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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周围有很多一直沉默的朋友,你要问祂们未来这个社会会变好吗?祂肯定会答是。但如果再多问一句:那社会是怎么变好的,祂又最多只给出一个 做好自己的事 这样模棱两可的答案。但凡多问一句,祂就会恐慌,会恼羞成怒,胡搅蛮缠。在不久之前,这样的朋友可能最多只是个麻烦,不产生什么危害,友谊还能在伪装中维持。但总有装不下去的时候,比如现在。人各有命,就希望各自都能成为坚持到底的那个人吧。

今日笑话:
朋友说重庆成立了追阳小分队,工作内容是去给阳性患者家里做核酸。

妈的笑死,起床室友告诉我国考延期等通知了,我问她之前有延期过吗(本意是想问这三年里)。
室友:上次国考延期还是嘉庆六年

想趁着脑子还没忘复盘一下今晚的
一开始是有几个人在河边的一颗大树下跳舞,吸引人群都聚集在了那里,真的很敬佩他们,今晚最勇敢的几个人,在人群聚集之前我甚至不敢拿出花束,只偷偷地藏在外套里。
并且他们的准备工作也很完备,有播音乐的音响,也带了扩音喇叭,这个喇叭成为了今天大家发言的重要工具。
在人群聚集起来后,有人往中间的空地上放了花,旁边的所谓社区工作人员立刻就试图阻止,于是人群蜂涌而上,大家都很坚定的同他们争论。
这些人的话术无非就是:
“现在是特殊时期,不要聚集,容易传染”
“那做核酸算不算聚集?”有人反问
他们哑口无言。
陆续的也有人开始分发蜡烛,我们传递着点燃,然后一起唱歌,中间的人说我们就是要跳舞,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跳舞,跳舞是人的天性。他说在今天之前我没有学过一天舞,但我就是要跳,人在学会走路之前就学会了跳舞,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跳舞。

看到不少人拿“用标准普通话喊口号”为理由质疑昨天成都望平街聚集人群的身份和动机。
成都市这些年一直以“宜居”为宣传点发力吸引外地人才来定居,过去10年也做到了新增常驻人口500万,这些人不可能都是“本地人”;我现在同事里就有很多外地人,在人口籍贯和方言混杂的环境中,在有外地同事的场合大家默认会讲普通话以提高沟通效率;哪怕不提过去10年间的人口流动,我爷爷是北方出生,因为当兵才辗转到了此地定居,到死都不会说四川话,他住的单位大院里这样的老人还不少;来四川定居的新疆人也很多,从我小学到初高中再到工作,身边总有说一口标准普通话的新疆同事和同学;更不提多年来出川就学和工作的本地年轻人有多少,你跟我说他们只会讲川普?以及,本地很多小朋友的方言输出能力已经不如普通话了,因为幼儿园和学校都在讲普通话,家长为了让孩子适应,干脆从他们学说话时开始就讲普通话。
以上并不是要表达现在本地常用语已经是普通话,但我觉得拿有没有说方言这点对昨天在望平街的人进行质疑根本站不住脚。
反而是每次的阴谋论者都复制粘贴高度一致的套话,连煽动者的人设都固定是“说港普的人”,却并不能提供任何的视频或语音证明。这才是泼脏水毫不费力吧。

去了成都的那个河边
和对岸的人一句一句的接四通桥宣言,像是
接上了某种暗号,两岸的人都备受鼓舞,声
音越来越大,终于听到了自己愤怒的回声
不要核酸要自由,不做奴才做公民,不要谎
言要尊严,不要皇帝要选票
整个人都在战栗,我还不习惯大声呐喊

