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并不是蠢，承认无知，反倒是智慧的开端。这是苏格拉底已经证明过的事情。

然而苏格拉底没有意识到的是，承认无知，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拒绝真理、拒绝思辨、拒绝承认自己的局限，这才是人性的本能。后来亚里士多德只说哲学始于闲暇与惊诧，原因很可能和苏格拉底一样：这种（承认无知并由此追求智慧的）勇气，在他们那个时代的精英分子那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就没觉得需要专门拿出来说。

犬儒主义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犬儒主义者当然也是知识精英，他们与苏格拉底那代人的区别，不在才智，而在勇气——他们把真理变成了一种解构性的东西，从而以一种冷嘲热讽式的战斗姿态，滑头地回避了真正严肃的，足以使他们被大众陪审团判处死刑的冲突。从此，智者被当成疯子，而不是社会秩序真正的挑战者。如果说此时的知识精英仍然保留了鼎盛时期希腊哲学家的部分勇气，那也只不过是这种勇气的余晖而已。那是一种横眉冷对、自我感觉良好的勇气，而不是拉着路人急切地探讨心中的疑问，不把道理讲清楚誓不罢休的勇气。总之，智慧与勇气是匹配的，勇气降格了，智慧也就降格了。

再往后，哲学家要么是神学的婢女，要么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工匠，要么是民族精神新万神殿的设计师。这里面有没有勇气呢？要说也是有的，但是总归缺少了一种自我否定的勇气。或者说，这种原初的理想之光，在个别哲学家身上偶有闪现，但是整体而言，智慧又降格了一级，成为一种工具性的东西。也正是在这种勇气的降格里，现代性魔鬼的一面得以肆虐。

当然，最等而下之的，就是利维坦系统那种体制性的愚蠢。几千年的智慧，上亿的人口，集合在一起，做出的却是又蠢又坏的事情。你说坏吧，同时又蠢到令人发笑；你说蠢吧，同时又坏到令人发指。最妙的是，集体发臆症的那些核心人物，个顶个都是高学历。他们之间发生的化学反应，实在是令人着迷。这也进一步说明，缺乏（面对真相的）勇气，一定会使智慧徒有其表。蠢和坏，则是这种堕落的两个相伴而生的必然结果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