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权利（首先表现为欲望）的漠视，对苦难不加反思的尊崇，对世俗成功的渴望——三个现象都是对的，而且叠加在一起是老中特色（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同时具备这三点）也是对的，但是根本不用做这样的追溯，“儒表法里”这个传统就足够解释了：

首先，对个人权利的漠视导致禁欲主义，但这种禁欲并不具有道德性/神圣性，而只是就“不威胁统治秩序”而言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中国文化传统对同性性行为并没有过多的谴责（而在亚伯拉罕宗教里这被视为纵欲的表现），在不道德程度上甚至都比不上“贪吃”，因为这并不影响繁衍和家庭关系，甚至还可以视为给欲望提供了一个无害的出口。

相应的，对于有利于统治秩序的欲望，那当然是越多越好。无论是耕战、科举还是纳税，总之不要躺平就好（法家就明确地说隐士也是该杀的），要以国家需要的方式贡献你的力量。通常来说，个人的成功带来的财富与权力，会加强权利意识，从而威胁统治（这是西方市民社会的崛起的逻辑），但是内卷　的，社会达尔文意义上的成功，也就是通过战胜其他人，获得存量内部更大份额的资源，则不但不会威胁，反而会巩固统治者的力量。这也是唯一被鼓励的成功。

最后，所谓对苦难的尊崇，也不用追溯到东正教——这无非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自我美化/镇痛的分泌物而已，而这个分泌物，又反过来加强了这个噩梦的闭环。既然本身就生活在一个恶梦中，那苦难就必须有意义，不然不就疯了吗？不然不就死了吗？……不然不就醒了吗？醒了又能如何呢？不如继续做梦去。

说真的，我也不知道醒了又能如何。我只能说，先醒了再说。噩梦醒来就算仍然是噩梦，也不枉我们拥有一个能从噩梦中醒来的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