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皮诺切特之后
这是否说明，新自由主义独裁比左派独裁更好？

-> 从政治上而言，皮诺切特的统治是残酷的。在其在任的17年间，也就是1973—1990年，据调查，有3000人左右因为政见被处决，有近3万人遭受酷刑，有数十万人流亡海外。电刑、水刑、直接打死、消失、强奸等国家恐怖主义，在皮诺切特时代司空见惯。但是，这种残酷迫害不仅仅是智利独有，在当时的拉美很常见。阿根廷的军政府下，“消失”的左翼人士甚至高达3万人，是智利的10倍。巴西军人统治时期，残酷的虐待和杀害也时有发生。我去年看过一部电影，叫《一个12年的夜晚》，讲乌拉圭军事统治时期的历史，据说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才发现原来乌拉圭的军政府也极其残忍。但是，这些国家的军事首脑并没有成为广为人知的“国际名人”。可见，皮诺切特的特殊性，并不仅仅在于他的政治残酷。那么，皮诺切特特殊在哪儿？应该说，主要在他的经济遗产。直到今天，说到皮诺切特，人们会自动联想到哪些关键词？芝加哥小子、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对不对？把这些词串起来，就是这样一个印象：皮诺切特上台后，逆转了阿连德政府的极左经济政策，重用了一批被称为“芝加哥小子”的经济学家，启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也就是降低关税、解除进出口审批制度、削减政府开支、私有化、去管制化等，而这些改革措施促进了智利的经济起飞。

皮诺切特下台之后呢？事实上，不仅仅智利的经济起飞是在威权体制下出现的，历史上一批右翼威权国家都出现了显著的经济增长：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两蒋时代的中国台湾地区、苏哈托时期的印尼、弗朗科统治后期的西班牙，等等。针对此类国家或地区，一些人提出一个看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威权体制是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或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经济的显著发展，恰恰是因为铁腕政治压制了左翼政治力量，预防或者逆转了经济民粹主义，从而使其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得以展开。不妨把这个观点称为“威权增长论”。显然，与“威权增长论”相对的，是“民主衰退论”。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这个看法，那些依靠威权体制发展起来的国家，一旦走向民主化，其激进左翼力量就会依靠人数优势上台，通过民主程序实施激进左翼经济政策——劫富济贫，国有化，推动贸易保护主义。而这些政策的结果就是财政崩溃、通货膨胀失控、投资者被吓跑……总之，经济衰败指日可待。那么，这种“民主衰退论”的情况在智利出现了吗？有趣的是，皮诺切特自己提供了揭晓答案的机会。1988年，或许是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过度自信，或许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局势的变化，皮诺切特居然同意了就其去留问题接受公投。结果，令皮诺切特大跌眼镜的是，智利民众并没有对他任下的经济发展感恩戴德，而是以56%对44%的比例选择让他下台。面对国内外舆论压力，皮诺切特咬咬牙接受了公投结果。1989年，智利举行了近20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皮诺切特下台，基督教民主党上台，智利自此走上政治转型道路。对这些问题，智利之后30年的发展轨迹给出了回答。第一，智利最大幅度的经济发展，是在1989年转型之后，而不是之前。皮诺切特在任期间，虽然经济也有发展，但是其实并不像很多人传说的那么神奇。1973年他上台时，智利人均GDP是1640美元，1990年他下台时是2500美元左右，上升52%，的确是一个显著发展，但是谈不上是重大奇迹。仔细观察这个阶段的经济变化轨迹，会发现，早期的经济快速增长后，在1981—1985年间，有一个大的下滑，这是因为当时智利遭遇了一场重大金融危机。之后，1985—1989年间，智利经济虽然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达到7%，但是，这很大程度上是在之前衰退基础上的反弹性增长。智利经济真正的“奇迹”，其实发生在1990年民主转型之后，人均GDP从2500美元左右一路上升到2019年的近15,000美元，涨了接近6倍。第二，智利的经济，是在1990年左右才开始甩开拉美的平均水平，大体而言一路上扬，成为拉美世界的佼佼者。近年，智利已经成为南美洲最富有的国家，而1990年时，智利在拉美只是处于一个中游水平，甚至不如当年的古巴。与周边几个国家对比，可以看出来，1990年智利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的人均GDP大体不相上下，但是到2019年，当智利的人均GDP到达15,000美元左右时，巴西是8700美元，阿根廷是9900美元，墨西哥是9950美元，智利可以说是名列前茅。

