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绥铭教授的田野做得很不错，不以下这段话确实也很成问题（转引，若有问题请指出）：

嫖娼的动机，有时在“性”外。虽然大部分男性在嫖娼的源头上，都是“为性而性”，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嫖娼这种金钱交易之中的绝对权力臣服，一定是极具诱惑性的原因之一。（《生存与体验》）

我理解，一个受过文科专业训练的知识分子，起手势就是去反思“这里潜藏着怎样的权力关系”，这个思路本身没什么不对。但是，作为一个严谨的社会学家，当你产生这样一个猜想之后，不能直接以一句“不可否认”来自我确证，而是要以质疑的精神思考——这个猜想如何证实？有没有反例？

潘教授可能会觉得，性交易中的性行为，理所当然地体现出更多的（对客户的）服从性——毕竟收了钱嘛。哲学家这样想问题是可以的，但是作为社会学家，毕竟还要多想一层，那就是如何在田野中找证据，比如设计问卷。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是设计一个能量化评价“购买性服务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更好的服从性（而不是别的原因）”的问卷，应该是有可能的。

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诉诸常识。常识上，其实对这个猜想有很多反例存在。我不是说嫖客的常识，在有专业问卷调查汇总之前，这些七零八落的道听途说都不足为据。（铿铿当年有哪位嘉宾就说过，嫖的乐趣主要是在等小姐进来的时候，那时候的节目可真猛）我说的是一些更硬的事实。比如，性产业（曾经的）顶流是东莞，网上随便一搜都有很多的介绍。而“莞式服务”明显不是主打“为所欲为”，而是和其他合法的服务业一样，主打细精的流程管控——你知道你可以得到什么，并且能够选择具体得到什么，一切都在你的要求下按照明定的程序展开。

这种设计有两层含义。首先，怎样利用性心理，在商业上取得最大的成功（也就是理解客户需要什么，什么能让他们爽到），东莞的管理者，会比一个教授更清楚。然而与此同时，别忘了性产业既然是个产业，就不能单方面地只考虑客户，还得考虑员工的利益和行业的长远发展。也就是说，就算有些嫖客就是冲着“为所欲为”去的，经营者也不可能完全满足你的要求，不然这个买卖就会变质（B级片里常有这样的情节，但是这种“生意”已经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性产业了）。而“事先提供细致的可选项”，就变成了最佳的平衡策略，既可以满足客户的要求，又不会因为“绝对服从”而让从业者受到（太大的）伤害。

从这里你可以看出，商业的自发秩序真是巧妙：你说嫖客有没有感觉到“服从性”？有的，因为一切都是按照你的意志进行。但是你说这真是一种权力结构上的“绝对服从”吗？又不太像，因为毕竟人家不服从你顶多也就是给个差评对吧？洗个帝王浴而已，你还真准备把人推出午门斩首啊？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服从感”，其实就是商家刻意营造出来的幻觉。只要不是精虫上脑，你稍微一想就会明白，就真实的权力关系而言，你也就是个普通消费者。说得再败兴一点，如果真有什么纠纷，虽然当班经理出于职业素养可能会给你点面子，但是真的撕破脸，无论是从消费主义的角度（收入）还是从地下秩序的角度（能摇到多少人出来打架），谁叫谁爸爸还真不一定。所以，临时要加戏加钟，也得有商有量的才行。不然就会像《心花路放》里那样，因为逼着小姐说“我爱你”，被小姐背后的大哥怼得跟孙子似的。

当然，性产业里肯定存在性剥削，性工作者肯定也是被剥削者，这里肯定存在系统性的权力不对等，这些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我只是想提醒一句，在简中环境里对一个现象口诛笔伐，既有深度又得人心且不存在炸号的风险，这种事情本身就是很可疑的。那个可笑的“追求绝对控制”的解释，实在是太不（敢）把爹放在眼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