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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伊：论中国妇女婚姻的权利贫困 (1/3)
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101-mcs-2008-issue-3/1064-2012-01-05-15-35-31.html

一、从传统社会到民国时期妇女的婚姻权利
二、中共革命时期的女性婚姻权利
三、毛泽东时代受制于革命强制的女性婚姻权利
四、后毛泽东时代的金钱强制

二、中共革命时期的女性婚姻权利

民国时期，一些经过各种痛苦经历，最终冲破封建家庭牢笼的“新女性”，最向往的是中共高举的解放妇女的旗号。殊不知，她们投奔革命固然脱离了“家庭牢笼”，却陷入了更难挣脱的“组织陷阱”[11]，中共当时所实施的家庭、婚姻政策有下列四大特点与原则：

第一，中共一贯将革命的利益置于女性的利益之上，并始终将“革命主体”贫农的利益置于女性的利益之上。一方面，中共认为婚姻家庭是革命的累赘；但另一方面也深刻体会到，没有女人的军队缺乏战斗力和向心力。为了广泛动员农民们参加随时可能牺牲生命的中共军队，中共除了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作为诱惑之外，还需要对女性的身体实行合理与有效的分配[12]。1931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1934年4 月8 日中执委又颁布了《婚姻法》，其基本要义是以革命的力量和名义把老婆送上贫苦农民的炕头，达到通过革命分配土地和女人的双重目的。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第一条提出：“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和买卖的婚姻制度”，其目的是以解放妇女为名，提供无钱贫农寻找老婆的机会为实，因为有能力、有财力包办、强迫和买卖婚姻的男人多数是有钱人，一旦杜绝了他们“胡作非为”的机会，贫农得到老婆的机会就自然增加了；第二条规定：“实行一夫一妻，禁止一夫多妻”，其直接后果是有钱人无法独占多个老婆，导致更多的贫农有机会找到老婆；第9条规定：“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即行离婚”[13]，这为革命的农民廉价获得已离婚的女人提供了机会。革命无法生产女人满足穷人的需要，只能将女人从富人手中解放出来再送到穷人手中。对此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有所记述：“中农贫农从前无老婆的，多数有了老婆，没有的很少了。[14]”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认为：“新婚姻法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结果，就是姑娘的价钱倒便宜了。那个农业劳动模范老李到我的窑洞来谈新社会的情况时对我说，他‘闹革命倒弄到一个老婆，只花了20元，我从来不敢想我会娶得上老婆’”。可是，革命是如何使姑娘的价钱便宜了呢？当斯特朗问到这个问题时，老李回答：“她爹知道我现在有地了”，“现在女人不喜欢就可以离婚，所以大伙儿就不愿出那么多钱了。”[15]这一对话展示的内涵十分丰富，它表明革命允许离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女人的流向与土地的流向一致，从富人手中流到了穷人手中，而且导致女人的价格贬值，这就是共产党将革命后的新婚姻称做“民主主义的婚姻”的原因[16]。

第二，中共解放妇女的动机是急功近利的，缺乏政治诚意与法律的一致性，具有明显的双重标准。中共当时所主张的自主婚姻其实是一面双刃剑，因为婚姻自由必须伴随着离婚自由的理念，如果婚姻是一座“围城”，那么，自由出城与自由进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17]中共在1931年的《婚姻法》中规定，“男女一方坚决离婚的，即行离婚”，体现了离婚绝对自由的理念与原则。但是，翻身作主的男性贫农们忽然发觉，自己身边的老婆正受惠于离婚自由，“革命”的家庭正在走向分崩离析。例如，张怀万在他撰写的1930年报告中提及，“一般农民（对离婚绝对自由）大生恐惧”，有的是出于传统观念而心生不满，更多的则是担心失去老婆和劳动力，“革命革割革绝，老婆都革掉了”，因此他们“采取完全反对的态度”，有的地方出现成年男子起来反抗的危机苗头[18]。甚至一些原与红军士兵订了婚的女子，“现在多废了约”[19]。在当时的根据地，妇女靠纺织所赚的钱有时超过男人的种地所得，于是妇女凭借经济实力，敢于提出离婚[20]。浦安修在1945年指出，“在贫农阶层，女方提出离婚的多，这对于贫农情绪是个打击”，“虽然都由于感情不好离婚，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女方存在着嫌其贫穷而提出者（感情也有其一定条件）”[21]。可见，中共革命解放妇女完全是功利的、自私的，女人、婚姻和家庭成了一种工具，旨在为革命服务、为革命的贫农与革命干部服务。妇女在中国革命中与其说是作为革命主体来行动，毋宁说是作为革命的目标和战利品而在场的。男人们在解放妇女中解放自身，然后让妇女为他们的解放而奋斗献身[22]。