事实上，不但智利没有出现转型后的经济衰退，许多其他威权国家转型后也没有发生此类变化。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张图（图5-3），这是一组右翼威权国家转型前后的经济发展轨迹。注意，我刻意选择了一组转型前为“右翼威权主义”的国家，就是为了观察转型后是否会出现“左翼民粹主义”的浪潮。印尼1998年启动转型，从1998年到2019年，人均GDP从500美元左右上升到4100多美元。韩国1987年启动转型，从1987年到2019年，人均GDP从3500多美元升至31,000多美元。西班牙的轨迹类似，佛朗哥1975年去世，当时西班牙人均GDP是3200多美元，2019年则变成29,000多美元。总之，一些人所预言的“民主衰败论”，至少到目前为止，在这些国家似乎并没有发生。经济没有走向衰败，经济自由度也没有随着民主转型而倒退，传说中的“杀鸡取卵”“多数暴政”“利用选票打土豪、分田地”，在新兴民主当中显然有，但是并不多见。弗雷泽研究所（FraserInstitute）有一个经济自由度的评估数据库，叫作“经济自由度指数”（Economic Freedom Index）数据库。根据这个数据库，在新兴民主的有可对比数据的国家中，几乎所有国家转型后的经济自由度都超过了转型前。“经济自由度”这样的概念可能还是太抽象，不妨用一个更清晰的指标来观察变化趋势——最高边际税率。毕竟，针对收入最高的人收多少税，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劫富济贫”的激进程度。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图（图5-4），这是我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中的税率信息，针对一组前右翼威权案例做的图。可以看出，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最高收入税率都出现了下降，也就是说，转型后蛋糕并没有被切走更多，反而切得更少了。

为什么在所有这些转型拉美国家中，智利的经济表现突出，而其他诸多国家或者经济增长乏力或者经济大起大落？以阿根廷为例，1983年转型以来，经济基本上处于过山车模式。巴西的起点和智利差不多，21世纪初也曾一度经济显著增长，但是2011年后，经济一路下行，人均GDP从13,000多美元跌至2019年的8800多美元。委内瑞拉的经济噩梦就更不用说了。智利与这些国家有什么不同？简而言之，智利政府虽然抛弃了皮诺切特的政治威权主义，但是继承并坚持了他的经济自由主义遗产，而其他这些国家或多或少卷入了一场所谓的“粉红色革命”。智利躲过了大规模的经济灾难。从1990年到2018年，智利的经济平均增长率维持在4.7%左右。更可贵的是，智利在经济实现相当增长的同时，经济不平等程度还有明显的下降，基尼指数从1990年的0.57降至2017年的0.44。虽然仍然很高，但是相比周边那些大刀阔斧实施左翼经济政策的“粉红国家”，降幅一点也不小。2020年，根据经济自由度指数数据库的数据，智利排在全球第14位，在所有拉美国家中遥遥领先。财政纪律方面，智利吸取自身历史上债务危机的教训，2001年以来，建立了“结构性平衡规则”，政府不仅仅根据当下的财政收入，而且根据可预测的将来收入来决定财政支出，从而将国际市场的周期性风险纳入财政政策考虑。因此，与阿根廷、委内瑞拉那种“有钱时大手大脚、没钱时外债高筑”的做法不同，智利实行的是“反周期财政政策”。这种居安思危的做法，结果就是当周边国家频繁陷入债务危机，智利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反而是在很长时间内呈下降趋势。智利的货币政策也相当稳健，由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始终受到尊重，银行没有成为政府的印钞机。因此，智利的通货膨胀率总体呈持续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26%降至2018年的2.4%；这与同时期委内瑞拉的天文数字形成鲜明对比。对外开放方面，智利更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税率不断降低，与诸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税费占利润的比例，玻利维亚是84%，巴西是65%，阿根廷甚至是106%——说实话，企业每挣100元，上交106元，我还真没看懂是怎么回事，可能阿根廷人的数学是探戈舞老师教的。智利是多少呢？34%，远远低于周边国家。所以，从数字上看，皮诺切特时期的人均GDP虽然未必那么惊人，但是他确实是给智利切换了一个经济轨道，并以路径依赖的方式把智利嵌入一个新的历史惯性中。从这个角度来说，皮诺切特的确是将智利塑造成了拉美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当然，皮诺切特的经济遗产也并非都是正面的，比如，他的私营养老金体系到目前已经千疮百孔，致使智利出现了相当严重的老年人贫困问题。智利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也不是教条式的，转型后的民主政府也出台了一定的扶弱济贫政策、限制国际资本流动的金融政策等。遗憾的是，近年智利明显有经济民粹主义重新抬头之势。2010年以来，智利开始出现各种要求免费这个、免费那个的抗议。2019年底的超大规模抗议，则是这种情绪的一次总爆发。这次大游行，大家可能有所耳闻。2019年10月，基于其财政平衡原则，政府宣布公车车票涨价30比索，也就是不到4美分，这个貌似无关痛痒的决定，却意外地触发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全国性抗议，在有些地方甚至演变为大规模暴力骚乱。抗议的目标从车票逐渐扩散到物价、养老金、贫富悬殊、医保、最低工资等。总之，对30比索的抗议，最后演变为对所谓“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集体声讨。据报道，抗议浪潮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就是：不是因为30比索，而是因为30年。但是，点滴改良的必要性是一码事，推翻整个经济模式则是另一码事。当一些人认定智利的问题症结是“30年的新自由主义”，不要忘记，正是这种令其唾弃的“新自由主义”，让智利成长为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佼佼者。我们不能假定，当我们把一棵树推倒，它的果实还会继续生长。

