很多行业来说,所谓“产能过剩”,换一种说法,就是“消费不足”。为什么消费不足?李克强总理说了,有6亿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这怎么刺激消费?所以,所谓产能过剩,背后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经济不平等。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新冠疫情,很多国家启动了“直接发钱”的项目。美国每个中低收入者收到1200美元的疫情补贴,有孩子的还另外加钱。一个三口之家大约能收到3000美元。这种直接发钱的做法,固然有人道主义救济的成分,但其实也是在“救经济”。政府很怕疫情暴发后,人们因为缺钱而消费锐减,结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动力。所以,平等不是增长的敌人,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增长的朋友。大家可能都听到过一个说法,叫作“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至它是否存在,存在着很多争论,但是,至少有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发生,原因就是高度的不平等。为什么?因为观察显示,凡是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毕业”,进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国家,比如东亚一批国家、中东欧一批国家,都是经济相对平等的国家,而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止步不前的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之类的,都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的国家。

贫富悬殊问题三:政治极化。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到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暴力革命的标准导火索。如果说在古代,宿命主义的世界观还让民众对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不到快要饿死了就不起义,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主义世界观,则使得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巴西的政治这些年也是非常动荡,左右撕裂非常严重。左翼力量代表、前总统卢拉,在下台后居然还被以贪腐的罪名送进了监狱,而他的接班人罗塞夫干脆被弹劾,右翼势力代表、现总统博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的特朗普,自2018年当选以来,不断遭受各种抗议示威、调查弹劾。双方的群众基础则在街头经年不息地发生对抗。我们前面讲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讲到过,一边是“达沃斯人”,冲出本国的小市场,走向全球的大市场,财富直线上升;一边是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因为产业转移、技术更新、移民竞争,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于是,怨恨点燃了右翼民粹主义。2015年,以“社会主义者”自称的桑德斯还是民主党人中的一个异类,当时民众对他有“正面看法”的只有12%,但是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3%,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更是接近60%。2020年8月有个新闻,因为对亚马逊最低工资不满,有抗议者到贝索斯家门口架了一个断头台。说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觉得,那解决办法很简单啊,“打土豪、分田地”,大规模地再分配财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如果有人拦着这个方案,那他一定是非蠢即坏,为“既得利益集团”摇旗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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