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把蠢行解释为“服从性测试”，客观上起到了美化当权者的作用，是因为它暗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前提，那就是“收放自如”。测试应该是可控的，如果一个事情即使再蠢也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那它就不可能是一种“测试”。既使你说，很多事情是始于愚蠢，终于服从性测试，这也不叫“收放自如”，最多只能叫“顺坡下驴”，而且是愈发不可收拾的那种恶性滑坡。就好比皇帝光着腚转圈丢人，然后觉得与其承认错误，不如把这变成一场服从性测试（我倒要看看谁敢劝我穿衣服），这仍然是蠢上加蠢，而不是逆风翻盘。因为这就意味着他要永远光着腚，但凡敢穿条内裤，都会让外界怀疑是不是权力不稳固。这里最关键的吊诡是：当掌权者把一个蠢行当成“服从性测试”的时候，他反过来也会变成被测试的对象。也就是说，他是否坚持这个蠢行，会被当成其本身权力是否稳固的表现。是的，他当然也可以穿上衣服当作无事发生，但是这到底会被理解成他已经结束了服从性测试（这会加强其权力），还是他自己顶不住压力被迫妥协了呢（这会减损其权力）？难说。结果是不可控的，而权力最怕的就是不可控。再说了，真想进行“服从性测试”的话，办法有得是，“逼着底下官员欺负老百姓”，反倒是最看不出他们事实上忠诚与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