委内瑞拉：如何毁掉一个国家？
致命的自负：典型案例。

-> 委内瑞拉则正相反，1999年查韦斯上台之际，它的人均购买力GDP在拉美顶端，但是20年后的今天，委内瑞拉经济成为一片废墟，贫困率高达90%。当然，这片经济废墟，你光从委内瑞拉的官方GDP数据上是很难看到的，因为委内瑞拉经济从2015年左右开始崩溃，于是，政府从2015年开始停止发布GDP数据，可谓现代版的掩耳盗铃。一个是通货膨胀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2018年这一年，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000,000%。另一个指标是难民数据。叙利亚内战导致480万难民外逃，委内瑞拉呢？截至2019年底，有460万人，也就是其人口的16%外逃。委内瑞拉医生去哥伦比亚端盘子，律师去秘鲁扫大街，老人儿童在墨西哥沿街乞讨，这样的故事太多了。和平年代出现如此之多的逃难者，委内瑞拉的确是创造奇迹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从2013年到2019年，委内瑞拉的真实GDP缩水了65%。查韦斯，何许人也？一言以蔽之，一个左翼民粹主义者。这个人是个贪污腐败的窃国贼吗？其实不是。不但不贪，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同情心爆棚的现代罗宾汉。1992年，还是一个普通军官的他，因为对委内瑞拉的贫富悬殊不满，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充满怨恨，加入了一场政变。政变失败了，当时，他作为军人代表在电视直播中表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达成目标，我对失败承担全部责任。”事后，他被投进监狱。但是，当时全国民众都记住了这张年轻、勇敢的脸庞。1994年他被新总统特赦出狱的时候，受到了民众英雄凯旋般的欢迎。1999年，人们干脆抛弃了那些传统政党，以压倒性的优势把这个现代罗宾汉选上了台去。现在，他终于可以抛弃“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大刀阔斧地施展自己的经济蓝图了。他给这个蓝图起了一个名字，叫作“21世纪的社会主义”。“21世纪的社会主义”，使命是什么？就是打击豪强、扶弱济贫、实现“社会正义”，用查韦斯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挑战特权精英，把权力交还给穷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一边改组委内瑞拉最大的石油企业PDVSA，以确保石油收入能够流入国库当中；另一边用滚滚而来的石油收入，建设各种扶弱济贫的“社会项目”。左手取钱，右手撒钱，可谓行云流水。我简略介绍几个此类社会项目，大家就能明白为什么我说查韦斯是“现代罗宾汉”了。第一，Mission Mercal。这个Mission Mercal是干什么的呢，是针对穷人的食品补贴项目，保证穷人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食品。据报道，全国1.6万个商店加入该计划，高峰期雇用了8万 多 人 ， 1000 多 万 穷 人 受 益 于 该 项 目 。 第 二 ， Mission BarrioAdentro。这是“走入贫困社区”的医疗项目，用意是改变医疗资源的贫富悬殊。报道称，数千个社区医疗诊所建立起来，高峰期有3万多个医生在其中工作，包括1万多个外援的古巴医生。