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极权工具的出现，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又造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很难说未来会怎样。

解决的问题，很明显，是社会控制的成本。因为一直以来，极权政治最大的问题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现在这种“能看到每个人的一切行为（数字）痕迹，且随时可以通过远程操作（赋码）让任何人寸步难行”这种“查打一体”的梦幻般的技术能力，能让秦始皇斯大林喜极而泣抱头痛哭。

至于造成的关键问题是什么，这一点是比较缺乏共识的。很多人认为是由此带来的经济停滞（具体来说是生产力的下降和技术的“瓦房店化”导致数字极权工具本身的代价变得不可承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且不说并非一定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个审时度势的数字极权领导者对外身段柔软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就算真的到了这一步，经济停滞却又能苛个大几十年的极权统治古今中外比比皆是，足以证明这并不是关键。

其实，数字极权造成的最大问题，正是它所解决的问题的自然结果，那就是“破坏原有的平衡”，而这是极其危险的。

熟悉“潜规则”这个说法的人都知道，极权主义之所以是一种现实上可以成立（且不说它在普世价值意义上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不是因为它明面上所宣称的那些理想性的东西（比如高效廉洁的官僚机构＋公正严格的选拔机制/上升通道＋正确性不容质疑的方向愿景），而是因为一个更重要的，存在于实际操作中的共识，那就是：他们所宣称的东西，是要打折扣的。无论口号喊得多响亮，规矩定得多严格，总还有灰色地带可以让大家活命。所以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一方面，极权体制必须构建一个完全不具现实可能性的意识形态（无限忠诚/大公无私/绝对管控）；另一方面，这个意识形态居然可以不受挑战地在现实上推行下去，甚至还可以颇有成效。对于这种美妙的状态，崔健《混子》里的一句歌词总结得非常到位：谁说生活真难那谁就真够笨的，其实动点脑子绕点弯子不把事情就给办了。所以，赵立坚把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总结为“偷着乐”，也是极传神的。

然而，这个平衡既是美妙的，又是脆弱的。当出现了可以破坏这种自然平衡的技术手段（也就是数字极权工具）后，现状就变得很尴尬了。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减税减了这么久，税反而越收越多。减税是真的，税收得更多了也是真的。为什么？因为收税的能力提高了，以前要查很久才能查到的税，现在动动指头就能催你交。结果是，原本并不会弄死所有人的高税率，现在终于可以弄死所有人的。于是，要么大家都活不下去；要活下去，就得认真追问“税率是怎么定的？凭什么这么高”？而这一系列的关键问题，以前都是混过去的。说白了，随着数字极权能力的提高，能混过去的事情越来越少，需要反思清算的问题越来越多，每个人都不可能置身事外，连犬儒和岁静的空间都没有了，而这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一个致命的威胁。想当年，嘲讽公知的“定体问”还可以得到附和，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想办法绕过体制，还是可以过上好日子的。现在还有这个幻想的人越来越少，对体制来说当然是个危险信号。

从极权统治的内部视角来看，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极权体制“下克上”的传统艺能，是层层加码把事做绝，直到上级也意识到这个政策只能不了了之。现在有了数字极权工具，“把事做绝”的成本无限小（比如时空伴随赋黄码），造成的混乱无限大（比如集体排长队做核酸），相当于新工具给地方赋权，增加了搞事情的能力。现在没别的乱子，还看不出来能搞什么事。但是能力已经有了，真有事的时候自然也能搞。就好比晚清的团练，一开始当然是公忠体国毁家纾难，再往后的东南自保还算是老成持国情有可原，等到北洋六镇练成了，中央也就完蛋了。重要的不是地方上怎么想，重要的是地方上有什么工具。以前有团练，现在有赋码，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讲了。当然，也可能有机灵鬼会说，数字极权工具只掌握在中央手里不就行了？可这就意味着，小区门口扫你健康码的，都必须是中央直属机构外派人员，这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更重要的是，数字极权的要义就是“不留死角”，如果不给地方这个工具，地方上有死角，反倒又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总之，即使是极权统治，也存在着自然形成的平衡，不然无法经历这么多年的时间考验。而数字极权工具的出现，就是在打破这个平衡。如果统治者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对这些工具的使用更收敛，还有机会形成新平衡。相反，如果像小孩子拿到大砍刀一样兴奋得无法自持，应砍尽砍应杀应杀，就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摔跤。必须承认，这个工具本身是无敌的，但是历史的逻辑并没有闭合，有得是热闹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