面对革命主力军农民的不满，中共开始修改《婚姻法》。先是从“离婚的绝对自由”退回到“离婚自由”。即在《婚姻法》中的离婚自由原则下列举了离婚条件，由此可见共产党在策略上对农民的让步。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婚姻法》规定了11条离婚条件，包括“1 、夫妇间有一方患残废、癫狂或暗疾，经调查实在的；2、 妇女如有受翁姑丈夫压迫情形，经乡苏维埃证实的。……”另外，1940年《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也规定了9项离婚条件，同时规定夫妻感情恶劣至不能同居者，任何一方才可诉诸离婚。为了照顾离婚后革命的男性贫农之利益，在湘赣省的《婚姻条例》中规定：“中农及中农以下的老婆，实行离婚之后，在未结婚之前，其间的生活，男子概不负责，离婚时只能带本人的土地及衣物”[23]。闽西苏区《婚姻法》规定的离婚条件中有一条是，“反动豪绅妻妾要求离婚者”，即行离婚[24]，阶级偏好十分明显。

除了法律转型，中共还动员舆论力量实行口号的转型，这个转变就是不再讲“婚姻自由”，而是代之以“家庭和睦”。斯特朗曾记述道：“妇女运动的领袖蔡畅对我说，‘我们在农村地区的口号不再是婚姻自由和妇女平等，而是拯救婴儿和家庭和睦了。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女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结果引起了农民的反感。男女之间的矛盾削弱了反对日寇和地主的共同斗争’”[25]。浦安修分析了农民和妇女的关系，认为“妇女运动的口号须依靠农民的觉悟程度来提出”[26]。必须指出，口号的转变对边区政府、法院的调解和判决产生了直接影响[27]。

中共解放妇女的阶级性和选择性是十分明显的，对穷人和富人的婚姻实行公开的双重标准，对穷人老婆的离婚自由实行法律限制与经济歧视。同时，对于离婚自由的修正，也表明中共为了巩固与男性贫农的联盟，而放弃了对所有妇女的解放。毕竟，面临革命的生力军――农民，中共的选择只能是放弃女人，由此可见中共解放妇女并无诚意，解放妇女是手段，满足贫农才是目的，贫农的利益始终高于妇女。

第三，为了革命，妇女的结婚和离婚必须服从革命，妇女的自主婚姻和离婚具有鲜明的党性。中共执政前的婚姻法普遍认同一个原则与法令：“男女因政治意见不和或阶级地位不同的，准予离婚”。《晋察冀婚姻条例》中第10条离婚条件的第一款就规定，有“充当汉奸或有危害抗战行为者”，另一方得诉请离婚。这种将婚姻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政治性离婚条款一直延续到毛泽东统治中国时期[28]，因为革命的立法者坚决认定，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无缘无故的恨，革命与政治必须指导和控制婚姻。同时，为了应付妇女对于自身解放的过度索求，中共党内通过女性代表提出，“只有求得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妇女才能得到解放”[29]。中共这个说法所强调的是，妇女解放必须服从革命的利益，而革命是由男性主导的，所以，女性最终必须服从男性革命者、领导者的意志，必须先牺牲女性、再解放男性，最后才能解放女性自己。例如，当时的中共解放区提倡放足、放胸和剪发，其中一个革命的功利目的是剪发以后，妇女就不需要金银首饰了，于是，革命就动员妇女将耳环、手圈等“封建”装饰品送给苏维埃银行去造币。同样，鼓励妇女放足的一大政治目的是为了更多的女人从事户外劳动，从而促使更多的男人没有借口留守家中、逼使他们参加红军。例如，中共胜利县委的报告中称，小足妇女不劳动专靠男人养活，“所以阻止男人当红军，也就是这些小足婆最厉害”。妇女的放脚运动一旦与扩大红军、参加革命相联系，便由反封建的象征意义走向了功利的政治动机，并从和平动员变为政治强迫了。放足、放胸、剪发之后的妇女为革命直接提供了有效的劳动力。1940年代中共根据地普遍提倡妇女参加开荒、修滩、造妇女林和武装操练，其中一大原因在于根据地的精壮男劳力大都被征入军队，妇女承担了后方大部分的生产任务。而且，由此还能将妇女从家庭中“劫持到户外，以保证其始终处于革命的运筹之内”，“革命真正关心的是妇女的身体躲开了家庭的屏障，个别地分散地裸露在革命的监视之下”[30]，接受革命的全面监督。中共其实并不真正关心妇女素质和妇女地位的提高，更不希望妇女在家庭之外建立独立的女性力量和公共领域，向中共争取应有的权益。

