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镀金时代?(2)

“悲惨世界”叙事的另一面。上次课我们展示了皮凯蒂那张著名的图,一张关于美国不平等程度的U形图,一头是镀金时代,一头是21世纪,两头高、中间低,说明今天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回到了100多年前。这个结论看似清晰,但=第一个背景知识是,不平等是什么经济水平上的不平等?不同经济基础上的不平等,其分量是很不同的。简单来说,穷得吃不起饭,和穷得去不起夏威夷度假,含义很不同。如果我的生活能维持小康,那么我其实不介意比尔·盖茨比我富有1000倍、1万倍、100万倍。但是,如果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那么,盖茨就算只比我富两倍,我也会感到义愤填膺。我之前的课也讲到过,19世纪时,全球贫困率是90%多,而现在是10%。在这个意义上,拿今天这个时代的不平等和镀金时代直接类比,存在着误导性。第二个必要的背景知识是,对贫困是否存在社会救济?不平等在加剧,但是,政府和社会对于处于底部的人,是否有救济措施,对于我们理解“悲惨世界”到底有多悲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镀金时代,是不存在福利国家的,公共服务也少得可怜,那时候的绝对贫困,就意味着在生死线上挣扎。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毕竟不同。皮凯蒂的图片是税前收入,并不包含财富转移信息。事实上,美国贫困率的计算标准,也不包括这个信息。一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孩子,如果她有一份最低工资水平上的全职工作,其年收入接近14,000美元,确实属于美国标准的贫困。但是,她从食品券、育儿补助、税收补贴、政府医保、住房补助等方面得到的救济,加起来甚至可能与她的工资收入差不多。在无视这些社会救济的情况下,对一个人生活的悲惨程度做判断,可能会形成很不完整的印象。第三个背景知识是社会流动性。如果贫富悬殊和阶层固化同时出现,那的确非常可怕。我们在北京的写字楼看到一个年轻保安,内心有不安,是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的收入和技能,很难帮助他实现向上流动,我们知道他被“困住”了。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法学院的学生,哪怕他欠一屁股债,多半也不会感到同情,因为我们知道,他的贫困是暂时的。(只要不是学宪法学的学生…………)第四个背景知识,不平等到底是什么的不平等?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比收入或财富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消费不平等,而消费不平等的程度,在很多国家低于收入不平等。为什么消费不平等更值得关注?因为消费才真正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本质上指的就是消费不平等。

受害者叙事的另一面。再来看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我认为,“受害者叙事”同样有偏颇之处。在“受害者叙事”中,富人的贪婪以及他们所买通的权力,是不平等加剧的核心原因。这话当然有其道理,资本的全球化极大地压缩了蓝领工人的谈判权,这是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资本家的贪婪,是否全部的事实?为什么技术进步会带来贫富悬殊?因为技术越进步,生产越自动化,工人就越多余。此外,技术进步还通过一个巨大的规模效应让富人的财富几何增长。很多研究者都发现,美国的贫富差距明显拉大,本质上不是前面那10%的人的收入发生了飞跃,甚至不是前面那1%,而是最前面那0.1%,甚至0.01%。顶端1%到10%的财富总数占全国总量的比例,过去40年左右其实在减少。哪怕是0.1%到1%的人,这个比例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真正变化的,是那0.1%,0.01%。而这一小撮人的暴富,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你看美国现在的十大富豪,从贝索斯、盖茨一路下来几乎全都和技术进步有关。中国其实也有类似之处,马云、马化腾、雷军等,都是这样积累的。问题是,这些人财富的合理性,是更接近姚明还是更接近赖小民呢?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承认,他们在暴富的同时,也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毕竟,我们天天都在用淘宝、微信、美团,享受了它们带来的极大便利,美国人的生活现在也是极度依赖Amazon、Facebook等。所以,虽然这0.01%大大加剧了贫富差距,但是,我们是否愿意为了回到一个更平等的世界而放弃这些便利呢?说实话,我不愿意。除了技术进步,另外一个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家庭结构的变化。同样以美国为例,这个变化也是双向的,既发生在穷人这边,也发生在富人这边。就穷人来看,一个致命的变化就是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以及过早的生育年龄。我看过一些反映美国贫困问题的纪录片,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大多数贫困家庭是没有父亲这个角色的,常常是一个很年轻的母亲,自己几乎是个孩子,带着好几个孩子,又要工作又要养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家庭怎么能不陷入贫困?有些信息,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大吃一惊:美国非婚生的儿童,平均是40%,在黑人中比例甚至高达72%。这种畸形的家庭结构,是美国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调查显示,2018年,有正常婚姻的美国家庭,贫困率是4.7%,但是父亲缺失的单亲家庭,贫困率则接近25%。

