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来，黄仁宇所强调的“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 management），是一个非常具有误导性的概念。很少有人意识到，数目字管理的前提，是产权的明晰和绝对性，“如果社会可以接受财产权绝对且至高无上，一切就可以加加减减……就可以在数字上处理。“（《黄河青山》）想想也对——如果产权问题不解决，动不动就算什么”总账“和”政治账“，哪会有什么数目字管理？

但是，说后人在这一点上冤枉了黄仁宇，倒也未必。因为他自己其实也没怎么强调这个问题。在1997年的演讲《我相信中国的前途》里（他是2000年去世的，所以这可以说是其思想的最终总结），黄仁宇很明确地说，“资本主义的方法……在世界上是没有办法可以抵御的”。也就是说，他是在“中国必然走向资本主义”的意义上，相信中国的未来的。而事实上呢？虽然当时确实是中国经济的腾飞期，但是产权问题解决了吗？法治问题解决了吗？都没有。而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缺乏洞察力，是不可原谅的。

所以，至少就其实际影响来说，“数目字管理”的意义，真的没有黄仁宇自己想象的那么重要。或者说，从“数目字管理”这个形式出发去理解政治的运行，远不如从“私有产权”和“法治/权力制约”的角度去看问题来得透彻。

其实，以中国本身的传统而论，以数字来管理社会，无非就是法家思想的进化版本而已（商鞅要是知道有健康码这种东西还不得乐得背过气去）。而法家的对立面，也就是儒家或黄老之术的拥护者，没道理不知道这种管理方式的有效性。所以更合理的解释是，后者另有一层担心，那就是他们自己也知道，官僚系统的高效是灾难性的，狠起来连自己都受不了。这个观点，从来没有人系统地阐述过，但是历史上每有“无制约的权力＋得力的抓手”这样的组合出现，儒家好歹都会出来说句话。以前觉得这是迂腐的道德主义，现在想想，还是有其实际意义的——“以德治国”固然不如“以法治国”（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但是总比“以法家治国”好得多。

顺便说一句，黄仁宇在简中世界的最后一本出版物，就是这部名为《我相信中国的前途》的文集，时间是2015。你想想这有多么有趣：再晚几年，这个名字就会很尴尬，甚至由于里面出现了对资本主义道路之必然性的信心，可能连出都不让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