记录一次以失败告终的实践。握紧彼此的手 

一个星期前,我们订了一大批花,几千块,恰好在今天晚上送到,2022年11月27日,乌鲁木齐中路被抬走的这一天。
下午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商量这些花该怎么办。该放花进来吗?要不要退货?我们用的是集体的钱,要通知管理的老师吗?如果要送,怎么送?以个人的名义还是带上集体的标签卡片?要让花进来。不能退货。不论以个人还是以集体,花必须送出去。花代表了我们能做的事。
不像是商议,更像是在相互确认,我们在问题的中间讲述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遭受的,分享此时此刻远方正在发生的。有位朋友在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花那样重要,不知道外面在发生什么事,后来她也像从前的我们那样,知道了,然后感到震惊与感动。
晚上花送到了校园门口。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花,就那么一箱箱地堆在地上。把它们拦在围护之外的警卫指着其中的一箱说,你看,还是白色的。
他们里有一个开始给领导打电话,叫来的领导又给他的领导打电话。

“不能进,一束两束还好,这种数量需要报备。”“你们是哪个学院的?老师叫什么名字?登记一下。”
“你们买这些是自发地吗?”
“为什么?这是我们花钱买的花,凭什么不能拿进来?”
“你给我们个解释!”
“解释,这要什么解释?”
“以前花是出过事的。”站的更远的那个警卫在和另一个解释。
“你们等一下,我们领导正在打电话。”
然后是漫长的等待。妈妈从那头给这头的女儿推进来好大一包衣服,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表。“白XX!”握着对讲机的警卫大声地喊着一个名字,视线跨过地上的花在人群中搜索。从角落里走出一个推着行李箱的女生。“放她进去!”
“让老板把花都拉回去吧,今天非常非常敏感,下次等局势缓和了再说。”老师撤回了一张同学们在校园广场上默哀的照片。
最后花还是让老板又拉回去了,“这些花将以学校的名义赠送给中医院的医生们。”老板出了个圆滑的主意。没有办法了,在门外守着的朋友只好各自带几枝花进来,藏在袖子里。

“这个不能带进去!”
“凭什么?!”
“同学,我请你把这个放回去!”
他顺势抽走了一支,没藏在袖子里的一朵。
我们不再等正在打电话的领导,还剩下七朵。一朵别在了衣服上,其他的被我们拿在手里。如果不是被阻拦,我们本不知道校园里有默哀活动。
尽管清楚默哀的人群应该早已被遣散,但我们还是拿着剩下的花来到广场。路上遇到许多两两结伴巡逻的警卫,还有拿着强光手电扫视墙壁的警卫。
广场上有十几个便衣,不是学生模样,看着我们拿花走过就跟在我们附近。我们装作短暂停留,然后离开,坐在草坪上,等待这一天结束。这七朵花就是剩下的所有了,我们好像什么也没有完成,什么也没有做到。
“望平街抓人了。”
“肯定会的。”
“乌鲁木齐中路的路牌被拆走了。”
我们大笑。
“没有人会在默哀的时候大笑”,我心想。
我们沉默地坐着,偶尔有远处的手电快速晃过眼睛,但什么也没照亮。
我们找了找广场上可能还存在的默哀痕迹,除了一张雅思广告,一包没吃完的零食,一条卧起来像花篮的流浪狗之外,什么也没有。
离开之前,我给站在广场上的便衣们拍了张照,忘记关闪光灯,好在没有人注意到。

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吧,没关系,都很厉害了。

遇到的第一个信息差异:解封时城市的疫情状况是什么样的?
我的视角里,静默百天的城市,尽管每天都有确诊病例报出,但感染者仍占少数。解封后的医疗资源挤兑可能会来自缓解新冠症状的药物紧缺、危重并发症患者救治资源不足等等。

不是的,这个版本的认知太落后了。城市是在半数(至少是很大一部分人)感染过,自愈过的情况下解开的。重要的一条规定是“有感冒症状者不参加核酸检测”,本应该用于疫情监测的手段(迟钝的,坏的,有效性值得商榷的手段)被有意屏蔽了。医院还是很挤,挤着的是还没感染的人和感染后想要治疗后遗症的人。
感染的人对感染讳莫如深,没感染的人为被感染担心受怕,但是否已感染这件事本身,没有人会给出答案,也不允许你知道答案,只能等到你出现症状的时候自行猜测。可笑至极,病毒反倒成了它自己的吹哨人。
疫病,后遗症,清算,逃难。正在发生什么,将要发生什么,我都不清楚。但我知道造成这种局面的是信息的全不透明,我也知道谁该为这不透明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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