阶级战争叙事的另一面。上次课,我谈到过学者吉伦斯的书《财富与影响力》,根据吉伦斯的观点,美国政治本质上是寡头政治,他的依据是:对比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和各个阶层的政策偏好,会发现,当富人和穷人政策偏好相抵触时,前者“得逞”的概率大得多,所以,美国民主其实是寡头政治。不过,很快有其他学者指出,这个说法夸大了美国的阶级斗争程度,为什么呢?因为高、中、低阶层,政策偏好80%的时候都是一致的,而顶部10%的人和中间选民的偏好,90%的时候一致;不但政策偏好一致性高,而且不同政策之间的排序也非常接近。换句话说,上中下层没有那么对立,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还挺意气相投的。进一步看,当高收入者和中间选民意见分歧时,他们各自“如愿以偿”的比例是1:1,谈不上寡头政治。而当中高收入者和穷人意见分歧时,的确,前者更容易如愿以偿,“得逞”比例大概是4:1,但这一定是坏事吗?至少对美国左翼来说,未必。穷人的政策偏好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更反对移民、更反对堕胎、更怀疑全球变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恰支持全球化、支持移民、支持堕胎权、支持环保主义等,所以,恰恰是不平等的影响力,也就是决策中的精英主义成分,使得他们的政见更有机会实现。如果说这是“寡头政治”,也未必是一种“坏的寡头政治”。当然,更富有的阶层以及游说集团具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需要改革的事实。但简单地把美国政治说成是寡头政治,有很多现象就解释不通。比如,美国的社会和福利支出为什么会不断扩大?既然权力都被富人劫持了,他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要知道,2017年,top 1%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21%,但是他们交的联邦收入税,占联邦收入税总额的38.5%,也就是说,他们收入高的不成比例,但是他们交的税更不成比例。事实上,top 1%交的联邦收入税,超过底部90%的总和。其实,抛开数字,观察实际的富豪,就会发现,“阶级斗争”论存在漏洞。盖茨把几千亿美元捐出来做慈善,是为了什么阶级利益?要知道,盖茨基金会的年度预算和世界卫生组织旗鼓相当。巴菲特则主动抱怨他的税率太低,强烈要求政府给自己加税,又是为了什么既得利益?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主张给富人减税,而拜登主张给富人加税,如果华尔街人士坚决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他们应该一边倒地支持特朗普对不对?但事实是,到2020年大选前,金融界给拜登的捐款比给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所以,和我们前面谈到韩国时的情况类似,观念的力量有时候会战胜利益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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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力越强越好吗?苏联往事

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

《可能性的艺术》被删除的一章。也算是给“国家建构”作了一个解释,告诉某些西方学者,不要盲目相信国家能力,国家能力的强大会唤回极权帝国。但关于苏联傻逼的内容并不多,就这还被删了,以后有空摘录些从国家制度上给苏粉诛心的文章。