第三，MissionRobinson。这是针对贫困人口的教育扫盲运动。为达成目标，政府动员大量士兵深入偏远地带，挨家挨户去普及识字。第四，MissionZamora。这是一个土地改革项目，不但农村的土地大量再分配，城市贫民窟的“临时搭建”住房也都统统被追认了产权。此类项目还有很多很多，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仅仅从我列举的这几个，大家应该已经能够看出，查韦斯真的是“一颗红心为人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为了确保这些项目不被既有的官僚集团颠覆破坏，查韦斯还专门成立了无数的“社区委员会”，在农村是数十家一组，在城市是数百家一组，让普通民众加入这些社区委员会，由他们来参与决策，决定政府分配的资源怎么用，并监督官员是否公正、清廉。截至2010年，全国成立了大约两万个这样的“社区委员会”。除了“社区民主”，查韦斯也特别强调“企业民主”。用他的话来说：“工人在一个工厂工作，却不知道公司怎么运转的，这是不对的！生产计划是什么？如何管理的？资源如何分配的？……整个的生产过程，都应该由工人来控制！”经济上扶弱济贫、打击豪强，政治上推动基层民主、打击官僚，外交上，查韦斯则是个不畏强权的“反美斗士”。他在电视上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把同时期的美国总统小布什称为“魔鬼”和“蠢驴”，布莱尔则是“帝国主义走狗”。与此同时，和他一样、敢和美国叫板的阿萨德是“兄弟”，穆加贝是“自由战士”，而卡扎菲则是他心目中的“革命烈士”。正是因为这些激进左翼理念和措施，让查韦斯在委内瑞拉赢得了无数人心。1998年，他以一匹黑马的身份赢得大选后，成为无数委内瑞拉人的精神教父。之后，接下来的15年里，除了一次公投和一次议会选举，查韦斯和他支持的力量赢得了几乎所有选举或公投。即使是那次失败的公投，也被后来的公投推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查韦斯越来越受到底层民众的爱戴。1998年，赢得总统选举时，他的领先优势是16%；2000年大选，优势提升到了22%；2006年，26%。2012年的选举虽然只领先11%，但这是在他公布了癌症消息后得到的选举结果——对一个体力上已经无法胜任的人委以如此重任，民众对他可以说是“一往情深”。2013年他去世时，上百万民众深夜守候十几个小时，无数人声泪俱下，只为给他送葬。哪怕他去世几年之后，也就是查韦斯模式已经走向破产的时候，2017年一项调查仍然显示，有79%的委内瑞拉民众选择查韦斯为其“最喜爱的总统”。不但在国内深受爱戴，查韦斯在国际上也“粉丝”无数。美国政治家桑德斯曾表示：“现在是委内瑞拉更可能实现美国梦。”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则认为，查韦斯“展示了一种不同的、更好的道路，它叫作社会主义、叫作社会正义”。查韦斯去世时，好莱坞演员西恩·潘写道：“全世界的穷人失去了他们的领路人。”著名导演奥利弗·斯通则表示：“我为一个真正的英雄哀悼。”

这样一个“穷人的领路人”，一个“真正的英雄”，为什么将委内瑞拉带入了经济灾难？可能有人会说，查韦斯2013年去世，委内瑞拉经济危机2014年后出现，问题肯定完全出在他的继任者马杜罗。这种说法其实不对。为什么？因为无论是经济路线、外交政策还是政治倾向，马杜罗都完全继承了查韦斯的遗产。他自己也是查韦斯一手栽培，最后成为查韦斯指定的接班人。所以，查韦斯虽然死了，但是查韦斯主义还在。