第四，为了革命的名义，中共可以任意要求妇女多生或少生，完全无视妇女自身的自由选择。革命可以解放妇女，当然也可以支配妇女的身体和强奸妇女的意志。中共不仅干预党员和民众的结婚、离婚、放足、放胸和剪发，而且还干预女性的生育，并使中共的家庭和生育政策涂上了深深的功利色彩。1942年，中共根据地的人口由于各种战争、疾病，导致华北、华中解放区的人口从1亿减为4,500万，消失了一半以上的人口[31]。这时，女性的生育与否和生育多少，已不再是女性的个人选择及家庭意愿，而是涉及到亡党、亡军的大问题。于是，在1940年代，中共大力提倡多生多育，为革命而生、为革命而育。但是，为了达到多生、多育的目的，必须在道德上限制性乱、在医学上加强教育。中共在“关于我们的婚姻条例”中，将“严肃的男女关系”作为条例的基本精神，阐明严防性乱的理由在于“培育健康优良的下一代”，同时申明“结婚生育小孩是男女当事人自己的事情，也是社会的事情”。浦安修对性乱的后果的认识是，“造成花柳病盛行，生殖率降低……”[32]。中共严禁、惩治通奸、性乱、诱奸的真正目的似乎不再是维护道德和秩序，而是因为混乱的性行为容易导致性病蔓延，致使女方不能生育，或生育质量差，导致婴儿死亡率高和带有先天性疾病，而且以上婚外性行为并不以生育为目的，背离了生育是制造革命后代这一崇高的目的[33]。而且，中共的婚姻法中剥夺了“不能人道者”的结婚权利和允许男女一方因为对方“不能人道者”而自由离婚，原因之一就是这样的婚姻无法生产革命所急需的后代。

这样，在中共革命的事业中，妇女始终只是一种工具。革命可以随意改变离婚的标准，革命可以肆意阻止结婚或强制结婚、革命更可以任意鼓励或限制生育，妇女解放与妇女权益似乎成了革命的装饰品、附属品和殉葬品，“争取妇女权利这项事业在妇女自身中间就没有得到优先考虑。在革命期间，她们主要适应本阶级的需要而没有适应她们作为女性的需要”[34]。中共的革命性质决定了其打着反封建的旗号，却实行封建女权的实质。民国时期的封建观念与文化不可能在中共的革命中得到实质摧毁，因为中共在执政前所推行的婚姻政策，充其量只是变换了一个旗号、改变了一些包装，而实质的内容仍然是千百年中国传统社会所盛行的男尊女卑，只不过中共革命将女人的服从主体由父亲、丈夫、婆婆，转变成中共、组织和革命，并将家庭压迫转型到组织强制、由私领域压迫转型到公共领域的歧视、由观念伦理歧视转型到法律法规限制，并由此为中共执政后的毛泽东时代继续使用革命的名义和行政的力量缩小女性的私人空间和自主选择，提供了政治传统和法律制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