-> 上次课我们讨论了为什么在比较政治学界,会出现“重新带回国家”的潮流,讲到了国家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秩序、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等都至关重要。不过,我发现,最近这些年,国家能力这个概念已经有了“万能化”的趋势了:一个国家经济为什么发展?因为国家能力。为什么民主质量不行?因为国家能力低下。为什么发生了战争?因为国家能力下降。为什么战争结束了?因为国家能力上升……有时候,国家能力低下被定义为“腐败”,用来解释经济落后;有时候,国家能力低下又被定义为“经济落后”,用来解释腐败;等等。这就有点像犯罪学中的“童年阴影”了,每当一个离奇杀手出现,专家们就冒出来,从这个人童年的家庭关系说起,说得头头是道。总之,国家能力很重要,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国家能力的衡量尺度

尽管不同的学者常常用不同的尺度衡量国家能力,通常而言,有几个指标是最受公认的。一个是军队和警察的力量,也就是国家暴力垄断的能力;二是财税状况,也就是政府能把多少社会资源聚集到自己手里来。这两点,大家都容易理解,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钱袋子——国家能力的两大支柱。

还有第三个,也是近年越来越受到学者们重视的一点,就是国家的信息能力。什么叫信息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国家的“视力”——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掌握了其疆域内人口、土地、资源的信息——别小看这种信息能力,政府如果都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人、谁去世了、谁出生了,它怎么征兵?如果不知道自己国家有多少土地、公司、矿产,又怎么征税?所以,枪杆子和钱袋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的信息能力。历史上比较强大的国家,通常也是土地册、人口普查和登记,做得比较好的国家。

那么,我们用这几个指标来看看苏联。首先,苏联的军队和警察力量是毋庸置疑的。直到今天,俄罗斯,也就是苏联解体后的主要成员国,仍然是世界上核弹头最多的国家。2018年,它的GDP只有美国的1/12,但是它的核弹头数量仍然超过了美国,显然,这是苏联的政治遗产之一。警察力量就更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苏联不但有警察,还有“秘密警察”,也就是著名的克格勃系统。你们可能听说过一个著名的苏联笑话,说苏联人在一起谈论什么叫幸福?最后的结论是,幸福就是当克格勃半夜敲门、宣布“伊万同志,你被捕了”的时候,你惊喜地告诉他:“对不起,伊万住在隔壁。”

正是因为军队和警察力量强大,苏联政府在其国土上的暴力垄断能力无人匹敌。在其69年的历史上,除了起点处的内战,以及被迫加入的二战,苏联境内几乎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暴力冲突。莫斯科的大街上绝没有墨西哥式的毒品黑帮,阿富汗式的军阀割据也是闻所未闻,至于叛乱分子、反革命分子,那是有一个镇压一个,甚至可以说,有一个镇压十个。

我们知道,哪怕是美国,世界第一强国,刺杀总统这样的事情也屡见不鲜,甚至在纳粹德国,也发生过“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苏联历史上,有过刺杀最高领导人的事情吗?除了苏联刚建立和快倒台的时候,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别说刺杀企图了,就是斯大林死了,身边的人居然很长时间都不敢过去检查他是不是真的死了。前两年有个电影《斯大林之死》,大家可能听说过,就是以黑色喜剧的方式表现这个事情。可以说,苏联整个国家鸦雀无声的程度,真的是“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可以听见”。

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古拉格群岛,苏联用来流放各种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地方。我出于好奇曾经专门去查过,在古拉格的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武装反抗?毕竟,我们都听说过一个说法,把俄罗斯称为“战斗的民族”,那么,这个战斗的民族在古拉格群岛有没有“战斗”过?答案是“没有”。在古拉格集中营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组织的反抗。

唯一一次勉强可以称为有组织的反抗,还是集中营的几个看守组织的,是一次逃亡行动,参与者大约有一两百人。根据《古拉格:一部历史》这本书,这次逃亡的结局是这样的,“最后的决战发生在1月31号,整整打了一天一夜。当民兵逼近时,一些暴动者开枪自杀。内务部派人围捕森林里的残余暴动者,将他们逐一射杀。尸体被堆放在一起,民兵将其肢解,然后拍照留念。从档案里的照片来看,变形的尸体浑身是血地躺在雪地里。没有人知道尸体被埋在什么地方。”这就是集体逃亡的下场,这就是苏联的国家能力。即使是传奇的“战斗民族”,政府面对社会,也是“如入无人之境”。