国际石油价格。查韦斯那一套“左手取钱、右手撒钱”的经济模式之所以搞得下去，是因为他在任期间，刚好赶上国际油价的大幅上升。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页的国际油价变化图，1999年他刚上台时，油价是20美元左右一桶，到2013年他去世时，爬升至110美元左右，最高峰期甚至到达过170美元左右。马杜罗却没有这个运气，他一上台，国际油价就开始节节下跌，从110美元左右跌到现在的40美元上下。倒霉的马杜罗，接过了查韦斯办得如火如荼的盛宴，却发现冰箱里已经开始弹尽粮绝。为了实现所谓“社会公平”的伟大理想，查韦斯犯了一些教科书式经济政策的错误。第一，过度开支，寅吃卯粮。反正大地在喷钱，不花白不花。于是，委内瑞拉的社会开支一路攀升，直到地下取款机突然停电为止。第二，大搞国有化，打击民营经济。本来，石油产业萎缩，如果其他行业、企业能够顶上，经济或许也能挺住，但是查韦斯严重削弱了民营经济。据统计，查韦斯政府征收了一千多个企业和农场，征收价格往往严重低于市场价格；那些没有被征收的，也因为政府的种种管制政策而破产或主动关门，比如政府强行要求企业低价出售商品，不断提高最低工资，要求企业“民主化管理”，要求银行必须提供“社会性贷款”……总之，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有报道称，1999年委内瑞拉有49万个私人公司，但是到2018年，只剩28万个。第三，煽动经济民族主义。比如，他坚决要收回石油公司的美资股份，当美国的两大石油公司拒绝转移股权时，他一纸令下，以极低的价格强征了这两个公司。马杜罗上台后，这一套经济民粹主义更是变本加厉。他在经济政策方面的第一个举动是什么呢？就是发动所谓的“经济战争”。什么叫“经济战争”？很简单，不让商店和企业涨价。根据他的理论，委内瑞拉的经济困难是因为贪得无厌的资本家囤积居奇，以此破坏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挽救困局的办法就是不让涨价。你非要涨价怎么办，那就派军队来“占领商店”。一边是生产成本急剧地通货膨胀，一边是商品不让涨价，结果是什么？结果当然是商店关门大吉了。于是，委内瑞拉的短缺经济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短缺经济造成人们到处排长队买东西，而政府觉得超市门口到处排长队太有损国家形象了，于是发明出各种办法限制排队，比如，只能在超市后门或者车库排队，或者人们按照身份证号码轮流出门排队。

经济乌托邦主义倒推政治独裁。我经常会听到一种说法，查韦斯主义出了问题，不是因为经济模式有问题，而是因为查韦斯和马杜罗走向了政治独裁，所以，政策是好的，但是好鸡蛋被坏大厨给炒坏了。我认为，这个说法也不对。的确，查韦斯和马杜罗的统治越来越威权化，这与委内瑞拉的经济危机同步发生，但是这里面的因果关系，主要不是他们的威权政治打破了经济蓝图，而是他们的经济蓝图倒推出了威权政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的经济理念太依赖一套“敌我话语”了，他们的经济模式也太依赖政府集中资源了，所以必须要依靠强力去“专政”那些反对派势力：强取豪夺的资本家、囤积居奇的商店老板、新自由主义的阴谋家、给美帝国主义代言的媒体……而所有的政治反对派和公民社会批评者，一定都是捍卫等级压迫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为了神圣的“人民利益”，镇压这些强大的、邪恶的势力，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选择”。这就像你想要让一颗石头一直向上滚去，就必须形成强大的助推力。查韦斯上台后，通过各种方式打击制衡他的反对派力量。2000年，支持他的“第五共和国运动”党赢得议会多数席位，议会从此成为橡皮图章。事实上，为了绕开碍手碍脚的议会反对党，议会曾经四次授权总统实行“政令统治”。什么叫“政令统治”？就是允许查韦斯无须经过议会批准就制定公共政策。简单来说，就是议会选择周期性地“自杀”来成全查韦斯的大权独揽。搞定了立法机构，再来搞定司法机构。查韦斯一上台，就对司法系统展开了“大换血”，无数法官被解职。为了让最高法院臣服于执政党，查韦斯把大法官从20个增加到32个，从此保证了最高法院的政党忠诚。此后，面对司法系统，查韦斯可以说如履平地。对付不听话的市场媒体，政府也有各种办法：拒绝续发经营许可证、罚款、起诉、禁止国有企业发放广告、给支持政府的电视台发放补助等。所有这些做法，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记忆力好的朋友可能已经想起来了，我前面讲到过一个概念——不自由的民主。查韦斯时代的委内瑞拉，是不自由民主的又一个典型。不过，从2009年左右开始，大多数的国际政体评估机构已经不再把委内瑞拉视为“民主政体”，哪怕是不自由的民主。马杜罗没有查韦斯式的魅力，于是，他更多地诉诸强力。查韦斯去世后，2015年反对党赢得议会选举，委内瑞拉终于迎来了转机，很多人以为委内瑞拉会从此走出查韦斯主义。结果，马杜罗通过最高法院剥夺了新议会的权力，另立了一个听话的议会。2016年，反对派发起总统召回公投，这次，马杜罗控制的选举委员会中止了公投。2019年初，反对党领袖瓜伊多宣布另立政府，但是没能争得军队的支持。核心的反对派领袖要么被抓捕，要么被迫流亡海外。有一种看法认为，马杜罗是独裁者，而查韦斯则是民主英雄，这实在只是一种自欺。当马杜罗利用最高法院来剥夺新议会的立法权时，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正是因为当年查韦斯对司法系统的驯服。当马杜罗面对新议会“急中生智”另立“制宪议会”时，这不过是对查韦斯1999年做法的“复刻”而已。经济灾难如此深重，为什么军队还不倒戈？同样是因为查韦斯当年在军队中安插了无数亲信。

