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有一个隐性的基础，那就是负福利。这一方面强化了政府的力量，一方面弱化了民间的力量，而且更妙的是，这使得任何人都不可能“躺平”。所以政策层面只需要考虑从严和收紧（这是政府的天然强项），从来不需要考虑开放和搞活。就算真的穷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只需要不那么从严收紧，事实上就能起到开放搞活的作用（这是才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的真相）——民间想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政府看到的是“给点阳光就灿烂”，贱与暴，是一体两面的。然而，从放开生育指标却没有看到婴儿潮象开始，情况似乎有了一点变化。从这个现象里可以看出，现代文明对秦制的冲击，不只是理念上的，更在于它改变了很多更深层次的要素：传统上，养儿防老，一是因为没有替代性的金融手段，二是因为恶劣的生活环境（儿子多才能不受欺负），三是因为新增劳动力的损益比是可预期的（养育成本极低＋以农业经济为保障的劳动力的稳定收益前景）。而以上三点，都会因为现代文明（金融/社会治理/教育和就业）而发生改观。所以，仅就“人口再生产”这一点来说，已经不是给点阳光就能灿烂的了——因为这已经属于是“可以躺平”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