再看苏联的财税能力。这一点就更不用说了。政府的税收能力,通常是指政府能从整个社会生产的“蛋糕”中切分多少,也就是能收百分之多少的税。一般来说,政府往往需要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说服民众多交一点税,有时候说服不了,还可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像当年的大英帝国,想说服北美民众交点印花税,结果直接就被北美人民用扫把赶回了大西洋对岸。

但是,苏联不用操心这个问题,为什么?它直接把经济全部改造成了国有经济,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所以,问题不再是国家能从社会中切割多少“蛋糕”,而是社会能从国家手里分到多少“蛋糕”。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苏联时期几乎没有有组织的反抗。当你的工作是国家给的、你的住房是国家给的、你孩子上的学校是国家的、你的粮票是国家的,甚至你出门上个火车都要国家开的介绍信,你怎么反抗?反抗就相当于金鱼拼命跳出鱼缸,你以为自己是在自救,其实你是在自杀。

再来看看苏联政府的信息能力。经济信息就不用说了——既然是计划经济,政府必然要全方位地掌握关于生产、消费的信息。人口的信息也不用说,苏联时期有一种证件叫作Propiska,既是户口,又是迁徙证,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作许可证,通过这样一个系统,政府对每个人的位置与流动可以说有显微镜般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通过鼓励所谓积极分子,政府还塑造了一个庞大的相互告发系统,使得政府能清清楚楚地掌握着每个人的私生活信息。这一点,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本叫作《耳语者》的书,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费吉斯(OrlandoFiges)写的,内容是关于苏联时期家庭生活。其实,这本书的书名就很说明问题了:耳语者,英文叫作The Whisperers,也就是窃窃私语的人。为什么要“窃窃私语”?因为没人敢大声说话,每个人都怕自己所说的话会被亲友或者邻居告发,哪怕所说的话无关政治,更不反动,但是,无名的恐惧始终存在,就像一把利剑悬在头顶,人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掉下来。

强大的军事能力、财政能力、信息能力,还不是全部,在苏联时期,最具苏联特色的,恐怕还是国家的思想改造能力。苏联时期的洗脑,不仅仅是依靠暴力威胁或者宣传口号,它有一整套的仪式、程序、配方,让活泼泼一个人走进去,然后像个机器人一样被吐出来。出来之后,就成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新人”,说着同样的语言,散发着同样的气质,拥有同样的审美,甚至穿着一样的衣服,总之,拥有了一种“集体人格”。这种思想改造的成功,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希特勒的德国,还会发生军官们联合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是在斯大林的苏联,哪怕被斯大林亲手送到了断头台上,革命将领们还在热泪盈眶地高呼“斯大林万岁”。

还有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苏联被戈尔巴乔夫给搞垮了”。这个说法也不能完全站住脚,因为就算戈尔巴乔夫是个坏人,想搞垮苏联,问题是:“人民群众”怎么就答应了呢?如果民众“不答应”,他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搞不垮一个国家,对不对?一个有点令人尴尬的情形是,在苏联崩溃的过程中,无论是政权的倒台,还是各个共和国的独立,都没有遭遇民意大规模的持续抵抗。哪怕是沙皇当年倒台,都还有几十万人加入白军,为旧政权而战,但是当苏联政权崩溃的时候,绝大多数民众的态度却是“慢走,不送”。所以,把责任推到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身上,也说不大通。

苏联的瓦解,真正的原因,可能恰恰是其国家能力过度地强大。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这个国家失去了刹车机制,无法调整自己的方向,导致它一条道开到了悬崖。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它消灭了社会,从而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反馈机制和压力机制,最后只能靠“死机”来实现“重启”。因为过度的国家能力,它走向了过度扩张,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过度扩张,最后耗尽了资源,也耗尽了民心。总之,无节制的国家能力导致过于庞大、沉重的政府,最后这个国家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

