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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的这个讲座（实践自由）很有意思，对我自己以前的想法也是一个修正：自由主义者往往倾向于消解崇高，以为追求利益是通向自由的自然之路，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自由，最少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一定需要以某种积极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一定是需要崇高的理念支撑的。51分钟开始的这段很像辩论的思路——有反对者说，根本不需要抗争，只要每个人都不跟专制政权合作，后者就自然没有力量了。秦晖则认为，“不当帮凶”固然看起来比较容易，但是整个社会“每个人都不合作/不作恶”，其实是比“出现伟大的先行者”难得多的一件事，这确实是非常精彩的反驳。我的总体感觉是：既然单纯的“不合作”确实不足以推动社会进步，而明显的抗争又是如此得不偿失，那么，如何看待那些伟大的先行者对我们的意义，就变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他们做出了我们不敢按原样跟从的示范，然后呢？我觉得，然后应该做的，是在自己力所能及，能够承受其后果的限度内，尽量提升自己反抗的级别。哪怕是提升一点点也好，这也算是一种“跟从”了。
@normanzxy 有时候我觉得把各级别干部女性比例提高到比如说50%以上，比其它什么政治纲领都要容易衡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