可以说，委内瑞拉走到今天，不是源自“坏人”的贪婪腐败，而恰恰是源自“好人”的道德激情。当正义感变得不容置疑，当平等成为唯一的宗教，恶的大门也可以被善的手指敲开。历史上，无数通往悲剧的道路由斩钉截铁的道德激情所铺陈，拉美的民调显示，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多数民众都认为，自己的国家“还不够社会主义”，全球许多国家的年轻人都在急速左转，看起来，“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方兴未艾。

-> 新镀金时代？不平等的幽灵
《小丑》不是一个孤立的电影作品，它代表着一个潮流。从电影到学术，从媒体报道到文学记录，对不平等的愤怒日益升温，给人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观察现实政治，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无论是早些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还是前两年的黄背心运动，无论是特朗普上台，还是英国退欧，似乎都和不平等上升所激发的社会怨恨有关。关于经济不平等的上升，在当今世界，恐怕没有哪个学者比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更有影响力了。可以说，他是那个“吹响集结号”的人。他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一本700页的学术作品，据说两年内就卖了200万册。某种意义上，这本书的热销，可能比这本书的内容本身更值得关注，因为这种热销背后，标志着社会思潮的重大变迁。在皮凯蒂的书中，有一张流传极广的图片（图5-6）。图中的曲线呈现出U形，一头是20世纪初，也就是“镀金时代”的尾声，收入前10%的美国人，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40%～50%，中间这个比例不断下滑，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回升，到21世纪初，又回到了40%～50%。不过，说到不平等，其实最严重的既不是发生在美国，也不是发生在中国或者任何具体的国家，而是发生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全球各国之间。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根据他2011年发表的研究，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和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的收入重合，也就是说，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平均收入和美国最穷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喀麦隆顶部5%的人口，和德国最穷的5%的人口重合；英国最穷的人和津巴布韦最富的人，有8%的重合度；等等。所以说，富国的穷人对于本国的富人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对于穷国的穷人来说，又是相当幸运的。

贫富悬殊问题一：道义上不公平。一个人的命运如果主要被他的出生地点或者出身阶层决定，这不合乎人类的道德直觉。大家可能和我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很多年轻的快递、保安、保洁、阿姨、服务员等。这些人大多应该是农村的留守儿童出身，通常是从小父母出门打工，没人管他们的教育，初中辍学，之后外出打工，四处漂流。有时候，从他们手里接过快递的时候，我会忍不住想：这里面有多少人本来可以是科学家、律师、作家、歌手？经济不平等还可能传导到政治系统，成为政治不平等，腐蚀公共决策。这一点，在威权体制下，相对容易理解，毕竟，当权力被垄断，资本主义很容易成为“裙带资本主义”，有钱人通过关系搞定各种工程、项目，是司空见惯之事。但是，在民主制度下，经济不平等也可能腐蚀民主的根基。比如，学者吉伦斯（MartinGilens）写过一本 书，叫作《财富与影响力》（Affluence andInfluence），就是表达这个观点。他研究了美国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对比公共政策和不同阶层的政策偏好，发现当穷人和富人偏好不一致时，政策合乎富人偏好的概率要大得多。因此，他得出结论说，美国政治本质上其实是寡头政治。不少其他学者观点类似，他们的结论都是：一旦一个社会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会沦为寡头统治。当然，这些观点也受到一些争议，我们下一讲还会再涉及。