暴力的过度扩张不仅仅是在苏联国内,也向国外蔓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布拉格之春”,1968年,面对其卫星国捷克的民众抗议,苏联一口气把两千个坦克给开了过去,扑灭了捷克革命的火苗。“布拉格之春”只是类似霸权主义的一个例子,无论是东德1953年的风波,还是匈牙利1956年的风波,它们难以掀起巨大的风浪,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苏联的军事威胁。但是,苏联最严重的一次过度扩张,则是1980年入侵阿富汗。某种意义上,阿富汗对于苏联,就像是越南对于美国,一个超级大国踏进一个弱小国家,以为可以轻松搞定,结果是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怎么也跳不出来了。

再来看苏联经济。超强的国家能力有没有带来苏联的经济发展?有,至少在一个阶段内如此。斯大林上台后不久,就提出要用10年的时间去实现西方国家100年的工业化成果。于是,政府利用其强大的动员能力发动了经济引擎。1928—1940年,苏联的经济增长率是年均5.8%,1950—1960年是5.7%,所以赫鲁晓夫在台上的时候,才会宣布苏联1970年人均GDP将要赶超美国。不但他这么自信,当年西方不少政治家和学者也认为苏联赶超美国指日可待。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经济发展开始减速。60年代经济增速跌至百分之4点几,70年代跌至百分之2点几,到80年代,只剩下了百分之1点几,而它的全要素生产率已经跌到了负数。

为什么苏联的经济发展会先加速、后减速?同样是因为国家能力的过度拉伸。简单来说,第一,过强的国家能力扭曲了经济结构;第二,“发展型国家”一旦过度,就成了“掠夺型国家”——因为国家指哪打哪,苏联经济模式被扭曲,重投资,轻消费;重军工,轻生活;重模仿,轻创新。这一系列扭曲的后果就是经济发展失去了后劲,陷入“短缺经济”的陷阱。

而且,在全盘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下,整个蛋糕都是国家的,对普通人来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一样,他们就失去了生产和创新的积极性。在所有的苏联笑话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条,是以一个工人的视角说的,他说:“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发工资。”(We pretend to work,and theypretend to pay.)短短一句话,道尽了苏联经济的全部问题:劳动者根本没有动力生产,而政府发的钱什么也买不到。

再来看苏联的思想改造。的确,苏联一度成功地改造了无数人的头脑,但是,这种成功是过眼云烟。为什么?因为这种思想改造的核心,是号召人们为了集体完全放弃个体,为了理想完全放弃利益,为了信仰完全放弃情感……可以说,它是向人性开战。人性是什么?人性是复杂,是多变,是魔鬼和天使混合体。而思想改造是什么?是要消灭复杂,消灭变化,让人类完全变成天使。这可能成功吗?不可能。如果要强行把现实按到理想中去,结果就是虚伪和假大空。

《耳语者》里面,有一个情节我非常难忘。里面讲到一个所谓的反革命教师,他被枪毙后,他的遗孀和孩子为了生活而投奔这个教师的妈妈,也就是孩子的奶奶家。但是,奶奶家明明有两层楼的房子,却拒绝收容他们,甚至不愿给长途跋涉的一家人一口饭吃,他们只好在村子里租了一个小房子住。而在他们住在村子里的15年里,奶奶家的亲戚从来不和他们来往。这个孩子后来回忆说:“最痛苦的是,看到他们走过我们的街道——哪怕周围肯定没有人监听——他们仍然不跟我们说话,甚至连一声招呼都不打。”人际关系如此扭曲,连奶奶都不再怜惜孙女,或许能证明思想改造的成功,但是,比国家更强大的是人性——人们渴望亲情,渴望友谊,渴望舒适,渴望美……或许人们会因为理想的感召而暂时放下这些渴望,但是,最终,人类通过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道德本能、情感本能、求生本能,会在政治的潮起潮落后重新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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