贫富悬殊问题二：影响经济发展。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有一种常见的看法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只能二选一，为了效率，就不得不牺牲公平。也许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话有一定道理，毕竟，资源极度稀缺时，把有限的资源用于再分配，就意味着投资的枯竭，经济发展失去动力。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过度不平等不但无助于效率，甚至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为什么？很简单，经济发展不仅需要投资，也需要消费。如果一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都很穷，也就是消费能力低下，那么经济发展同样会失去动力。你这边拼命投资生产，那边没人花钱消费，资本家迟早也会走向破产。大家可能听说过凯恩斯的一个观点，叫作“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趋势”。根据这个观点，越穷的人边际消费倾向越强。对于穷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刚需，所以他的钱会更快地回到经济循环当中去。这些年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产能过剩”，其实，对于很多行业来说，所谓“产能过剩”，换一种说法，就是“消费不足”。为什么消费不足？李克强总理说了，有6亿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这怎么刺激消费？所以，所谓产能过剩，背后相当一部分原因，还是经济不平等。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新冠疫情，很多国家启动了“直接发钱”的项目。美国每个中低收入者收到1200美元的疫情补贴，有孩子的还另外加钱。一个三口之家大约能收到3000美元。这种直接发钱的做法，固然有人道主义救济的成分，但其实也是在“救经济”。政府很怕疫情暴发后，人们因为缺钱而消费锐减，结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动力。所以，平等不是增长的敌人，甚至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是增长的朋友。大家可能都听到过一个说法，叫作“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至它是否存在，存在着很多争论，但是，至少有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发生，原因就是高度的不平等。为什么？因为观察显示，凡是能够从中等收入水平“毕业”，进入发达国家阵营的国家，比如东亚一批国家、中东欧一批国家，都是经济相对平等的国家，而那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止步不前的国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之类的，都是贫富悬殊非常严重的国家。

贫富悬殊问题三：政治极化。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到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暴力革命的标准导火索。如果说在古代，宿命主义的世界观还让民众对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不到快要饿死了就不起义，启蒙运动以来的平等主义世界观，则使得民众对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巴西的政治这些年也是非常动荡，左右撕裂非常严重。左翼力量代表、前总统卢拉，在下台后居然还被以贪腐的罪名送进了监狱，而他的接班人罗塞夫干脆被弹劾，右翼势力代表、现总统博索纳罗，被称为巴西的特朗普，自2018年当选以来，不断遭受各种抗议示威、调查弹劾。双方的群众基础则在街头经年不息地发生对抗。我们前面讲经济全球化的时候讲到过，一边是“达沃斯人”，冲出本国的小市场，走向全球的大市场，财富直线上升；一边是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因为产业转移、技术更新、移民竞争，越来越成为“多余的人”，于是，怨恨点燃了右翼民粹主义。2015年，以“社会主义者”自称的桑德斯还是民主党人中的一个异类，当时民众对他有“正面看法”的只有12%，但是到2018年，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53%，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更是接近60%。2020年8月有个新闻，因为对亚马逊最低工资不满，有抗议者到贝索斯家门口架了一个断头台。说到这里，你们可能会觉得，那解决办法很简单啊，“打土豪、分田地”，大规模地再分配财富，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如果有人拦着这个方案，那他一定是非蠢即坏，为“既得利益集团”摇旗呐喊。

@momoro 通往地獄的路總是善意鋪成的。

@momoro 受教了,中国的近代不也是这样,从北洋到国民党再到共产党以至于文化大革命,人们总是追求彻底的革命,尽善尽美的民主制度,结果新的往往不如旧的

@sunrise 他們都不肯下臺，民主文化難以生根……中國三十年内都沒什麽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